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葛兆光（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一九六五年，楊聯陞先生與何炳棣先生論學，曾自謙說自己只不過是「開雜貨鋪的」，可就連一向極度自負的何炳棣，也不得不稱讚楊聯陞的雜貨鋪裡「貨源充足」，還希望楊聯陞能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和他聯手在美國唱一齣中國學的大戲。這種說法的背景、動機和潛臺詞是什麼，這裡暫且不論。據何炳棣的回憶錄記載，楊聯陞曾把何炳棣喚作「歷史家」，把自己叫作「漢學家」（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十七章），這個說法卻讓我有一些感想。
確實，在治學上楊聯陞先生和歐洲漢學風格接近（和日本東洋學也有相通之處，楊聯陞非常熟悉日本學者的研究），他除了早年以《晉書食貨志譯注》為名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外，一生中至少大半精力，都用在回應四面八方各種學問和書籍上，基本上沒有做過特別完整的專題研究，總是今天寫這個書評，明天寫那個書評；今天為了一個人的問題找資料，明天為了另一個人的問題查文獻，這很像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之為「漢學員警」。伯希和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嚴厲審視各種論著，用意大概是懸高標杆的評論，提升這一領域的水準。楊聯陞也很像他，作為國際漢學界的評審者，楊聯陞用書評品評高下，作用其實也是避免這一研究領域向下沉淪（參看楊聯陞關於寫書評的講話）。為此，他不得不追蹤各種並不屬於他本人專業範圍的研究，不僅要瀏覽英文、法文、中文和日文的著作，還要涉獵傳統中國的考古、歷史、宗教、語言、文學甚至四裔之學。大概十年前，我曾經問過余英時先生，楊先生是否因為這種興趣和風格，耽擱了他自己專心撰寫一部能夠流芳百世的名著？
在這部《漢學散論》中，你看到的也是長長短短的「談史」，針對論著的「評說」，各類學術著作的「序跋」，你很難給它們歸類，也很難把它們看成是某一領域的專門之學。不過，正如余英時先生跟我說的，有人喜歡成為狐狸，有人就喜歡成為刺蝟蝟，做一個狹窄領域精深的專家當然難，但在不同領域都持有衡量裁斷能力的通人更難。因此，楊聯陞先生雖然沒有寫出「大部頭」，但是寫這些看似竹頭木屑的雜著，更需要廣博的知識、深刻的洞見，以及一針見血的文字。
學術意義大小，並不按照體積或重量計算，不一定長篇就勝過短札。這不只是歐洲漢學傳統，也是中國學術傳統。清代學術史上的一些精彩成就，往往就在札記、序跋或通信中，從顧炎武《日知錄》到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大抵都是如此。以前，有人曾諷刺錢鍾書《管錐編》如同一地碎錢，串不起來，不能成為大理論大體系，但錢鍾書就說過，那些理論體系一旦崩塌，就如同七寶樓臺拆下來，不成片段，還不如實實在在的碎錢。現在我們回看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克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留下來各種論著，並不完全像現代規範學術論著，有學術史回顧、方法論描述、整齊的章節、規範的注釋、全面的敘述、完善的結論、細大不捐的參考文獻目錄，有時候甚至會用「Mélange」（雜纂）來命名，這些長短不一的文字，往往三言兩語，直奔要害，就彷彿古人所說，那就像直入中軍帳下，斬將奪旗而還。
經歷二戰，國際中國研究領域出現學術權勢的轉移，楊聯陞身處國際中國研究領域的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代，正是歐洲漢學退潮而美國中國學勃興的關鍵時期，楊聯陞雖然身處美國哈佛重鎮，但他顯然更偏愛歐洲漢學和日本東洋學，但偏偏這個時候，哈佛大學卻引領了中國研究風氣的大轉移。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引領美國中國學開始偏離歐洲漢學傳統，我在《楊聯陞日記》裡多次看到他提及兩種學術傳統的衝突。最近，我在李若虹博士的《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出）一書中再一次看到，一九五五年葉理綏（Serge Elisseeff，1889-1975）卸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之後，一九五六年楊聯陞和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對以費正清為首的哈佛中國學取向轉變的痛心疾首，甚至到了「捶桌子、痛哭流涕的地步」。但時勢畢竟不能不轉移，二十世紀下半葉，歐洲傳統漢學那種重視歷史和語言功夫（想想為什麼當年以「歷史語言」為研究所名），強調發掘與考證文獻（包括邊緣史料和出土文書），偏愛四裔之學（也就是傅斯年所謂「虜學」）的取向，終究被美國中國學那種關懷近現代中國、擁有宏大視野，和強調社會科學理論的風氣所取代，而楊聯陞也好像成了最後兼秉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傳統的華裔學者，至少是之一。
