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補習和應景
此集所收舊作多涉及古代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議題,如今匯為一編,可算是對我荒廢已久的早年學業作個盤點交代。其間的因緣際會,所歷的文運人事,跌宕衝突中曾如何歪打正著,挫折歧途上又何以有所玉成,且容我下文委曲道來。
我於一九六三年入讀陝西師大中文系,次年秋季學期結束,以「思想反動」罪名受開除學籍處分。此後厄運接踵而來,先是被迫到強勞工廠當就業工人,後又以「妄圖與敵掛鉤」罪被判處勞教三年,獲釋後城市不准住,被迫到農村落戶,當了好多年農民。直至老毛死後,形勢有所變化,上述罪名始獲平反,一九七九年,我才得以返回原居住地西安市。那年全國高校開招碩士研究生,我輟學已十三年之久,欣逢此「人生能得幾回搏」的機會,便抓緊時機,惡補數月後參加考試,竟有幸獲得錄取,於當年秋季入讀陝西師大中文系古代文學碩士班。兩年後,我提交學位論文〈韓偓詩析論〉。不巧正逢反精神污染運動,答辯委員會忽然翻臉,定性該文有「欣賞色情和宣揚人性論」的嚴重錯誤,徑直取消了我的答辯資格。後經我抗辯申訴,校方聊作折中處理,責成我另寫一篇有關人民詩人杜甫的論文。就這樣拖延一年之久,補寫的學位論文終獲答辯通過,好壞算是擁有了可申請教職的碩士學位。
但經此一番折騰,檔案內又加入不良評語,我畢業後多方申請教職,一直四處碰壁,最後去面向成人進修的廣播電視大學,當上了補習班學員的輔導教師。後來聽話西安交通大學開辦了一個培訓高校梯隊領導的雙學位班,需要給學員開設政治、經濟、哲學和文藝的西方現代思潮課程,前三個課程均已開出,獨有西方現代文藝思潮課找不到應聘的教師。我自告奮勇,經友人推薦,前往應聘,校方出於應急,立即聘用了我。好在我讀研時泛覽過能借到手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文藝理論,應聘後又四處搜集零星的英文資料,就這樣邊補習邊授課,把那門倉促上陣的課程教得頗有聲色。這門課程教了三四年,我曾編寫〈西方現代文藝思潮〉講稿一冊,同時與友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宮布利希的名作《藝術的歷程》(The Story of Art by E. H. Gombrich)。
東行遇阻,只好轉而向西,為做好本職工作,我從此一頭栽進西方後現代批評理論。讀研時專修的學業,從此便遠拋到腦後。一九八六年,大陸知識界吹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風,我在西安高校巡迴演講存在主義等現代思潮,乃至聳人聽聞的美國性革命。那年夏天,在西安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結識了「婦女研究」叢書主編李小江教授。她正在為叢書物色作者,同時還組織人員翻譯西蒙娜•波娃的《第二性》。我對她要編輯出版的叢書尚無什麼認識,只是憑著自己對西方現代文藝思潮和女性主義批評的一知半解,初次交談,便與她談得頗為投機。她話她覺得我的知識結構符合她組稿的要求,想約我寫一本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史的專著,並鼓勵我話,我具備完成此書的條件。
我當時尚屬被排斥在學界之外的異類,有主編約稿,何樂而不為。教書之餘,遂全力投入古代才女軼事及相關詩詞作品的研讀。經此一番應急補習,在次年的叢書作者討論會上,我暢談自己的構思,最後確定書稿標題為《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所納入論述的內容並不限於才女的作品,也檢討了大量男性作者有關女性的書寫。書稿寫得快也出得快,曾被槍斃的「艷情詩」小題目終得以起死回生,升級為一部貫串性別論述的詩詞研究專著。在此後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持續參與李小江主導的婦女研究,先是接下了她的《第二性》中譯稿部分篇章,完成了該書第十章「五位作家筆下的女人神話」。接著又參與她主導的另一叢書,完成了題為《女權主義與文學》的小冊子。與此同時,還接受另一位出版策劃人的稿約和資助,完成了一部題曰《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稿。就在這古今中外兩頭補習,分別應景的形勢下,我算是摸索著運用社會性別研究的理論,重返古典文學研究的園地。
