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距離本書英文原本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問世的一天，轉瞬間已經過了六年多的時間。在拙著出版後，很感恩有不少專家學者，分別對這本小書作出介紹，並在學術期刊和網絡平臺發表書評，提出很多具建設性和中肯的意見，對我日後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甚有助益。在中文書評方面，我特別希望介紹林榮盛先生在《新史學》所作的評論。榮盛對書稿的分析全面，見解合理，且不吝指正書中的錯漏和可以改善的地方，就此我要再次向他表示感謝。同時，我也希望藉著這個機會，感謝亞洲研究專家大會（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在2019年頒發給The Blue Frontier「人文學科專家評鑑圖書獎」（Specialist Publication Accolade in the Humanities）的特別殊榮，無疑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勵。坦白說，對於同行的專業認可，實在是受之有愧，希望能藉此簡要的紀錄以表謝意。

　　除了這些書評之外，這兩年在不同場合，我也有機會跟讀者與學生交流心得。其中比較常見的問題，大致是懷疑「清朝真的是一個海權國家嗎？」；「將清代與明代相比，滿人在海事、海權發展等各方面其實有所不及」。就著這兩類意見，請容許我在這裡稍作回應。首先，The Blue Frontier的重點，是要印證十八世紀的清朝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這種解讀並不代表盛清一朝就是一個海權大國。我寫作的目的，無非是希望合理地還原清帝國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era）的海洋關懷，以及它對海疆的籌劃和管治；又或者可以說，是探尋一個大陸型帝國如何籌海。我刻意提出盛清沒有「漠視海疆」的原因也很簡單，主要是因為在可見的研究基礎上（特別是歐美學界），我們不太習慣討論十八世紀中國和海洋的關係。除了一些針對短線和長線海貿、文化交流的主題之外，彷彿就沒有其他值得深入討論的論題。如是者，The Blue Frontier的其中一個願景，就是祈望喚醒大眾對清帝國當時在海疆、海事、海洋等方面發展的關注，試圖平衡清朝在中、北亞彰顯陸權的一段歷史。正如我在書稿中所強調的，如果要審視滿清是不是一個近代早期的亞洲帝國，就不應該忽略它對海疆的計畫。畢竟中國的海岸線延綿千里，統治者不可能視而不見、置諸不理。康熙帝對洋面「防閒巡警」等事，也大多表示「勿致疏縱」；雍正帝亦有「海疆緊要」，「務必籌劃萬全」的批示；而乾隆帝則曾多番提醒當地官員要注意海事防務，定時「會勘洋面」，以期「海疆寧謔，口岸肅清」；「洋盜根株盡絕」，「估舶往來安行」。

　　當然，只是倡議清朝沒有「漠視」海疆並不足夠。觀乎古今中外，絕大部分的大陸國家都不會放棄它們對海疆的管理。我在書中便特別說明盛清一代針對海務事宜的治理特色，試圖把它放置在一個全球史的脈絡之上。當中的主題包括內、外洋概念的實踐、海上巡邏、海島防衛、海關運作，以至海洋文本和海圖製作的歷史等。這些海事面向，不僅與清朝的海洋政策有關，也可以和清帝國在中亞疆域的統治政策相比較。由於我在書中將會有更詳細的述說，在這裡就先賣個關子。

