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介入書寫世界應該是臺灣原住民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突出的文化現象。藉由文字書寫的形式,原住民終於能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說話,與主流社會對抗、溝通甚而干擾、豐富彼此的內涵,這實在是整體臺灣千百年來最值得讚嘆的事。我們終於能擺脫「半調子」的本土化口號,與島嶼的「山海世界」面對面的相遇。原住民嘗試使用文字符號進行書寫,當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在和西班牙、荷蘭接觸的時代,即以拉丁羅馬拼音符號翻譯、記錄自己的族語。清代的漢語、日據時代的假名,甚至戰後初期國語注音的使用,都曾經是原住民試圖介入臺灣主流社會,渴望和外來者彼此認識、溝通的手段。可惜這些努力,都沒有形成一種結構性的力量,讓原住民的主體世界真實敞開。
對原住民或所謂少數民族而言,「介入」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介入的行動是兩面刃,是藉由離開自己來找回自己的一種冒險。原住民或少數者的聲音要被聽見,必須用主流「他者」的語言或符號來說話才行。說它是冒險,是因為這樣的介入極可能要付出自己文化、語言和認同流失的代價,清代的平埔族群就是明顯的例子,當代臺灣原住民面對著同樣的挑戰。不同的是,清代「土牛」界線的漢番隔離,以及日據時代特殊化的理蕃政策,使廣泛的中央山脈一帶和花東地區的原住民各族,即使到戰後,雖面對許多同化力量的衝擊,但仍大致保留了各自的族語、祭儀和風習。「介入」的風險雖然巨大,但底氣猶存。如何掌握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變遷,以及國際大環境總體趨勢的發展,在夾縫中找回自己民族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正是這一代原住民族人共同的使命和實踐目標。
「介入」牽涉到許多不同的方面,也包含著各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文學創作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主體說話了,它是原住民自我的直接開顯,宣示自己的存在與權力。我們曾經說過,對原住民或少數民族來說,真正的介入是一種冒險,一種離開自己朝向他者的路。從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看,具民族主體意識,藉他者語言說話的例子,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期受日文教育的泰雅族樂信.瓦旦、鄒族的高一生、卑南族的陸森寶、阿美族的黃貴潮(Lifok 'Oteng),以及戰後以漢語寫作的排灣族陳英雄(Kowan Talall)、鄒族的伐依絲.牟固那那、泰雅族的游霸士.撓給赫、魯凱族的奧崴尼.卡勒盛等等,都是藉他者的語言來說自己的故事。一九八〇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接受比較完整漢語教育的原住民知識青年,有了更大介入書寫世界的實力。文學方面胡德夫、拓拔斯.塔瑪匹瑪、瓦歷斯.諾幹、莫那能、利格拉樂.阿𡠄和夏曼.藍波安等人,在文壇漸露頭角。不過,這段時期原住民的文學書寫大致上是零星的,也比較是伴隨政治運動的產物。一九九三年「山海文化雜誌社」成立,原住民文學的運動與隊伍,才逐漸以組織的型態集結、運作與成長。這種語言混用的情況,在部落即興歌謠或所謂林班歌曲中,有著非常豐富的創作傳統,至今不衰。
我在一九九三年《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的序裡這樣說:「語言文字的問題,也是《山海文化》必須克服的難題。原住民過去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書寫』系統,因此『雜誌』的呈現,對原住民原來的『言說』傳統,其實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通常,我們可以嘗試兩種策略:或用漢文,或創製一套拼音文字來書寫。《山海文化》的立場,願意並同時鼓勵這兩種書寫策略;而且為尊重作者本身所習慣使用的拼音系統,我們不打算先釐訂一個統一的拼音文字,讓這個問題在更充分地實踐、嘗試之後,找到一個最具生命力的解決方式。漢文書寫方面,在語彙、象徵、文法,以及表達方式的運用上,我們亦將採取更具彈性的處理原則。因為,我們充分理解到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手法;容許作者自由發揮,不但可以展現原住民語言的特性,也可以考驗漢語容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
