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十五世紀出生的湯瑪斯.摩爾,於十六世紀以拉丁文創作了《烏托邦》一書。到了十七世紀,與摩爾有著近似遭遇的吉伯特.伯納特(Gilbert Burnet),把此書翻譯成英文。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譯者再把伯納特的英文譯本翻譯入中文,此時距離拉丁原作已有五百年,也與伯納特的英文譯本相隔了四百年。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之中,首個遇到的問題,自然就是語言本身了。十七世紀的英文表達方式與選字用字,在今日看來已顯得過時,有時意義甚至還全然不同,因此除了勤勞翻查字典,譯者也運用在臺師大翻譯所博士課程裡學習兩年的拉丁文,藉由解讀拉丁文來進一步確認摩爾的原意。
以現代眼光看來,不論是摩爾的拉丁文,還是伯納特的英文,《烏托邦》都是一本艱澀難懂的書籍,語法結構複雜、修辭手法迥異、句型冗長,得花費許多氣力與精神才能讀懂其中的涵義。因此,抉擇翻譯策略時,譯者決定與時俱進,採用現代中文詮釋本書,而非選用相應於十七世紀古英文的中文古文,又因為書中內容是以對話組成,因此用字也傾向以口說呈現。這麼做的主要用意,自然是希望讀者能輕鬆讀完本書,不會感到過於吃重。然而,譯者卻也刻意保留原文隨處可見的「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ve),這種負負得正的修辭法,在追求效率溝通的現代顯得囉唆、拐彎抹角,但卻能彰顯出摩爾試圖鼓勵哲學性思考的意圖,同時也可挑戰一下中文讀者的閱讀樂趣。至於虛構的人名與譯名,譯者大多以拉丁文的發音,以音譯方式處理。
「烏托邦」是個理想國、是個快樂無憂之地、是個人人都嚮往的國度,但其實根本就是個不存在的虛構國度。儘管如此,繼摩爾之後,世代人們持續憧憬著這個地方,說明了人類有著共有的渴望與需求。對現代人而言,簡樸有序、共享財產、與大地共處的烏托邦社會,依舊是充滿了吸引力,原因不外乎是因為烏托邦文化可以解決不少現代人遇到的問題。舉例來說,當代社會孤立問題,因為網路、個人主義、COVID 疫情等種種原因,導致現代人一整天都沒有個講話對象,更別提談心的機會,但烏托邦社會講求共同生活,鼓勵用餐時間世代可以交流往來,顯得別具凝聚力,更不用擔心孤立行為引發的孤獨、自殺等問題。此外,烏托邦社會對病患尤其悉心照料,還保證有工可做、更享有教育學習的機會,整體生活顯得更為有保障,豈不是現代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模式。
支撐烏托邦社會運作的是公眾價值觀,由於財產共有的關係,需要什麼就索取什麼,根本就不需要交易用的貨幣,也因為沒有匱乏感,所以人不會貪心。就連貴金屬在烏托邦社會裡的地位,也顯得十分有趣。烏托邦人把黃金用來做成便壺和便座,也做成限制犯人行動的鎖鏈。當黃金成了排泄物的去處和限制自由的枷鎖,那又怎會享有什麼特殊待遇呢?如此一來,由於其他鄰國十分看重黃金,打仗時烏托邦也需要拿出黃金來交易,但因為人民不看重黃金,也不會捨不得,所以一有需要,烏托邦人民就會願意拿出身邊的黃金。
現代而言,烏托邦的魅力終究是落在社會改革與理想國度的概念方面,而烏托邦總能啟發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藉由探討烏托邦的社會制度,反思現實社會,思索可以進行改善的地方,追求公正、和睦的社會。另外,文學領域裡頭,由烏托邦而起的創作蓬勃發展,甚至還興起了「反烏托邦文學」,反烏托邦是一種極端壓抑和控管的社會制度,人們的生活既絕望又無奈。無論是哪一種文學創作,總是能激發人類討論,學習捍衛自由與人權,也探索良善社會的可能性。
《烏托邦》這麼一本書,影響力竟是如此之大,原因應該就是因為人類具備了宇宙間的奧祕思考能力,所以想必這道哲學議題依舊會持續熱燒,也算是達成了摩爾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