　　至於另一個問題，是有關「明代比清代更能伸展海權」的討論。首先，我必須重申，本書無意比較明朝或清朝何者更能宣示海權。事實上，「海權」的定義也有它的時代限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十九世紀末為「海權」（sea power）所作的解釋，不一定適用於十六、十七、又或者十八世紀。更重要的是，即使馬漢本人也曾表示，海權並不一定等同越洋海戰或是跨海域的殖民掠奪；而所謂「海權」和「制海權」（thalassocracy），在理論層面上實為兩種概念，存具不一樣的解釋，異大於同。換言之，如果真的要比較明朝和清朝何者為海權國家？誰是海洋大國？便要先釐清這一系列的概念，否則只是一些缺乏養分的對比。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盡量避免僅僅依仗「鄭和七下西洋」的一段歷史，去總結明代針對海務上的成就，繼而推論它就是一個海洋強國。即便鄭和的船隊在技術和規模上曾經冠絕全球，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但我們不能忽略明仁宗以降，朝廷逐漸遠離海事發展的史實。雖然主流觀點大多認同明代自鄭和之後，海洋就被剔出中國治國藍圖的大方針，「閉關自守」的體系逐漸成型；但這不代表明代和海洋的關聯從此斷裂。由於倭寇擾邊的問題，與海防、籌海有關的文本和海圖在明代中、後期相繼出版。此外，我們熟悉的戚繼光（1528-1588）、隆慶元年（1567）的海禁放寬、朝鮮燕行使西渡渤海，以至月港一地在海貿網絡上的位置，都可引證明代自成祖之後與汪洋大海沒有完全脫離的例子。由此可見，我們在處理「明朝是不是海權大國」的議題上，也需要分劃時段，小心處理。不過本書的重點不在明朝，所以這方面只好輕輕帶過；至於有關明代和清代在對待海疆，組建水師等方面的連繫，讀者在書稿中自然會有所發現。

　　The Blue Frontier之所以可以有這部中文譯本，我要衷心感謝劉序楓與王晴佳教授在百忙之中細閱書稿，點出問題，督促改正，且答應撰寫〈導讀〉和〈推薦序〉，令拙著生色不少。此外，洪麗崴小姐、編輯團隊以及吳政緯先生，都在出版方面勞苦功高。當然，陳建元、康海源與楊柳青老師的翻譯，以至對書稿的更正，我也心存感激。如果沒有他們的耐心、包容、審查、鼓勵和安排，《藍色邊疆》不可能順利出版。這部繁體中文版經過修訂、重新查核、校譯、勘誤等仔細的編校工作，我也在英文版的基礎上增補不少相關材料，是我個人認為目前最完整的版本。此外，本書的英文原版副標題是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如果直接翻譯的話，大概是「海洋視野與力量」，但為了提升箇中的中文語感，洪編輯提議以「東亞海域中的清朝方略」作為中文版的副標題，我覺得十分貼切，同時也符合把清朝放置於東亞海域的觀點，就此我要對她的建議再次表示感謝。

　　另外，在此也想介紹一下中文版的封面彩圖（見彩圖1）。此圖為七幅〈媽祖神跡圖〉（De wonderen van Mazu）的其中一幅，名為〈兩艘無武裝的荷蘭船被三艘裝有大炮的中國船攻擊〉（Twee ongewapende Hollandse schepen worden door drie Chinese met kanonnen aangevallen），現存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驟眼看來，繪圖者意欲記錄大清水師與荷蘭人在海上作戰的場景。然而，倘若我們翻查史料，卻無法找到清軍炮擊荷人的相關記載。反之，清代水師欲與荷蘭聯手攻擊明鄭水師的材料卻有跡可尋。換言之，這幅圖更像是繪者想像出來的畫作。不過，經過近人的考證，此圖實可與《天后聖母聖跡圖誌》內的〈賴神功澎湖破賊〉圖和《天妃顯聖錄》內的〈澎湖神助得捷〉記錄對照，文曰：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內，將軍侯奉命征剿臺灣。澎湖係臺灣中道之衝，萑苻竊踞，出沒要津，難以徑渡。侯於是整奮大師，嚴飭號令。士卒舟中，咸謂恍見神妃如在左右，遂皆賈勇前進。敵大發火砲，我舟中亦發大砲，喊聲震天，煙霧迷海。戰艦啣尾而進，左衝右突，凜凜神威震懾，一戰而殺傷彼眾，並淹沒者不計其數。其頭目尚踞別嶼，我舟放炮攻擊，遂伏小舟而遁。澎湖自是肅清。