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
鬆開族語的顧慮,大膽介入漢語書寫,目的不是要拋棄族語,而是想激發原住民創作的活力。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對語言使用的彈性策略,應該是有效的。《山海文化雙月刊》雖因經費困難而於二〇〇〇年停刊。但自一九九五年起至二〇〇七年止,「山海」共籌辦了七次原住民文學獎,其中兩次與中華汽車合辦,另五次皆由「山海」自辦。二〇一〇年之後,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政策性支持,每年皆以標案的方式由「山海」承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與「文學論壇」三項活動,至二〇二二年止共十三屆。二〇二三年之後,則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續辦。這一連串的文學推動措施,深化了原住民文學創作的質量,不但培育了三十多位成熟的作家梯隊,也拓寬了原住民文學的內涵和題材。作家們的成就,受到多方的讚賞,迭獲各大獎項的肯定。教學和研究的現場,文學外譯的挑選,都有我們原住民作家活躍的身影。
二〇〇〇年以後,之前的關注焦點雖然仍是作家們持續反省的主題,但觀點更深入了,寫作的技巧與手法也更加細膩。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參與的作者不但增多了,而且陸續有年輕的世代加入了寫作的行列。巴代大部頭系列的歷史小說,奧崴尼.卡勒盛或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毫無疑問的,歷史的原住民詮釋,是原住民文學二〇〇〇年之後,以不同的筆法、角度和切入點,思考歷史對原住民的意義。他們明顯受到線性時間系列的影響,對事件的解釋,徘徊於神話傳說和歷史考據之間。前輩作家夏曼.藍波安,二〇〇〇年之後其創作力更為雄健。大作陸續出版,將海洋的書寫推向極致。同樣地,瓦歷斯.諾幹也不遑多讓,他的《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和微小說,不但是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之嘗試,也作為他推廣文學教育的實踐手段。年輕世代的乜寇、Nakao、沙力浪、馬翊航、程廷、黃璽、林纓,以及參與歷屆原住民文學獎的寫手,有些作者雖還未集結出書,但都有亮麗的表現。他(她)們創作的興趣和關心的議題,已與主流社會共呼吸,性別、科幻、政治、醫療、生態、族語、部落變遷與都市經驗等等,都是原住民作家要去面對、處理的課題。因為族群的特殊視角,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和想像,自然與主流社會有著不同的判斷。
簡單地回顧這半個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介入文學世界的情形,特別著重二〇〇〇年前後的對照,是想讓讀者對原住民文學發展的能動性能有一個概括的掌握。從集體到個人、時空環境的變化,都反映在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不同於以往,這些作品一篇篇串連成一道民族的防禦線,取得另一種客觀的存在形式。為保持原住民文學歷史發展的完整性,本選集盡可能收錄有明確作者掛名的最早作品,如鄒族高一生的〈春之佐保姬〉、〈獄中家書〉、阿美族黃貴潮的〈日記選粹〉和卑南族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思故鄉〉等。但,為避免和二〇〇三年印刻版選集重複,我們不得不對若干作家的精彩作品割愛。
此套選集分《小說》四冊、《詩歌》二冊、《文論》三冊、《散文》三冊,共十二冊。《小說》由蔡佩含、施静沂負責選文,蔡佩含撰寫導論;《詩歌》由董恕明、甘炤文負責選文,董恕明撰寫導論。《文論》由陳芷凡、許明智負責選文,陳芷凡撰寫導論;《散文》由馬翊航、陳溱儀負責選文,馬翊航撰寫導論。編選的過程,經過多次的討論,考慮文章的代表性、文學性、主題的開拓與篇數的平衡等等,為容納更多作品,小說以短篇為主,長篇則徵得作者的同意,做精彩片段的節選,並節制選錄。為鼓勵創作新手,我們也大量選錄參與各類文學獎的作品(包括山海及其他單位舉辦的獎項)。
