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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

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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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余固信,日、支是天與的夫婦之國,失日本即無支那,失支那則日本之興隆與東亞之和平亦無望也。」──頭山滿

  那是風起雲湧的近代東亞,當時的思想界對於未來的各種想像層見疊出:征亞論、脫亞論、日清提携論、興亞論、清韓改造論、大東合邦論、支那保全論……左翼與右翼交鋒,彼此對立又彼此相生相成。當時活躍於東亞的頭山滿、平山周、宮崎滔天、川島浪速、內田良平、北一輝等日本的大陸浪人,既是「在野志士」,也是「流亡革命家」;他們秉持「大亞洲主義」的信念,並以性命付諸行動,與中國的革命黨人在這時代的浪潮下交會,激盪出千重波濤!

  1881年,平岡浩太郎與頭山滿等人創立「玄洋社」,該社與1901年創立的「黑龍會」以中國大陸和朝鮮為舞台,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充任密探或戰地工作員,為日軍蒐集情報、調查地形。這群在日本近代史上以「經營大陸」(主要指中國、朝鮮)為志的民間及部分政界與軍界人物,統稱為「大陸浪人」,又稱「支那浪人」。其成員大多支持大亞洲主義,主要活動於1870-1940年代,其中尤以辛亥革命前後的1897-1917這二十年間,與中國的關係最為密切。

  當時,由犬養毅、平岡浩太郎、陸羯南、三宅雪嶺等政界人士領銜的「東亞同文會」,其主要組成的青年學生和「精神社」成員,亦積極涉入中國局勢。同文會提倡「支那保全論」,此一論點推動大亞洲主義思潮邁向全盛,並促成日本浪人以實際行動參與中國的辛亥革命,他們與孫文及中國其他革命黨人密切往還,大舉提供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支持。

  本書聚焦於1897-1917這二十年間,日本的「大陸浪人」此一群體,並從「大亞洲主義」的理念角度,剖析其與孫文等中國革命黨人之間的關係。描繪出一幅近代中日「民間外交史」的圖景。

本書特色

  從「大亞洲主義」的理念角度,聚焦於1897-1917年間活躍在動盪東亞的日本「大陸浪人」,呈現出一部近代中日的「民間外交史」!

各界推薦

  辛亥革命研究專家章開沅教授專序推薦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軍


  1953年6月生於中國河南省開封市,碩士和博士生時代均師從辛亥革命研究開山者之一的章開沅教授,1987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院獲得中國大陸「中國近現代史」專攻方向的第一個「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現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職,現為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商經學部教授。

  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大陸浪人」和「大亞洲主義」,1995年獲財團法人孫中山研究會頒發「堀川哲男紀念賞」。代表著作:《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即本書舊版)、《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亞紀書房,1997年)、《日本右翼與日本社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聯日」と「抗日」のあいだ》(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年)等。
 

目錄

推薦序/章開沅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辛亥革命運動中的「異邦人別動隊」
第二節  冠冕堂皇的「時髦」「理論」──大亞洲主義誕生記

第二章 大亞洲主義溯源
第一節  大亞洲主義及其社會歷史土壤
第二節  明治初年的中國認識和亞洲願景
第三節  移植在亞洲土地上的「門羅主義」──「支那保全論」的誕生

第三章 大陸浪人的大亞洲主義
第一節  浪人與大亞洲主義的結合
第二節  從民權派的鬥士到右翼的巨頭──頭山滿的大亞洲主義
第三節  「半生夢覺懷落花」──宮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義」
第四節  「苦節十年並合謀」──內田良平的大亞洲主義
第五節  革命渦漩下的逆流而動者──川島浪速的大亞洲主義

第四章 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大陸浪人
第一節  「流亡革命家」與「在野志士」──興中會、同盟會時期的大陸浪人與革命運動
第二節  大風起兮「塵」飛揚──武昌起義前後的大陸浪人
第三節  「反省」和新的「確立」──辛亥革命之後的大陸浪人

第五章 同時代人的批判與歷史的反思
第一節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說和大亞洲主義的終結
第二節  大陸浪人的墮落與歷史的反思與教訓

後記
附錄 主要參考文獻一覽與文獻解題

 
 

推薦序

章開沅


  我不是宿命論者,但我相信人生確實有某些緣分。我與日本宮崎家族就有緣分,看似偶然,實寓必然。我從小是個書迷,曾在父親書房中看過中譯本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當時我已讀過《隋唐演義》之類的武俠小說,覺得宮崎滔天很像那充滿浪漫色彩的虯髯客,對中國如此熱心,仗義支援孫中山。長大以後研究辛亥革命,我更增進了對於滔天一家的了解。

  1966 年我被借調到北京,參與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 週年學術研討會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門突然打來電話,說是宮崎家世民與龍介在機場候機回國,臨行前想與我見面有所商談。我立即乘車前往,但不幸路途堵塞,及至趕到機場,飛機已經起飛,可說是失之交臂。至今我還弄不清他們為什麼要與我見面,很可能是有若干歷史文獻打算捐贈,因為我負責這方面的徵集工作,聯繫面比較廣泛,連「四大寇」尤列的兒子都從加拿大來信。不久文革爆發,十年蹉跎,根本未曾想過能與宮崎家族成員相遇。

  但是在1978 年春,黃興遺腹女德華與丈夫薛君度回國探親,約我一同前往長沙看望其長兄一歐。正巧一歐住院療養,熱情暢談辛亥前旅日往事,提及曾寄居宮崎家,其時滔天經濟異常困窘,靠演唱「浪花節」為生,寧可讓自己的兒女吃粗糧,也要保證一歐吃大米。說到深情之處,老人泣不成聲,但臨別時又興致勃勃地摹仿滔天演唱「浪花節」片段,這又重新喚醒了我對宮崎家族的敬重與癡迷。