　　根據上文所記，施琅征臺，過路澎湖，遭受攔阻，提督於是整備水師，連發火炮，最後更有天后保佑，率眾助戰，大獲全勝，應為此圖的背景。至於《天后聖母聖跡圖誌》內的插圖，佈局與結構更與彩圖1近乎一模一樣。學者賈浩與Klaas Ruitenbeek便一致認為，這幅彩圖無疑就是清軍與鄭氏在海上交戰的繪畫。至於鄭軍何以被畫成荷蘭人，Ruitenbeek估計，繪圖者大概以為鄭氏與荷人關係密切，遂有此誤。無論解釋若何，此圖的確富含一定的時代意義，箇中雖有臆想，卻同時具備一定的史實背景支撐。另外，畫軸為何得以遠涉重洋，收藏於阿姆斯特丹，在物質文化史的角度，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最後，家人一路以來對我的支持，也令我感到十分溫暖。學術研究無疑是一段苦樂參半的行旅，他們的信任和陪伴，特別是內子曉盈的照顧和愛護，對我而言，都是無比的珍貴。期望往後的日子，我們繼續相互扶持——「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

推薦序

王晴佳（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傑出教授）

　　在這篇序言的起始，我想最好先向讀者申明，亦即做一個disclaimer（雖然這一英文詞彙多被譯為「免責聲明」，但我作此序，並無半點勉強，完全是心甘情願）。甚且，我還希望此篇序言，能像劉序楓教授的導讀一樣，為讀者閱讀和欣賞本書，提供一點小小的幫助。

　　筆者的申明，主要有兩點：一是本人並非清史專家，本來對這本專研清代海疆政策的著作，無從置喙。二是筆者雖然不才，但曾應邀為一些著作撰寫過序言，實因我與作者們熟識，瞭解他們的治學經歷和寫作過程。但與前例不同的是，這次雖承蒙布琮任教授的邀請與臺大出版中心的安排為此書作序，至今卻尚未有機會與布教授謀面，僅是以文會友。

　　但我注意這部著作已有數年的時間。近年因關注近代以來美洲農作物飄洋過海的課題，我在研究和寫作有關蕃薯此一作物的全球史時，注意到海洋史這一新興史學流派的發展。2020年我應中國復旦大學歷史系之邀，在其「太平洋論壇」上舉辦了有關海洋史和全球史關係的線上講座。為準備這個講座，我有幸發現和閱讀了布教授此書的英文原書，深深被此書的選題、取徑和內容所吸引。可以說，我與布教授的緣分，便是從此書開始的。因此，我也成了在中文學界首先推薦此書的一位推介者。

　　初介者其實也就是初學者。我在下面想嘮叨的一些話，也就是我閱讀、理解和欣賞此書的粗淺看法，僅供讀者們參考。首先，在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清史向來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點，中外皆同。其原因不難理解：從事歷史研究的一個動因是為了總結過去、瞭解現在和嘉惠未來。如在傳統中國，一個新朝代建立甫初，便會設立史館，為前朝編纂史書。自從二戰後費正清學派興起之後，英文學界的中國研究也特別關注清史，因為對清朝政權和政策的認識，可以幫助理解中國近代歷史上發生的諸多變遷。由於關注的增加，關於清史研究的興趣和路徑也隨之變得更為豐富和多樣。費正清學派的成就，在於提出近代中國的變化是清末以來西方衝擊和中國反應的結果。而費正清的學生輩們則在此之後，提出了柯文（Paul A. Cohen）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新取徑，希望從清朝發生的諸多叛亂中找到解釋近代中國革命的前例和原因。儘管兩者的立場迥異，卻也都不約而同地指出，清朝的守舊和落伍，是造成中國在外敵面前屢戰屢敗的原因。換言之，他們認為，由於近代以來海上帝國如西班牙和英國的崛起，使世界歷史的進程發生了重大變遷，清朝卻未能及時進取、改變其「陸地帝國」的地位，其失敗也就勢所必然。