編輯的過程中,我們都驚嘆於原住民作家創作的熱情,短短的幾十年,卻能生產出這麼多質量兼備的作品,原住民多麼渴望訴說自己的故事啊。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夷將.拔路兒主委的全力支持,沒有他的首肯,我們根本無法進行這項工作。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兄及其編輯團隊的盡心協助,能與像聯經這樣具有學術聲望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是原住民作家的福氣。謝謝山海的林宜妙以及所有參與選文、撰稿、校對、編輯的老師與同學們,你們的辛勞成就了這個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將這一切都獻給每一位原住民作家朋友,你們創作的無形資產會是原住民未來文化的活水源泉。
導論
家書與故事,危崖與險灘――寫在《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散文》之前
馬翊航
本次選集的散文卷則選入了五十位作者,共一百二十七篇文章。此次散文卷的編選過程中,編選小組也加入了幾個原則:選入作品與印刻版選集不重複;以二〇〇〇年後出版、發表的作品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選入部分書信、日記、評論文章;選入報導文學作品,分別於三冊依序排入。本此選集中的散文卷,因為這些原則的納入,增添了入選文章的多樣性,呈現原住民作家在主題、風格、文字美學上的變化與擴張。
選集在編排順序上,大致以作家的「出生年」為依據,進行順時性的編排,選入作者較過去選集有更大的時間跨度,從高一生(1908-1954)到李真理(1998-),橫跨日治時期到千禧年後,或可見到寫作者世代記憶、生命經驗、文學環境的漸變與推移,形成一線性的、有「文學史」視野的概觀。然而,族群經驗、文學表達、歷史記憶的斷裂與銜接,並不只存在年表、列隊式的閱讀順序中;我們同時值得留意資深作家的嶄新拓展,青年隊伍裡的「古典」心靈。甚且,原住民族的文學創作中,也反映了個人與族群,在多重「時間感」下的遭遇、反應。書籍、選集雖有其必要的「體例形式」,若能在此小文中,與讀者一同在順時性的編排下,引發出選集內的多重線條,應該有其任務與樂趣。
臺大人類系的謝世忠教授,曾針對印刻版選集各文類分卷撰寫評論,他將印刻版散文卷中的五十一篇文,閱讀為多樣的「世界」論述,其中包含了「山、海、父、母、生、老、史、傷、女、我」世界,且彼此之間也交叉穿透。謝世忠教授的分類,若置放在此次的一百二十七篇作品中,其實同樣適切,讀者同樣也可從這十一個大主題來閱讀此次的選集,且也以原住民作家的視角,反映了族群、社會的變遷與印痕。
接受現代化教育、掌握書寫能力,進而以書面文字創作,對原住民族作者來說,是一件不可逆的、不得不的工程,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反射外來文化與母體文化間的糾纏互動,流動於「舌尖與筆尖之間」。從族語到漢語的斷層、銜接,不只是符號的運作,同時也是地理、心理、生理的位移與重置。
關於「正名」(從「山胞」、「山地人」到「原住民」;從漢名到傳統命名)的記憶,向來是原住民族文學中重要、必要的論題,散文有其貼近個人體感經驗的優勢,散文也因其著重個人表述的特質,成為了作者現實經驗的一種分身或分擔。幸光榮〈我在博愛特區的這一天〉,寫下了特殊的經驗:身為執勤員警,如何面對族人在博愛特區的陳情抗議?在他細微的觀察與造境下,有重重的痛楚與荒謬。
「往日重現」在族人的生命經驗裡,畢竟還蘊藏另一層含義:「逝去」(斷裂?消失?)的「傳統」文化的復振。「逝去」或「傳統」可能是相對性的概念,但「重建」(物質或非物質)的心願與行動,卻有機會與散文的寫作互為見證。
諸多論者、創作者,都提示了閱讀原住民文學史時,不應輕易忽略口傳文化、說故事傳統,在當代以書面文字為主流的創作形式中,所占有的位置與角色,「討論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就得兩面作戰:一方面要贏回悠久的口說傳統;另一方面要掌握一個新工具,全面介入書寫世界,活化民族說故事和創作的能力(孫大川)。」因此,當夏曼.藍波安以「古典」來定義達悟的「海洋文學」時,我們乃有了相較「作家文學」、著重「個人」記憶、情意、思辨的散文風貌之外的選項。
本次的散文選集中,也選入了數篇白色恐怖相關作品,然而白色恐怖、原住民族政治受難經驗,乃至於戰爭記憶,並不只是一些「待挖掘」的題材。一如吳叡人所言,探詢絕對不只是需索英雄的悲劇、美麗的詩歌,而「就是一次試圖重建『作為被保存到現在的殘餘的過去』的努力。」利格拉樂.阿𡠄近年投入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的紀錄影像拍攝工作,在紀錄片鏡頭之外,她同樣也以散文捕捉當事人、親族、部落間飄蕩的記憶遺痕。阿𡠄的〈那個年代〉,寫出父親生前,未能盡數化解的政治創傷;在〈活著,就是為了等這一天〉裡,寫下了風聲鶴唳的年代,徘徊於部落的隱晦創傷與汙痕,以及遲來的正義。
因此說故事、寫作、理解「我們」(原住民?全人類?)的天性,總是一件未竟的工程。文學的未來在回顧之中。回顧伴隨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