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世界人
吳俞萱
結束通信之後,我和雅立在台東見了一面。我光光的頭,冒出新芽。雅立衣服上的一顆釦子掉了,她不慌不忙打開隨身的背包,取出剪刀和針線,俐落縫補起來。
世界人就是,把空缺也當成行囊,輕輕揹著。
從二零二四年初來到年底,我頭上的毛已經落到肩膀。春天去了一趟義大利,待在塔可夫斯基拍攝《鄉愁》的村莊。入夜起霧,我重看《鄉愁》,竟然感到運鏡和剪接的緊迫。原來,年輕時看到的緩,突顯了缺乏鄉愁的鳴和。現在接收到的緊迫是全然懂了那回望的吞噬力。
一推開窗,一陣雨聲,一點現實的空隙,隨便都是回憶滲透的入口。也根本不用回望,過去是刀,沒心沒肺地直直殺來。所謂的平衡,有時只是不動聲色,任刀刮幾下,現實就越來越平滑。去到《鄉愁》終局的那座修道院,我跳了一支舞,送給塔可夫斯基。
別再問一個人失去什麼,要問的是:我們曾經一起創造了什麼?
謝謝子華、達瑞陪伴我和雅立創造我們的鄉愁。沉入當下的深度決定了熱戀的品質。當下需要被警覺,才能被體驗。謝謝雅立的溫煦和堅定,引我細細凝視流動的每一個當下。不曾有過的東西無法被喚醒。如果她看向我的目光與所有人的都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對她付出了我不曾給過其他人的東西。
走,過去就是邊境
彤雅立
在社群媒體尚不發達的時候,我曾經開了一個部落格,名字叫做「走,過去就是邊境了」。邊境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浪漫的字眼。它是各種文化與認同的邊界,充滿了異質性,涵納了各種自我與排拒,並且眼見衝突的降臨。那時候,我先後在女書店與《破週報》工作,這兩個地方也有著強烈的邊境性格,而且不屈不撓。在那段期間,我時常帶著筆記本在身上,腦海中總是有字句傾瀉而出,我得把它們記下來。留學柏林的時候,我剛滿三十,對於寫作,其實並未抱持多大的夢想。我並非早慧之人,也沒有當藝術家的決心;也許那份自我排除,是源自於成長的經驗。臺灣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兼具的地方,解嚴過後的社會環境,既有傳統也有前衛。其中的優缺點,無不影響著我,使我成為現在的自己。
我在柏林西郊的學生宿舍,開始整理自己的詩作,發現自己的作品累積到兩部詩集的量,於是與當時也留學柏林的美編,在她位於東郊的宿舍裡,一同為《邊地微光》進行編輯與排版。也許靜靜發表作品,終究會覓得知音。第二本詩集出版之後,我與俞萱通過幾次信,並且就此,我成為她部落格「你笑得毀滅像海」的讀者。她的筆鋒熱情、溫柔且銳利,對我來說,她是真正的藝術家──到日本學習舞踏,創辦影詩沙龍,拆解邊境、走向無地。那幾年,幾乎想要隱身的我,默默地閱讀她,無形中也汲取了一些力量。
是的,力量。這個世界充滿各種力量。當我們被現實生活擊垮,軟弱依舊會生出力量。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務實地生活,不願意面對有關創作的一切。我沉浸在翻譯與研究的世界裡,刻意地與書寫保持距離。原因無他,正是因為我害怕被注視,以及書寫帶來的情緒滿溢。翻譯與研究,則多了幾分理性,能使我的心緒更加安穩。這次與俞萱重遇,並且對寫我們的世界與心靈,因著我們的靈魂相似又像異,我重新認識了自己,也從書寫當中更加直面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知道我是我自己,無論我是否正在寫作、翻譯或研究。我知道我不需要任何的定義。這是俞萱教會我的。
第二次移居德國,此時的我已步入中年。我在德國西部,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現在的我,能夠更安靜地寫作、翻譯與研究,並且對於時間的流逝毋需過度在意。還記得在柏林的歲月,為了謀生存,我鎮日在圖書館中,白天寫論文、晚上做翻譯。我將亞洲式的過勞生活移植到柏林,幸好這座城市作為首都,忙碌的人生活其中,毫無違和之感。如今在萊茵河的腹地上,氤氳的空氣、悠閒的氣息,搭著地鐵看著河谷上的人們漫遊流轉,漸漸地我也沾染了一些緩慢的氣息。
上星期,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明特與康丁斯基》,是由藝術家康丁斯基的真實故事所改編。這部電影使我想了很多。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紀末,康丁斯基三十歲,放棄俄國法律與經濟學的教職,移居德國開始繪畫創作,直到流亡巴黎之前,度過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階段。在「藍騎士」畫派與「包浩斯」藝術學校之外,當然也有著深刻的感情生活。尤其與藝術家明特之間的故事,在大時代的顯映下,更增添了傳奇的色彩。電影並非全知視角,而是站在女主人公的觀點看事情。偏偏論及感情,總是剪不斷、理還亂,每個人總有他的視角。為了瞭解這段人生的面貌,我去看了康丁斯基的作品,也買了一本他後來妻子的回憶錄。兩個藝術家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困難的事;電影中的兩人,都將畢生貢獻給創作,並且留下大量的作品。我時常好奇,在步入包浩斯時代之前的康丁斯基,究竟是如何與明特一起在鄉間小屋過著尚無電器的生活,甚至能夠好好創作?創作油畫是很花時間的。我看著明特與康丁斯基的作品,心想,也許他們的屋子裡面,確實有著各自冥想與創作的空間。那種自我的存在與孤寂,才能夠造就藝術品的誕生。
我想寫作也是這樣的。它是一種獨自的狀態。當我不再需要追逐時間之後,我才有機會開始真正地書寫。我的詩歌創作,源自於生活的吉光片羽,在很短的時間可以完成。靈感總是捉摸不定,來了又走。寫書則是另一種狀態。它需要沉澱、思考、醞釀與構思,好比畫一幅大型畫作。
在我已經不再拘泥於自己的定位時,與俞萱的通信,漸漸地把我引回了創作的路途上。我是誰?我想也許已經不再重要。我卻要引用尼采式的說法──我要,我去做。不知道俞萱一家人的生活走到了地球的哪裡?上次在臺東見面時,她開心地說著成立「走向刀鋒」的事。這樣銳利的名字頗有俞萱的性格,彷彿是她部落格的延續,而從事的則更面向公眾。在紛亂的時局裡,人心似乎更加徬徨無助。我們是誰,要往哪裡去?無論是否有過戰亂,我所經過的人們,一張張的臉龐,大多寫著寂寞。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韓國告訴大家:時局如此,不宜慶祝。那些走過邊境的人,來到德國,面臨的是身為新移民的挑戰,一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移民。在這裡,我還在建立新的生活,我會每星期去森林裡散步一回,照顧好自己,蓄積能量、致力創作,同時兼顧謀生的事。我知道我正慢慢長成一棵樹,就像所有的人一樣,成長並且老去,在盛年的時候,它開枝散葉,可以將生命中所吸納的養分,透過各種方式給予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