　　布琮任教授寫作此書，恰恰是為了質疑和挑戰這一主導清史研究的傳統思維，提出清帝國其實稱得上是一個「海國」，抑或是一個「海洋國家」，其創新之意昭然若揭、不言而喻。不過布教授強調，他所做的只是「還原十八世紀的清朝作為『海洋國家』的原有地位，這是長久以來被多數歷史學家忽視的特點，甚至曾遭到某些學者的全盤否定」（頁4）。布教授的論說，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首先是質疑「陸地強權」與「海洋強權」二元對立的思維及其由此出發來界定近代早起帝國性質的傳統方式。而他的質疑，其實是在挑戰歷史研究領域常見的「目的論」（teleological）的視角：因為清帝國在十九世紀為海上強權英帝國所敗，其性質就被視作「陸地帝國」，由此而為世界近代歷史所謂的規律性發展（海上強權如何取代陸上帝國）背書。與之相反，布教授指出，自清朝建立至十八世紀末，清朝的軍事政策是陸地與海洋並重。作者提到清廷「在統治方向、軍事部署和行政實踐上，幾乎都採取積極而全面性的方針，主動介入海洋事務」（頁6）。

　　此書的內容，便是對這一主要論點提供論證，亦即我所概括的第二至第四個方面。本書的第二個方面涉及的是清朝水師的實力。布教授在這一方面的論述重點是康熙皇帝對臺灣的征服，特別是他如何重用施琅而成功「打造出一支令人生畏的水師」。康熙帝之攻占臺灣也被布教授視作「清朝政權確立最重要的歷史轉捩點之一」（頁130-131）。作者也不斷強調，征服臺灣後，康熙帝及其後繼者雖然實行了海禁，但仍十分注重並持續發展其海上的軍事化。江南水師、浙江水師和廣東水師的建設便是極佳的例子。這一努力到了十九世紀才出現了明顯的阻遏。書中的第三個方面是要解釋滿洲人作為一個陸地民族，為何在建立清朝之後，注重維持和加強其海上軍事力量。布教授的回答是，海關的建設及其收入對清朝統治者相當重要。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證明，與傳統的看法相反，清朝三位重要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均高度重視對外貿易。作者的總體觀察是：「十八世紀的清廷和日本的德川幕府一樣，並沒有將自己與更廣闊的海洋世界區隔開來。」（頁240）最後第四個方面是從思想史的視角，考察清朝中國人對海洋的認識。布教授指出，以往對清朝的文人側重內陸邊疆，但其實清朝也有一些關於海疆的作品，體現出「海洋世界對中國沿海仕紳們的意義」（頁249）。布教授在舉例說明時，選擇了陳倫烱（?-1751）、王大海和謝清高（1765-1821）三位文人的著作。這三位人士雖然名不見經傳，但布教授認為他們的著述，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因為他們視清朝為「海國」，並且將其與其他「海國」相提並論，並不視清朝為「世界的中心」而「獨尊中國」（頁266）。

　　由以上簡單的描述可以看出，布琮任教授此書在歷史解釋方面的創新——他力圖從幾個重要的方面著手，顛覆以往中外學界對清朝的認知。從史學方法論的角度考察，他的著作亦有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其中一點就是所用史料的多樣，不僅收錄了實錄、奏摺和諭旨等官方文獻，也採用了不少地方史料以及豐富的二手論著。另外，書中附有許多珍貴的古地圖，圖文並茂，也是一大亮點。此書結合了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和思想史等多種取徑，創意可嘉。

　　布教授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糾正學界對清朝海疆政策的傳統認識，竊以為他用力最多的是關於思想史的研究，亦即著重探究清朝皇帝、大臣以及清朝士人對海洋的觀念。從這一研究中，作者試圖得出與傳統認知迥異的觀點。譬如他總結出清朝的海疆政策，有著「內海」與「外海／外洋」的區分，由此界定清朝的「海洋空間」。但這一區分，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的方面：「內海」屬沿海的地方官員管轄而「外洋」則由水師巡衛。換言之，這一區分沒有限制清朝「行使其海上權力以及展示其海洋治理的能力」（頁88）。對於清朝士人的海洋觀，我覺得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利用陳倫烱、王大海和謝清高的論述，指出清朝中國人的海洋觀並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

