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父親給我看了一張我從沒看過的黑白小照片,照片中的人是他。我們一起坐在華盛頓特區郊外我兒時住所的客廳時,他把那張照片放在我的手心上。那張照片拍攝於一九五三年的中國,照片裡的他眼睛閃閃發亮,皮膚也見不到一絲歲月的痕跡。他穿著樸素的軍服並戴著軍帽。我用手指劃過軍帽中間的一個黑點,那裡有塊陰影。父親說那位置原本有一顆紅星,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誌。他將那張照片寄給他在英國殖民地香港的父親後,他的父親抹去了那顆星星,生怕英國殖民當局看到照片可能會有所反應。在離開中國並與在香港的父母重聚後,父親拿回了這張照片。他移居美國時,也帶上了這份革命的紀念品。
我是兩個帝國的孩子。我出生於華府,並在維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長大,那裡是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沿岸的郊區。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人們談論著冷戰、遏制共產主義和防止核子末日。那段時間是尼克森時代到雷根時代,當時全球政治被兩種意識形態(更確切來說是兩個權力體系)之間的巨大鬥爭所主宰。柏林圍牆(Berlin Wall)在我高中的最後一年倒塌了;廣播電台的主持人播放蠍子樂隊(Scorpions)的〈變遷之風〉(Wind of Change);蘇聯解體了,美國成為獨霸全球的國家。我們在家裡、課堂上和校園中談論這些事件,我也在報紙上讀到這些事件。在我看來,那些報社及其駐點在華盛頓、紐約和世界各國首都的記者就是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的編年史家。
世界上還存在一個共產主義強國,這個政權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較為陌生,但對我來說卻是再熟悉不過了,也就是我的祖國──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戮力擊退日本侵略者,當時我的父母是生活在中國南方的鄉村孩子。但日本的投降並沒有帶來和平。執政的國民黨與發起叛亂的共產黨又再度爆發了內戰,毛澤東與其率領的紅軍在內戰中勝出,迫使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島。一九五〇年,父親成為他所在高中第一批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畢業的學生。
實現革命與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熱情在國民的心中熊熊燃起。父親北上前往北京讀大學。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之際,父親跟軍人、工人和學生一同在毛澤東面前遊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的城樓上向他們揮手致意。他們相信毛澤東會帶領中國重拾昔日的榮光,並挺身抵抗美帝國主義(American imperialism)。同年秋天,美軍向朝鮮半島上的北韓和中國軍隊進軍。中國共產黨號召全體國民一同投入戰事,並警告說美軍可能會進軍中國東北,進而進犯北京。
父親加入了人民解放軍。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邊疆地區度過,而他的軍旅生涯也出現了意外的轉折。他去了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見過的偏遠之地,那些地方有美景,但也有紛爭。他在鄰近朝鮮前線的滿州接受空軍訓練,然後又在新疆度過了數年的時光。位於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是講突厥語的伊斯蘭教徒(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故鄉,也是北京政府數百年來一直想要納入其掌控的土地。父親見識到了中國的幅員遼闊,也見證了毛澤東為了重振中國所做的諸多努力。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對父親人生中的這些片段一無所知。我有時會看著他穿上紅色的西裝外套和黑色長褲,去一間叫作上坪樓的中餐館工作。數十年來,那是我唯一能與他聯想在一起的制服,直到後來他給我看了他在軍中寄給他父親的照片。
他並不是一個會說太多自身事的人,也不太會特意跟我分享他的過去。在他早回家的那些夜晚,他不會坐在我的床邊說些故事逗我開心,他不談自己的人生故事,更不會說什麼虛構故事。他只有週日休息不上班,但他每隔一週的星期日就會消失,去他跟別人合開的外送餐館欽氏廚房(Chin’s Kitchen)記帳。在他空閒的週日,我們會一起看美式足球賽,看華盛頓指揮官隊(Washington Redskins)的比賽,他也會開著一輛藍色的普利茅斯轎車(Plymouth Duster)帶我們全家出門兜兜風。我們一起看著我的數學課本、代數學、幾何學或微積分,他對數字暸如指掌,後來我才知道他從軍中退伍後,讀的是工程學。
有時候我能瞥見父親不為人知的一面。某個冬天的下午,父親和母親開車載著我和妹妹行經華府,到唐人街去探望我們的奶奶,坐在前座的他們兩人大聲地用粵語討論著什麼。我盯著車窗外門窗被木板封閉起來的排屋。母親轉過頭對我們說:共產主義影響了你父親。他固執己見,已經不會再改變了。
我感覺到了那份痛苦,那是我不想去觸碰的傷口,至少現在還不想。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們兩人都有著各自的人生。我後來才知道母親錯了,父親早已做出了改變。在一個情勢不穩定的時刻,他決定走上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那是一個關乎信念與夢想、自主性與自由,以及國家與家的選擇。
