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
1968年，全球都陷於反抗運動的浪潮之中，巴黎、柏林、加州柏克萊、墨西哥等地的青年，遍地開花地鬧著他們口中所說的「革命」，當然，此時「革命」也成了一個神學問題。同年四月，學生運動領袖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eke)在柏林被槍殺，不久就產生了「社會主義神學」，提出此一神學主張的是杜契克的友人戈爾維策(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這位巴特(Karl Barth)門下傑出的學生、差一點就接替他老師在巴塞爾的教席的神學家，他熟悉馬克思主義思想，把自己定性為「基督徒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挑戰著神學對社會的貢獻。
戈爾維策看見了上帝對這個世界的愛，但資本主義卻把這個世界帶向破壞性的貪婪，將人性徹底地扭曲，最終把人帶向死亡。在〈革命作為一個神學問題提要〉(“Theses on Revolution as a Theological Problem”)之中，戈爾維策成為了學生運動的靈性導師，指引著靈性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提醒著人們批判資本主義如何地與上帝對這個世界的愛相背，上帝的顯現與同在，正是在階級的衝突和壓迫中，看到教會所該站立的位子，只有將人帶向對生命的愛，才能走出人性飽受貪婪、扭曲的生產社會，重新與上帝連結起來。
在「革命」的煙哨中，社會主義神學伴隨著那場學生運動，走過一段歷史。不久之後，「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更概括地成了隨後包括和平神學、解放神學、女性神學、人權神學、黑人神學、生態神學等在內各種變異的神學主張或立場的共同表述，「神學」的特質與走向，已無法獨善其身、天真純潔地僅僅談論著上帝而不談論世界、談論愛而不談論公義、談論順服而不談論反抗、談論教會而不談論社會、談論聖經而不談論主義、??。
「神學即政治」(Theology as Polis)，這是當代神學的思想典範，談論信仰就是談論政治，反之亦然。
二
戈爾維策在為《教會教義學》精選本作導言時說到：
巴特一直都認為基督教具有對政治的一種基本關切，基督徒正是這樣而負有政治責任。對他而言，福音總是打下革命的而不是保守的印記。它似乎總是號召變革和改變現狀，而不是維護它的正統性。
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政治神學起源於巴特的反自由神學及認信教會的經驗。辯證神學即是政治神學，它包含了矛盾與希望、消極的對立與積極的理想，貫穿其中的即是一種批判，一種與上帝相合宜的批判理論。如果戈爾維策可以被理解為「左翼巴特學派」，莫特曼則是作為一位「中間偏左的巴特學派」，後者的神學，可以一概地統稱之為政治神學，不論復活、十字架、教會、終末等，無一不是在談論政治，談論「世俗中的上帝」，這是他與同時代的著名神學家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 1934-2021)、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漢斯．昆(Hans Küng, 1928-2021)，有著明顯差別之處。
然而，熟悉「政治神學」此一用語的人可能會感到困惑：為何早在神學家拋出種種政治神學的說法前，在法學家中己有著一種「政治神學」的說法，此人即是著名的「納粹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他的著作即冠以「政治的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之名，並以此名為國家、政治、憲法、主權者辯護。到底，神學家與法學家的「碰詞」僅僅是「同名異義」，還是彼此之間潛在著「碰瓷」的「針鋒相對」？
施米特1922年出版《政治神學》，1970年又出版「續篇」《政治神學II》；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於1969年刊出一篇〈政治神學〉，1972年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最後一章將「解放的政治詮釋學」理解作「新的」政治神學，以呼應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於1969年在《世界中的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ld )提出的「新的政治神學」(New Political Theology)。施米特顯然留意到了他們兩人的「新的政治神學」，並向默茨做出了批評。
神學家曾努力「終結」政治神學，顯然並沒有成功，因此，默茨和莫特曼才重啟政治神學的戰火，倡議以「新」對抗「舊」的政治神學。佩特森(Erik Peterson)於1935年發表的《作為政治問題的一神論：論羅馬帝國中的政治神學史》(Der Monotheismus als politisches Problem: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im Imperium Romanum)論著，即是標誌清楚地力抗施米特，從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上帝的教義出發批判羅馬帝國的政治神學。不論是猶太教或是羅馬宗教，都是一種通過一神論來神聖化世俗政權的做法，然而，這一切已被三一論的上帝觀終結了。三一論作為一個批判的政治神學，是為教會而非為國家存在，因而力抗任何形式的國家意識形態或世俗權力，從而拒絕了神學為政權服務的誘惑。根據佩特森的批判，施米特的政治神學，無例外的，是在猶太教的 – 神教或異教的帝皇崇拜基礎上所建立的「政治神學」。
莫特曼與默茨一同聯手，為政治神學建立起新的意義，一方面是要神學推向實踐或行動方面的過渡，另一方面則是將政治神學從為國家概念背書的思想中分離出來。他們用了「新的政治神學」一詞，其意不在「新」而在「識別」，也就是廓清政治神學，因為他們都看到，神學要不是喪失了批判，就是被用予他處利用它幹些壞事，開創「新的政治神學」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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