　　不過，筆者認為這三人著作論述的重點仍然是中國之外的「海國」，與之後魏源著名的《海國圖志》並無明顯的差異。陳倫烱、王大海和謝清高三人著作的題名，分別是《海國聞見錄》、《海島逸誌》和《海錄》，三人從中國的立場出發，帶著獵奇的心理描述「異域」抑或海域的風情。他們的論述與魏源的著作一樣，雖然有助於中國人「睜眼看世界」，但其內容並未將中國納入世界體系中討論，也無法改變當時中國人的世界觀，亦即「中國」與「海國」的二元認知。布教授用這三位士人的論述來說明清朝人並不視自己為「陸地帝國」，似乎尚欠說服力，還需進一步補充材料、深入論證。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布教授寫作此書時，雖致力於改造學界對清帝國的傳統印象，但他仍在許多地方採取尊重史實的立場，沒有對史料「委曲求全」。譬如他承認清朝的水師，在漫長的十八世紀，已經逐步呈現頹勢。乾隆皇帝裁撤天津水師便是一例，而此後的清朝，由於技術和經濟的原因，似乎更難維持「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來持續航行在海上（頁188）。在描述和分析清朝的海關一章中，作者也指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對海關管理的方式不同，並點明「相比於其父，雍正皇帝在與西歐人進行海上貿易時更為多疑」（頁216）。作者認為，雖然清朝皇帝重視海關帶來的可觀收入，並沒有閉關自守，但如該章的標題所示，他們對海關總體採用的仍然是「謹慎管理」的態度。這些相關史實的描述，顯現布教授治史的謹慎：儘管他竭力創新、推翻舊說，但他也平衡和坦白地承認，到了十九世紀，清朝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其海疆政策及貫徹力道，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所顯現的「雄才大略」，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例如，雖然關注海洋主題的士人（如陳倫烱、王大海和謝清高）比較注意海疆，但布教授在書末寫道：「海洋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區域性的優先事項，而不是整個帝國的優先事項。」並接續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這種海洋意識當時在清朝的知識分子中廣為傳播，又會帶來怎樣的變化？」（頁274）。

　　歷史最終無法假設，所以布教授的提問，只是希望為作為讀者的我們，開闊一點思路，走出以今律古、用目的論的視角看待和解釋清朝自鴉片戰爭之後所遭受的一連串失敗。這一革新史學觀念的嘗試，本人以為是本書最有價值的所在。如前所述，歷史書寫的一個目的是鑑往知來，而竊以為這一努力，不僅是為了盡力保存有關過去的知識（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數字化的普及已經讓這一任務變得相對容易和簡單了），更是為了開拓新知、啟發心智，激發我們溫故知新，對過去加以再認識。布琮任教授的大作《藍色邊疆》，推陳出新、取徑獨特、史料多樣，為清朝的興衰提供了一個新的解讀，本人誠意推薦給所有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讀者。

導讀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繼《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2021）及《手挽銀河水：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2022）之後，布琮任教授的英文代表作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一書的中文版也終於問世了。中文版《藍色邊疆：東亞海域中的清朝方略》，雖是以2018年出版的英文版為底稿，但又經作者大幅修訂，增補不少相關材料，即如作者在中文版的序中所言，「是我個人認為目前最完整的版本」，相較於《海不揚波》的通俗書寫方式，本書欲對話的對象則是中文學術界。

　　很榮幸受作者和臺大出版中心的邀約，為本書寫些讀後心得，供讀者閱讀時參考。事實上，針對本書的英文版，已有不少評論，其中又以林榮盛的中文書評最為詳盡。而後出的《海不揚波》，可說是本書的續篇，亦出現了多篇書評，可與本書相互參考。

　　為行文方便，茲再概述一下本書的構成內容，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第七章〈結論〉外，正文第二章〈拉開序幕〉，概述東亞的海洋地理環境景觀、氣候對清廷海洋政策及制度設計發展的影響。第三章〈海洋空間的建構〉，說明了盛清時期海洋空間的形成。清朝海洋政策的概念框架大都是根據「內外模式」的區分管理邏輯，內海、外海的概念構想如何影響清廷具體政策的制定。第四章〈清朝水師龍旗飄揚〉，由水師的建立開始，說明盛清時期海上軍事化的歷史背景和整體結構。盛清的沿海防禦體系，包括沿海七省的水師營、戰船、沿海要塞的建設，如何與渤海、江浙、臺灣海峽與廣東沿海四戰略海域相互結合成為陸海聯防體系。第五章〈海關與「謹慎管理」〉，依康雍乾三朝，先後梳理海關行政的運作與海洋管理的變化，主要強調盛清時期軍事防衛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關係。第六章〈紙上波濤〉，舉十八至十九世紀初陳倫烱《海國聞見錄》、王大海《海島逸誌》與謝清高《海錄》三種非官方海外見聞著作，論述海洋世界及中國在其中地位，並配合官方文獻，試圖全面地呈現清朝「海國」的面貌。