  不久,日中友協(正統)奈良縣本部名譽會長北山康夫教授來我校(華中師範大學)訪問,他也是辛亥革命研究者,並且對宮崎滔天有濃厚興趣,回國後託專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滔天主編的《革命評論》贈送給我。

  我深受感動,立即在《人民日報》發表〈只教文章點點血,流作櫻花一片紅──宮崎滔天與中日友誼〉,初步介紹。文章篇幅很短,未想到卻引發日本學界與宮崎家族的注意。

  1979 年深秋,我有幸應邀訪問日本,在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引導下參觀東洋文庫,順便複製了宮崎滔天與梅屋莊吉檔案文獻兩套微縮膠卷。隨即又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小野川秀美教授雖已退休,但仍然邀我深夜長談,詳細介紹1970 年以來編輯出版《宮崎滔天全集》的經過,並贈送一套(共五卷)。同時也介紹了上村希美雄、渡邊京二、麥田靜雄等學者對於宮崎滔天及其家族的研究論著,建議我與他們加強聯絡。隨後狹間直樹教授又陪同我前往熊本參觀滔天故居(已作為孫中山紀念館;趙軍注:該紀念館現在的正式名稱是「荒尾市宮崎兄弟資料館」)與宮崎家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民間學術團體「滔天會」密切關注我的熊本之行。1980 年春,滔天孫女蕗苳在藤井升三教授陪同下率團前來華中師大與我懇談,並參觀武漢的辛亥革命遺址。我與蕗苳一見如故,從此成為海外知己,共同推動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特別是對於宮崎兄弟的研究。

  萬事齊備,只缺東風。東風者何?人也。當時我招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大多是學英語,連我自己也不通日語,手頭這一大批日文資料難以利用。幸好其中趙軍尚有日語基礎,是他知難而進,毅然選定「大陸浪人與辛亥革命」作為研究方向。當時師範院校經費支絀,連縮微膠卷閱讀器都沒有。他只有用電筒和紙盒製作自己的「土閱讀器」,勉強辨認這些寶貴資料。皇天不負苦心人,1981 年10 月,他居然寫成第一篇論文〈試論宮崎滔天與「支那革命主義」〉,在紀念辛亥革命70 週年國際學術會議上公開發表。由於視野廣闊,資料翔實,條分縷析,闡析精審,贏得中外學者廣泛好評,成為報刊比較看重的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年輕俊彥。

  最為令人感動的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島田虔次、狹間直樹諸教授及時支援,我們才有可能送趙軍到日本進一步深入研究這個課題。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一開始就把我當作「自己人」(竹內實語),狹間直樹家宴時,甚至讓他的小兒子高呼「章開沅先生萬歲」。趙軍去後受到這些前輩無微不至的關懷,他們從生活安排、語言訓練到攻讀必要課程,都做了周密安排,花費的精力甚至超過自己的學生。當然,趙軍也沒有辜負大家的熱切期望,終於寫成質量較高的博士學位論文,贏得中外學者的好評。此文在1991 年曾由中國大百科全書付梓問世,但美中不足的是誤植之處較多,且未經作者親自校閱,又做過較大刪節。現經作者認真修訂完善,想必能夠成為傳世佳作。

  作者離國多年,但仍極為熱愛祖國,更為關心母校,經常為華中師大提供許多助力。特別重要的是,在他的熱心聯絡下,我們不僅與宮崎家族保持將近三十年的密切交往,而且還與梅屋莊吉的後裔也成為海外知交,共同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貢獻。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宮崎滔天家藏文獻》及時出版,梅屋莊吉遺存文物在武漢舉辦展覽,都是我們共同營造的碩果。

  我很高興地看到,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在日本都有那麼多朝野友好人士,始終努力維護日中友好,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人相繼崛起,譜寫新的歷史篇章。天寒歲暮,然而心潮澎湃,東亞繁榮,前程如錦,有厚望焉。

章開沅 2019 年冬於武昌實齋
 

詳細資料

  • ISBN:9786267346723
  • 叢書系列:讀歷史
  • 規格:平裝 / 324頁 / 17 x 23 x 1.6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後記〉
 
研究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大陸浪人與大亞洲主義,對我來講,是多少有些「偶然性」因素促成的因緣。一是1979 年秋,我進入華中師範學院(今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師從章開沅先生攻讀「研究生」(當時還沒有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區分)課程時,章先生考慮到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關係研究是當時的學術「短板」之一,又是辛亥革命研究不可或缺的領域,加上我的第一外語是日語,於是建議我研究這個時期的中日關係史,但是具體突破口要由我自己來定。改革開放起步不久的當時,外語閱讀能力和外文資料的獲得是研究中外關係史兩大障礙。萬幸的是,章先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同日本學術界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的國內學者之一。除了日本學者的饋贈之外,他還利用出訪時節約下來的經費購買和複印了大量中日關係史方面的寶貴史料。屬於章先生私人的這些資料於是就成為我撰寫碩士學位論文《宮崎滔天與興中會》的基本史料。1981 年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武昌召開之際,我的〈試論宮崎滔天與支那革命主義〉有幸入選參會論文,並且作為該會「最年輕的學者」與會。在這次學術盛會上,我不但見到了野澤豐、島田虔次、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中村義、狹間直樹、森時彥等等一批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日本學者,向他們當面請教了許多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分科會上聽到狹間直樹教授對中國學者至今沒有人正面研究「大亞洲主義」和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講演深感不解的批評,感到深深的震撼,於是暗暗立下了攻克這個「難關」的決心。這是第二個「偶然性」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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