《風騷與艷情》出版後,國內學界並無明顯的正面反應,反被該書出版社所在地河南省的公安望文生義,列入了掃黃書目。此輩只知把「風騷」一詞與「風騷娘們」掛鉤,卻不知「風」是指《國風》,「騷」是指《離騷》,兩字合為一專有名詞,泛稱古代文學中的風騷傳統。乍聞出版社編輯告知此鬧劇,我只有滿懷荒誕感,無奈苦笑而已。
身為理工科大學的語文教師,在交大工作期間,我從未受邀參加國內有關古代文學的學術會議。一九九三年暑期,我初次參加的此類學術研討會是在耶魯大學東亞系。系主任孫康宜教授曾列《風騷與艷情》為其明清婦女文學討論課的參考書目,我因此而得以榮獲大會邀請。接到通知時,我正在披覽史震林的《西青散記》。為參加這次議題為「明清婦女與文學」的會議,我又是經一番應急補習,就書中有關雙卿其人其作所涉及的問題趕寫了一篇會議論文,題曰〈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此文在會上宣讀後,給與會諸人及本系教授稍留下可嘉印象。次年春,該系急需聘用一中文教師,區區在下,遂得以應聘耶魯,前往東亞系教起中文。
我在耶魯教中文十八年,教學生話國語認漢字是我的專業,課餘編教材算我的業績。再加上課程繁多,得耐心摸索對外漢語教學的方法,從此便與古典文學,乃至西方現代批評理論,全都日漸拉遠了距離。
身在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世界,發言可無所顧忌,著述可獨出心裁,我既已託身筆墨生涯,自當抓緊命運所賜的良機。對我來話,守住這穩定的職業,能維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本已心滿意足。學院學術的成績和名分,實於我無關緊要。竊以為,真正要緊的是,應趁自己還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爭取多發表在中共極權下不許話,不許寫,話了和寫了會獲罪的言論和文字。我自思自忖,既已揹上反動罪名,索性就正經八百地反動出個名堂來。「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沉吟著這首唐詩,我毅然決定,磨礪批判的筆鋒,此其時矣!我從此立志,把寫作重點對準中共的罪惡和謬話,寫起了批共評毛的短評長論。移居美國近三十年,我批共評毛的文集和專著已在港台出版多種,遇到相關的會議邀請,我總是踴躍參與,哪怕會因此而付出返大陸探親遭遇麻煩的代價。
從此以後,我很少有心思和精力涉及文學研究的問題,古代文學的學術研討會至今僅參加過兩次。一次是應曾訪學耶魯的張宏生教授之邀,參加了他在南大主辦的「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研討會。我臨陣磨槍,草就題曰〈泛文和泛情〉的長篇論文,討論清代文人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另一次是蒙孫康宜教授推薦,榮獲台灣中研院文哲所邀請,出席「記傳、記遊與記事──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利用暑期休假趕寫了會議論文,題曰〈悼亡和回憶—論清代憶語體散文的敘事〉。會後出版論文集,文哲所編輯覺得我的論文寫得像散文隨筆,曾好意建議我修改得更學院學術一些,我無意再做返工活,遂自動放棄入選。
