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錯覺：意識形態混戰下的謬誤與真相【軟精裝典藏版】

　　許多人主張，只有通過政府的積極干預、財富的再分配，或強制性的平權政策，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機會均等。面對這樣的論點，索威爾在《不平等的錯覺》中，試圖打破這種過度簡化的「社會正義」迷思，並揭露其背後常見的陷阱。他認為將社會結果的差異過度簡化地歸因於單一因素，例如歧視，並未考慮到歷史、文化、地理等複雜因素的影響，最終可能導致適得其反的政策結果。

　　是時候重新審視看似正義的理念，直擊不平等的真正根源：
　　－社會上的機會應該是均等的嗎？
　　－相信「基因決定論」就是歧視嗎？
　　－教育平權政策是否能夠真正提升弱勢群體的地位？
　　－最低工資法就可以為勞工帶來保障嗎？
　　－對富人課徵高稅率就可以讓窮人變有錢嗎？

　　本書作者索威爾，身為美國保守派經濟學大師，透過這本書給覺醒派的一記當頭棒喝，再次向政府和人民呼籲，停止那些無法實證的口號。也如美國大法官小奧利佛‧霍姆斯曾說：「口號延誤深度分析五十年」。已經有太多口號，以公平正義願景包裝，延誤了分析超過五十年仍在持續。無論公平正義的願景多麼吸引人，關鍵問題，還是目前的維繫公平正義的方式，是否真的能導向社會實現願景。

　　本書透過五個章節，逐一拆解以下議題：

　　【機會均等悖論】
　　在現實社會中，即便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的起點，結果的均等卻難以實現。索威爾深入探討了機會均等與結果均等之間的悖論，揭示了影響結果的諸多隱藏因素。

　　【種族歧視悖論】
　　分析種族歧視在社會中的多層次影響，並質疑將所有經濟與社會不平等歸因於種族歧視的簡化邏輯。

　　【棋子悖論】
　　批判了那些將個人視作社會正義「棋子」的政策，指出這些政策往往忽略了個體自由和選擇的價值，導致了預期之外的負面效果。
　
　　【知識悖論】
　　討論了知識菁英在推動社會變革過程中的角色，警告過度依賴菁英決策可能導致政策失敗和社會倒退。

　　【言詞、行為與危險】
　　探討了社會運動中言辭與行為的潛在風險，強調對政策結果的審慎思考，避免因「善意」而引發的「惡果」。

　　本書不僅是對經濟學與社會學的深入探索，也是對當今社會思潮的有力批判，旨在引導讀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平等與正義，重新審視我們所處的世界。
 

作者簡介

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

　　1930年生，年逾90高齡，至今仍是美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觀點深受西方國家學界與群眾歡迎。美國知名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將索威爾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

　　索威爾作為經濟學大師，也是出色的政治評論家，在社會學和哲學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尤其是他反對社會主義，以及透過保守主義的論點擊破自由主義的缺陷。在右派知識分子當中，索威爾非裔美國人的身分看起來格外醒目。

　　他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父親在他出生前去世、母親要扶養四個兄姐而無力承擔，索威爾被姨婆和表親收養，並在紐約度過他的少年時光，學業表現優秀的他卻因經濟問題被迫中學輟學；為了生活他做過各式工作，甚至還參加過布魯克林道奇隊（現在的洛杉磯道奇）的選拔，顛沛流離的早年生活讓索威爾深刻體會社會底層的樣貌，但這無礙於後來的他成為一名保守主義學者，反而更能體察社會的根本問題。

　　韓戰期間受美軍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擔任隨軍攝影師。索威爾是一個努力上進的人，退伍後半工半讀，在霍華德大學夜間部的優異表現，受到推薦錄取了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時獲得極優等（Magna Cum Laude）的拉丁榮譽學位。接著一路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取得學位後投入教職，前後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布蘭戴斯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曾在華府著名的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任職；1980年起擔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至今。

　　1970年代起，索威爾出版大量著作啟發社會大眾，甚至受到美國政府的關注，曾被雷根總統延攬入閣，然而他婉拒出任華府官職。即便如此，近半個世紀，索威爾仍持續發揮他的影響力，在1990年獲得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頒發之法蘭西斯．鮑伊爾獎，並於2002年得到美國國家人文獎章，肯定他在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術領域的成就。

譯者簡介

周宜芳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職於金融業、出版業，現為自由譯者，作品目前累計四十餘種。賜教信箱：yifang.chou@icloud.com。
 

第1章 機會均等悖論

早在十八世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筆下的「大自然在人與人之間建構了均等，人類在人與人之間設置了不均等」，就已經表達出社會正義願景的精義。 在盧梭設想的世界，人無論階級、種族和其他類別，從事任何事務都享有均等的機會（chance）——也就是所謂「所有其他條件均等」。但是，影響結果的其他條件愈多，所有其他條件均等的可能性就愈低。

在現實世界，我們幾乎看不到預期「所有影響因素相同」之下會出現的那種均等結果。就算是在機會（opportunity）均等的社會（意思是用同樣的標準來評判每個人），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也不一定會想要做同樣的事，投入的時間、心力來培養同樣的技術和能力，更是不在話下。

以美國體壇為例，職業籃球的黑人球員比例偏高，職業網球則是白人球員比例偏高，而在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西班牙裔球員的人數也高到不成比例。在職業曲棍球界，雖然美國隊伍數量多於加拿大，加拿大球員卻比美國球員多——儘管美國人口超過加拿大人口八倍。此外，在國家冰球聯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NHL），遠自四千英里之外的瑞典球員人數比加州球員人數還多，雖然加州人口幾乎是瑞典人口的四倍。

諸多不均條件當中，氣候差異便是其一。在寒冷的氣候區，水道一冰凍就是一連好幾個月，因此有更多人有更多機會在成長過程中培養打曲棍球的基本重要技能——溜冰。這種氣候在加拿大和瑞典比在美國（特別是加州）更為常見。

特定群體某些能力發展的增進和阻礙，受到諸多差異因素所影響，氣候差異只是其中之一。

社會正義願景的核心假設如下：人類之間在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差距遠遠超越先天能力的差距，因此這些差距是剝削和歧視等人類惡行之影響的證明或確據。

不同群體（無論是階級、種族或國家）之所以無法在經濟或其他方面獲得均等、甚至有可以相提並論的成果，這些所謂的惡行確實是眾多阻礙的一部分。但是，人類惡行絕對不是主宰經濟不均及其他差距的唯一原因。

把結果的不均等自動歸因於主流多數對從屬少數的歧視，這種論點很難站得住腳，因為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以及在歷史上許多時期，都有許多從屬少數群體掌握經濟優勢、勝過主流多數群體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