我的父母在不同的時間點和不同的情境下,向中國和香港告別。但他們從未完全離開。在我所認識的華裔移民中,沒有人真的完全離開了。另外一段回憶是在某個夏夜,我們一起坐在家裡的地下室看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夏季奧運會(Los Angeles Summer Olympics)女子排球決賽,決賽的組合是美國對中國。當中國隊贏得金牌時,我的父母歡呼雀躍,跳得就跟明星主攻手「鐵榔頭」郎平和她穿著紅衣的隊友們一樣瘋狂。母親對我說:「我們為中國隊加油,因為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透過跟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長時間的交談,以及翻閱舊信件和老照片,我才開始知道這些數十年前的事情,這始於我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讀研究所之前,且在那裡讀書的期間也一直持續著。我同時透過兩條不同的途徑深入探究:一條是透過課程以及跟教授的對話,了解中國的歷史、社會與政治;另一條是探索我的家庭歷史。我在華盛頓和舊金山(San Francisco)一帶跟我的父母、叔叔和阿姨們共度了一些時光,我特別常跟我父親的哥哥黃沃明(Sam)待在一塊,伯父跟父親在香港和廣東省一起長大,他後來於一九四八年去美國讀大學。從我開始挖掘過去,我每年都會去中國和香港旅行,直到我前往紐約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工作後才結束。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駕駛商務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大樓(World Trade Center)和五角大廈(Pentagon),我當時住在曼哈頓的市中心。那場暴力行動以及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行動,讓我開始思考帝國的本質與其影響所及的範圍,還有那些反對帝國的力量和帝國試圖打壓的對象。在我三十一歲生日那天,我離開了紐約,去做伊拉克戰爭的報導。
五年後,我來到北京擔任特派記者,就從那時開始,這個國家和我的父母親的生命以一種我未曾想像過的方式向我敞開。我現在有時間去拼湊那些一直隱藏於陰影之中的往事,去了解人與人、地方與地方以及時代與時代之間的各種聯繫。除此之外,在一個正處於變革中的國家展開全新的生活也令人相當興奮,這個國家的城市有著明亮的辦公大樓,還有藝術家群體和從鄉村搭火車前來都市努力打拼的工人,他們都希望自己能盡一份力推動二十一世紀上半葉預期將帶來的巨大變革。
對一個初來乍到中國的人來說,中國的領導人和人民似乎都在竭盡全力開創一個嶄新的未來,這般景況與我在伊拉克所看見的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數年來一直在那報導著一個國家的崩解,這讓我對於人性和權力行使的本質產生了悲觀的看法。我的兩名伊拉克同事哈立德(Khalid)和法赫爾(Fakher)都死於一場最終導致約三十萬人喪命的暴力事件之中。更令人感到震驚的是這些破壞和屠殺都是美國行動所導致的直接後果。那些破壞與殺戮的暴行都是由一個國家(我的國家)一手造成的,而就在十年之前,這個國家才剛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能夠利用其不受挑戰的超級大國地位,帶領這個世界走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然而,美國的領導人卻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將自己的國家帶往了帝國主義的流血殺戮之路,且美國政界高層人士多年來還一直否認他們的所作所為。
二〇〇八年四月某個溫暖的夜晚,我在北京機場光彩奪目的新航廈下飛機時,我心想:如果有哪個強國代表了這世界另一種未來的願景,那肯定就是中國了。當時,在經歷了毛澤東領導所造成的災難和一九八九年對於抗議遊行活動的暴力鎮壓之後,中國領導人選擇走上的進步之路似乎表示中國會接受更加開明的思想。
然而,正如許多被人們寄予盲目希望的事物一樣,現實的狀況往往不盡如人意,對父親而言,中國也是如此。我在二〇一六年末離開中國時,就已經清楚明白了這一點: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正亟力成為一個超越美國的帝國,並且將自己視為大清帝國統治權與領土的繼承者。在這個其他帝國強權(如大英帝國、鄂圖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皆已灰飛煙滅,且帝國統治下的道德敗壞行徑都會被歷史記載下來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仍走上了這條路。而且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還在其所言所行以及關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演說中,將帝國夢與他的領導能力畫上等號。
許多中國人民都懷抱著中國夢,它深植於對中國千年歷史的共同描述,從古老的黃河文明開始,經過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南征北討的征服,並在唐宋時期商業、藝術與知識的繁盛中達到顛峰。這是一個關於漢族人民的祖國神話,他們的文化和文明佔據著主導地位,因此即便是擁有強大武力的入侵者也成為了華人。這是我開始研究中國時所學到的歷史。