　　由上可知，本書是聚焦清前期對中國海疆管理的整合性著作，以宏觀的視角，大量使用清朝官方檔案文書並搭配輿圖，在全球史的脈絡下討論盛清時期，清廷的海洋空間認識，海疆管理、沿海水師與海關制度，以至海洋文本和海圖製作的歷史等問題。藉由重新檢視清廷在海疆的治理措施，顯示清朝海洋意識的視野和重視海疆的態度，試圖平衡近年歐美「新清史」研究者所強調清朝在內亞的擴張印象，並證明清朝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作者認為應將清王朝理解為是個平衡中亞邊陲和海域疆界的帝國較適當。

　　透過本書的內容可看出作者充滿與與歐美學界對話的企圖心，不僅是對「新清史」，同時也包括海洋史的研究者。如在利用馬漢理論分析亞洲海洋史時，針對源自西方的「海權」理論，作者提出獨自的見解，強調這是一個複雜而多變的概念，它「可以是帝國主義的海外擴張，也可以是鞏固跨越不同戰略水域（比如海疆）中的政治權力。……本書所使用的『海權』（sea power或maritime power）概念，指的是清朝透過軍事力量控制國內大片海域，以及從朝廷中心管理海上疆域的機制。」（頁19）做出與西方帝國主義式海外擴張區別的定義。另外，撰寫本書的目的之一，除了回應「新清史」研究者的「內亞轉向」理論，印證十八世紀的清朝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外，也是為了補充以往歐美學界對十八世紀中國海洋研究的不足，嘗試在東亞和西方海洋研究之間建立起交流對話的橋梁。作者留學德國，又任教於英國，長期與歐美學界交往，對歐美相關研究有深入的了解，本書的觀點對中文學界讀者應會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相對的，書中涉及的海洋相關研究，海貿之外，如海疆、海防、海關、海圖、海船、海難等相關議題，在中文學界業已累積相當多的成果，也有待作者參考補充，以增加與學界的對話空間。

　　《海不揚波》出版後，學界的反應主要是針對作者有關「海上新清史」的論述，提出正反面的看法。特別是有關移借「新清史」的「帝國性」概念企圖說明清朝在海疆防禦及管理上顯現出的「海洋帝國性」觀點，這種對本國海上疆域的管理，如內海、外洋的劃分，對船隻的管理和對商貿、人員的限制，以海防為主的經略，是否可稱之為「帝國性」？將此與西方侵略式的「帝國性」畫上等號，難免會引起海疆管理的「內亞轉向」質疑。即使作者在《藍色邊疆》一書中再三強調十八世紀清朝無侵略式的海洋霸權與西歐諸國的海洋霸權截然不同，同時也否定清朝是一個海洋殖民的帝國（頁101），但有關「帝國性」或「帝國」詞語的使用，似乎有待更清楚的說明。近年對「帝國」一詞的討論，也成為一個注目的話題。清朝是否可稱之為「帝國」，目前也無定論。儘管有此爭議，本書作者以去陸地化的視點，探討十八世紀清朝的籌海方略，希望呈現海疆對清朝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之創見仍值得肯定。