這部《漢學散論》收集的楊聯陞作品，就是這類看上去細碎，實際上有意義的文字。我當然理解，為了保存先人文字，編者蔣力只能不計精粗，廣采博收，所以集子中的文章不免內容頗雜，不一定都是專門的學術論文，更不一定都反映楊聯陞的風格。其中，像討論漢末黃巾軍、五胡亂華前胡族內遷，玄奘的事蹟、中國書法等，大體上還是一般歷史的歸納和敘述，不過，像討論孫念禮（Nancy Lee Swann）、馬伯樂（Henri Maspero）和張鳳、懷履光、魯惟一、余英時的那些書評和序跋，則涉及了經濟史、簡牘、青銅器、漢代行政和近世商賈等各種專門領域，關於古代遊戲六博和西伯利亞漢鏡銘文的討論，也讓我們驚歎他的興趣和涉獵之廣，而關於龍谷大學所藏西域文書和唐代均田制的討論，敦煌文書中九四二年後晉皇帝致契丹皇帝書信的研究，以及《元典章》的討論，則讓我們更領略了他學問的淵博。
前面特別提及楊聯陞治學有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傳統的流風餘韻，只是為了提示他在海外中國學史上的位置和意義，並不是對他學問的全面評述。前輩學人的這些文字，不可輕易揚棄，值得一讀再讀。記得蔣力先生所編楊聯陞書信集《蓮生書簡》，曾收在一套叫「碎金」的叢書中，我很喜歡「碎金」這個詞，因為這些文字確實就像散落的碎金，把它們重新拾起來，細細掂量和品味，也許，可以向前輩兌換很多學術啟迪。
自序
寫在書前
蔣力
聯陞與聯經有緣，這個「緣」，始自一九八三年，那年，楊聯陞先生的《國史探微》由聯經出版。《國史探微》是楊聯陞的第一本中文著作。
此後，楊聯陞的中文著作陸續出版，計有：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灣聯經）；《楊聯陞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後易名《中國語文劄記》，換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中國制度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後併入鳳凰出版集團）；《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洪業、楊聯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後有貴州版和中華書局版）；《國史探微》則在聯經版之後，出了遼寧教育版、新星版和中信版。
二○○三年起，我獨立編輯或參與編輯的有：
《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商務印書館，修訂本去掉了副題）；《漢學書評》（商務）；《蓮生書簡》（商務）；《東漢的豪族》，（商務）；另有一冊我寫的《楊聯陞別傳》，也在商務出版。
前後相加，這四十年出版的中文版楊著已逾十冊，涉及到大陸、臺灣、香港的十餘家出版社。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篇章未入集，主要是楊聯陞的英文著述，而物色一位合適的譯者也非易事。於此必須感謝清華大學退休教授王存誠先生（我尊敬的長輩）、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蔣豐（我的胞弟）和上海新東方學校的教師陳晟（我的青年朋友）等幾位譯者。存誠先生與我合作多年，他翻譯楊著的成果，最初體現於《漢學書評》那本書。我曾以為，收入那本書的楊聯陞書評，已經「十得其九」。此語是楊聯陞對《國史探微》書後附錄的〈楊聯陞先生論著目錄〉的評語。未曾想，《漢學書評》出版後，存誠先生又在數種英文刊物上找到近二十篇書評，此外還有楊聯陞為《漢學要籍綱目》撰寫的近百條簡介。他將這些文字全部譯成中文給了我，在我的電腦裡棲息了六年。
這幾年裡，一直不斷有人向我提供楊聯陞早年（即赴美深造之前）發表文章的資訊，比如：在清華求學時發表在校刊上的數百字小文，發表在《大公報》副刊的小論文等。這組文章與前述譯文，若編為一書，略有駁雜之嫌；若待編全集時分類編入，又不知待到何時。我粗編出《漢學散論》書稿後，按說可以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很不好意思的是，我答應給商務的另兩部書稿：《楊聯陞年譜》和《楊聯陞日記詩抄》都尚未編完。若以此替代，又不是我的本意。恰在此時，為編輯余英時先生的遺作，聯經的陳逸華兄與我取得聯繫，且在二○二三年春夏間跨海登陸，到我在北京的寒舍盤桓了一個上午。是年，聯經版《國史探微》再版，我依外公楊聯陞提示而指出的二、三處錯謬都得以修正。逸華告我：二○二四年是聯經建社五十周年。我告訴逸華，二○二四年是楊聯陞誕辰一百一十周年。聯陞與聯經，聯經與聯陞，在這個特殊的年分裡再次相遇，出版《漢學散論》一書，意義當大於紀念矣。
聯經為編好《漢學散論》，配備了經驗豐富的資深編輯、出版主編孟繁珍，與我多次聯繫，確定了編目，大致分為談史、評說、記序、學記、論述五個部分。其中除楊聯陞的早年文章之外，還有他最擅長的學術書評、為本人及他人著述所作的序文、學術演講、漢學新書推介及數篇學術論文。絕大部分文章都是第一次編入他的文集。文章指向不一，無法概括，定名《漢學散論》，或可視作與楊聯陞半個世紀前出版的英文論集《Excursions in Sinology》書名的遙相呼應。
一九八二年歲末，楊聯陞作《國史探微》一書自序，開篇寫道：「歲暮天涯，時覺岑寂，忽然接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寄來的《國史探微》全書分頁校樣，知道此書不久可以問世，為之一喜。」二○二三年歲暮，我為《漢學散論》作〈寫在書前〉，自認為此時對先人的岑寂感又有了些新的體會，或是我已到了接近他寫那篇自序的年齡？春暖花開時節，我又對自己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潤，就等待「為之一喜」的時刻了。
二○二四年四月十日記於上海守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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