此集還收有其他發表在刊物上的論文和書評,也多屬應編輯或作者要求而趕寫的急就章,均非長期鑽研,深耕細作的成果。記得《萬象》初創刊,主編陸灝常約我撰稿。有一次他告訴我,一位日本學者曾向他提及明人王次回及其《疑雨集》,並宣稱很欣賞王的艷情詩。陸主編一時頗為好奇,想約我寫篇相關的稿子。我在師大讀本科時曾翻閱此書,幾十年後,早已印象淡薄。該稿約再次喚起我奢談艷情的興致,於是從耶魯圖書館借到該書的石印本,補習一陣,交上了一篇題曰〈詞淫和意淫〉的評論。至於〈辭賦論述及其策略〉一文,則是一本題曰《性別與家國》的新書在台北出版,《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編輯隨即郵遞給我一冊,催促我寫篇書評。我秉筆直書,就書中值得商榷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極具爭議的意見。
詩人楊煉與我有通信往來,他的詩集《艷詩》尚未在台北出版,即把全稿電郵傳給我,希望獲得我回應,我讀後十分讚賞,立即撰文,長篇大論,趕在該書出版前於《萬象》刊出書評。〈意淫乳房〉一文之草成,則緣於我那篇舊文〈面對乳房〉中有句話受到張宏生教授質疑,他緊接著傳來幾首清人詠乳詞,供我參考。我繼而上網廣搜資料,追根溯源,從剖析古代文人詠乳詩詞切入脈絡,解構了中國形而下食色文化中人乳養生的陋習。此文所涉及的話題比較敏感,至今尚未在印刷刊物上正式刊登。〈羨憎交織的他者〉一文之草就則緣於《閹割與狂狷》的作者贈書給我。作者乃師大校友,他本希望我作出嘉許的回應,然而我拜讀此書後並不認同,更撰文嚴肅評論,實事求是地剖析了該書所涉及的大陸學人心態及學風問題,最終得罪了作者。
至於我那篇被教授們一棍子打死的〈韓偓詩析論〉,離開師大後,我已把其中論《翰林集》的部份改寫成〈晚唐詩人韓偓〉,在《陝西師大學報》發表,論述《香奩集》的部份則刪繁就簡,分別納入《風騷與艷情》中的不同章節。八十年代初,韓偓的香奩詩尚屬禁區,我草就此文時手頭只有一冊《關中叢書》本的《吳評韓翰林集》,別無其他可參考的相關文字。當時僅憑一己之見放言無忌,貿然上陣後,竟吃了槍打出頭鳥的大虧。近年來有關韓偓詩文的注釋本陸續出版,論述其生平和詩作的文章日益增多,韓偓其人其作幾乎成為大陸晚唐詩研究領域的顯學。我近日購得吳在慶教授編註的《韓偓集繫年校註》,通讀此巨編,受益良多,一時間不揣鄙陋,竟動起再為馮婦之念。於是翻出四十多年前的手稿,重新修訂,算是完成了自我補考的功課,題曰〈從金閨翰苑到避地流亡—韓偓生平及其詩作評述〉。現列入本集首篇,以雪我flunk之恥。
當初系領導責成我另寫論文,因擔心我重犯錯誤,便特別限定命題,指令我論述人民詩人杜甫的詩作。我實在不想重複「三吏」、「三別」之類被寫濫了的論題,經慎重查閱資料,發現尚未見有人論述老杜詠物詩的文章。我於是精讀仇兆鰲《杜詩詳註》,草成〈試論杜甫的詠物詩〉一文,提交答辯,有幸順利過關。近日重讀此文,對比網上所見近年來同類文章,自覺我這篇寫於四十多年前的舊文仍不算過時,遂稍作修訂,更名〈杜甫詠物詩發微〉,收入本集。
〈白居易在長安〉一文寫於我在西安交大教書時。有一天校領導給我們語文教研室發來指示,話是據傳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長安當官時,在交大校園所在地居住過,讓我們語文教師考據此事,上交一篇論證的文章。當時校領導正在籌劃百年校慶,為增添校園內的人文景觀,準備修建白居易紀念亭一座。我是教研室內唯一獲古代文學碩士的教師,此任務遂攤派到我頭上。白居易當年在長安幾進幾出,涉及到從政、交友以及諸多詩文創作問題,我覺得領導的功利性指令未免把如此大的題目縮小作了。倉促接活後,我就按自己的構思長篇大論,統攝了詩人在長安生活的一幅全景圖。其時正當「六四」屠城之後,我因參與抗議遊行,仍處於公安局來人反覆審訊調查的威脅中。我在教研室撰寫此文,臨街窗外,常傳來警車四處抓捕的警笛長嘯,有時會驚得我一瞬間作出準備逃跑的打算。在該文結尾有關「甘露之變」的描述中,我撫今追昔,筆下不自覺地融入了自己當時所感受的恐怖。
綜上所述,此集所收文字多為某一機緣下有所激發而匆迫草就,並非按部就班,長期精研的學術成果。現將這些文字作為我的治學自傳編排如下,其內容未必經得起嚴格的學術審核,僅望整體上的可讀性或可激發讀者各自會心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