　　書中特別舉清朝冊封琉球之例，說明清朝透過向藩屬國派遣所謂的「封舟」等特定的水師艦船，在這些外海區域展現其威勢，藉此彰顯其強權地位。但船員很少利用封舟的海上力量來打擊藩屬國的活動，也並未將與藩屬國連接的海域視為內海的一部分（頁101-102）。在此得補充說明的是，明清時期派遣使節出海冊封的國家只有琉球。明代的冊封舟多為新造，但清代除康熙二年（1663）張學禮出使時為新造，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1636-1699）為徵調戰船外，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到同治五年（1866）最後的冊封，六次出使都是僱用民間商船，而且船隻大小都不如康熙二十二年以前。這或許也可反映出承平時期清朝的對外態度。船中當然會有水師隨行保護，也會加裝火炮武器，主要目的是為保護代表皇帝的冊封使，同時在冊封儀式時展現皇權的威勢。但防禦對象並非藩屬國，主要是東南沿海猖獗的海盜。嘉慶五年（1800）冊封琉球的趙文楷（1761-1808）、李鼎元（1750-1805）船，在返國途中就遇到海盜的襲擊，經同行護衛之水師守備王得祿（1770-1842）的指揮調度，才能平安返國。

　　此外，明、清二朝冊封使節在返國後，也都會留下記錄使行的《使琉球錄》，這些屬官方記錄的文書，在經過黑水溝（沖繩海槽）時往往會記載為「中外之界」，說明以黑水溝為當時清朝中國與琉球的分界。這與本書提出內海、外海分界與巡哨的討論息息相關，或可供作者參考。

　　本書另一值得關注的地方是，書中敘述內容涵蓋的主要年代範圍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也就是清朝國力最盛的時期，一般是以康熙統一中國的1680年代開始計算，終於乾隆帝駕崩的1799年。本書則以在中文學界少用的「漫長的十八世紀」或「漫長十八世紀」（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來稱之。而時代範圍的認定，是採納全球史研究者的定義，將十九世紀的前幾十年也包含在內，即約在1660年直到1830年間（頁6-7）。但這種用語是由西方學界提出的概念，特別在英國的歷史、藝術、文學與文化語境中使用。

　　西歐經過相對和平的「漫長十八世紀」，社會、經濟、文化等逐漸累積與淬鍊，因而產生十九世紀的近代化發展。相對於西歐，清朝經過「漫長十八世紀」後迎來的卻是「十九世紀的陰影」。儘管稱之為康雍乾的太平盛世，經乾隆時期頻繁的內外用兵後，清朝國力在乾隆末年已經開始走下坡。如本書第三章「嘉道時期的挑戰」一節所述，嘉慶年間起國庫虧空，軍隊廢弛，加上民變四起，沿海海盜猖獗，外國勢力的入侵，清廷陷於內外的危機中。我們是否可就此認定十九世紀以後的清王朝漠視海疆，而導致之後無法抵禦一連串由海洋而來的侵攻？十九世紀清朝的中衰是事實，但在法令制度上，依舊承續前朝。關鍵可能在於制度的運作和中央及地方官僚階層的腐敗，在執行面上已無法和國力強盛時的十八世紀相比。

　　嘉道時期的海疆對策討論，牽涉到歷史的連續性問題，在《清實錄》以外的檔案史料中，應有許多待發掘的細部運作史實，可供分析探討，也期待作者能繼續深入研究。另，針對此問題，作者在該節末提出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乾隆皇帝沒有動搖帝國之根基，或者嘉、道、咸三位皇帝在洞察力和能力方面更加務實，並且能夠未雨綢繆，那麼十九世紀初的清廷或許能成功發動一場全面的水師改革，使帝國免遭歐洲海上列強的侵略。」（頁121）這當然只是個假設，現實上，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清朝防禦性的海洋管理政策，長期以來對造船、航運、海外貿易及移民等發展都造成影響。是否能對應由海上而來的入侵，仍是個無法解答的疑問。而相鄰的日本，即使在「鎖國」體制下，並未與海洋世界隔絕，仍不斷接收海外的情報信息和新知，藉由吸取清朝的經驗，成功的迴避了可能遭受的重大災害。

　　本書不論是在史料及立論創新上，均有助於對清朝史、海洋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受限於篇幅，在此無法更詳細討論書中涉及的相關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本書在出版後應會引起學界關注，特別是有關「海上新清史」的論辯。期待本書的出版能促成歐美學界與中文學界的另一波對話，推動學術研究的新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