後來我接觸到了持不同觀點的歷史學家和作家,他們敘事的核心思想是,即便到上個世紀,中國的歷史都是由中國本地人民和亞洲草原及森林地區的遊牧民族或半定居民族之間交替統治的周期所定義的,這些民族的社會與華人的社會同樣豐富、複雜且強大。中國好幾個朝代都是由這些來自內亞(Inner Asia)的民族建立的,尤為知名的是十三世紀的蒙古人和十七世紀的滿族人。正是滿族人建立了清朝,並在歐亞大陸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崛起之際,對外展開征服行動,建立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龐大帝國。
到了一八〇〇年,定都北京的清廷統治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十分之一的土地,大清帝國的版圖從中亞草原到西藏的喜馬拉雅山脈,再到中國沿海的城鎮。後來清朝的領導人接連在鴉片戰爭和其他戰事中失利,將帝國的部分版圖拱手讓給了歐洲列強、美國、俄國和日本。數十年後,清朝被起事的叛亂分子推翻,這些叛軍打著漢族民族主義的旗號,聲稱要復興他們的國家,讓中國躋身世界列強。這些漢人菁英幫忙傳播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理念,即現在的中國延續了由多民族組成的大清帝國。新的統治者,也就是國民黨人,採納了這個想法,並努力實現此願景,直到他們被毛澤東推翻,而毛澤東同樣也承諾要復興中國。
二十一世紀,在毛澤東的有害政策導致國家崩解的幾十年之後,這世界發現中國共產黨幾乎要實現這個夢想了。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仍然控制康乾盛世時透過戰爭和外交所統一的大部分領土。而且共產黨的統治版圖還可能再進一步擴張。中國軍隊正在爭議邊界地區擴展據點,從南海(South China Sea)到喜馬拉雅山脈。共產黨還試圖將擁有民主體制的臺灣島納入其統治之下。
中國的經濟實力讓共產黨能夠觸及中國歷代皇帝都無法想像的領域。從網路到人工智慧、從高等教育到好萊塢,中國正在重塑這個世界,而人們才剛剛開始明白這背後所代表的意涵。現今全球許多國家都將中國視為重要的強國。在清朝時期,來自遙遠各國的使節會到朝廷朝拜,現在各國又開始這麼做了。跟一九五〇年時的父親一樣,我曾經在天安門廣場參與一場閱兵式。我看著來自全球各國(如巴西、俄國和南韓等國)的領導人在看台上跟習近平一起鼓掌致意,他們一同看著下方的戰車、飛彈和一列列行進中的軍隊。
許多中國人民理所當然地以民族復興為榮,而這種自豪感又因共產黨培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而變得更加強烈。國家透過課堂、電影和新聞文章告訴人民,中國在過去這一百年間是西方列強手下的受害者。但還有一個根本因素支持著他們的這般看法:對自身無辜的深刻信念。這與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說的充斥於美國人民族性格中的那種無辜感一樣。這些社會可能受到邪惡的侵害,但他們並不會作惡。正是這種無辜感讓一個帝國能夠在其人民堅定不移的支持下,以行善之名選擇走上黑暗的道路。
我在帝國的首都北京生活了將近十年,我在那所經歷的一切只是讓我如此看待中國的一小部分原因。同樣重要的是我在中國邊疆地區所見證的那些人事物,那些地方包括香港、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父親在中國時所重視的也是這些爭議地區。每一個帝國在距離其勢力重心遙遠之處行使權力的方式都能讓人更清楚地看清其本質。我在伊拉克看到了美國的本質,而後也看到了中國的本質。
父親不僅是以軍人的身分前往邊疆,他也出生在邊疆地帶,他的家族來自廣東省,該處被中國舊時統治者視為蠻夷之邦的粵人領土。我到中國南方各地採訪報導時,看見了這些地區與北方的不同之處,這讓我更能理解這片土地的多樣性,就像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樣。被我父母的家庭稱之為故鄉的那些說粵語的地區是個交界地,是中國與外界之間的過渡地帶。那裡的人們早在現今的全球化貿易時代之前就將中國與美國聯繫在一起了。我有一些祖先和親戚看見了海外的機會並為之放手一搏,移居東南亞、巴西和加拿大。他們設法取得了通行證、臨時居所和永遠的住處。那麼,這片南方邊緣地區成為反叛分子和知識分子的發源地,他們質疑帝國北方朝廷的權力並領導推翻政權的各種運動,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來到北京和華北地區:他既是一個外來者,也是一個來自帝國遙遠邊陲之地的臣民。
我同樣也是以外來者的身分來到這裡,有人會說我是另一個帝國派來的間諜,身負的任務是記錄這個帝國的一切。
我和父親分別踏上了不同的旅程,但我的旅程受到了他的旅程影響。我在此書寫下這些旅程,更確切來說,我寫的是我們各自是如何記住那些旅行中的時光。
父親他現在已經九十一歲了,他跟我說有些事情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有一晚,在一片星空下,他把馬鞍當作枕頭,睡在一片高山的草地上。
有一天,他看著手持步槍的戰友嘗試在下著雪的沙漠中獵鹿。
幾年前,我們吃完晚餐坐在一起時,他告訴我,他還記得〈東方紅〉的歌詞,那是一九六〇年代時幾乎所有中國人民都會背的歌曲。雖然父親已經有幾十年沒有唱那首歌了,但他清了清嗓子,便毫不遲疑地就用普通話唱了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呼兒嗨喲)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唱完後便坐回沙發上,對我淡淡一笑。在那一刻,他又變回了那個頭戴有著一顆紅星的軍帽並身穿黃褐色軍服的年輕人,騎著馬穿過帝國邊陲的西北方高山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