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從官方政策、教育現場、大眾傳媒到常民口說習慣，看兩岸語音標準化如何為社會規範、身分認同與國族政治服務

從清末民初、國共內戰，到國民黨遷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中文的「標準口語」歷經了漫長發展與演變。本書作者陳怡君教授利用多樣紛呈的史料，詳加檢視了20世紀初至中葉左右「Mandarin」語音長期漸進的演變歷程；除了耙梳官方政策與指令、大眾傳媒鼓吹與推廣的痕跡、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現身說法，更會細細勾勒常民口說習慣隨之產生變化的軌跡。

本書援引20世紀初留聲與傳媒新技術所留下的檔案，包括留聲片錄音、電影和廣播節目的文字紀錄；作者也挖掘《國語日報》、台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的歷史沿革等資料，經過多方蒐集與考究，寫成這本關於中文世界語言、民族和身分認同的歷史普及作品，為讀者開拓獨特且慧眼獨具的視野。

《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查考的議題包括──
 
本書挖掘1913年民初國語語音從研議到確立的過程，再談到二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國府退守四川所實施的全國語言政策，另也探索台灣戰後日語、不同漢民族語言及原住民語言的多方角力，最後收束於探討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話推廣及相關的政治波瀾。在作者書寫的這段歷史中，兩岸時而交錯、時而平行發展的「國語」纏結著政治考量、殖民勢力、離散族群、各地南腔北調等因素；也由於種種交互融混與作用，才形塑出今日數億民眾使用的語言。

▍好評讚譽

對於與日俱增的中國語言和文字的學術研究，本書注入了難能可貴的補充。
──《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多年來，學者多半自認為了解中國和台灣大致類似的「語言統一」故事：在手握新科技的強大國家推動下，「標準化」取得了緩慢卻勢不可當的勝利。陳怡君這本振奮人心的著作向我們揭示了大不相同的情況：走走停停而激烈的語言運動、多重意義上的強大阻力、充滿政治因素又變化不斷的語言標準，以及兩岸有所歧異的結果。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是一部寫現代中國人對統一口語之追求的權威研究。陳怡君帶讀者走進了辯論語言模範的會議室，以及國語課堂、電影院和軍事單位。她把制訂單一國家標準這件事的難以捉摸處給捕捉下來，也道出國家要使語言成為「活語言」，會碰上哪些困境。
──《近代中國的印刷力量》（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作者羅伯特．卡爾普（Robert Culp）

作者簡介

陳怡君Janet Y. Chen
畢業自耶魯大學，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教授，專攻20世紀現代中國研究。前著有《貧窮有罪：中國都市貧民，1900-1953》（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暫譯）。2024至2025年，陳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負責推動、主持「位於交叉路口的島嶼：台灣研究新方向」（Island at the Crossroads: New Directions in Taiwan Studies）計畫。

譯者簡介

吳煒聲
美國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中英口筆譯組碩士，目前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和淡江大學，致力於英語教學與中英翻譯研究。

「用台灣話學國語」可能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喚回被日本人偷走的台語之魂」，二是「實現國語夢想」。日本交還台灣就像女人「回到娘家」。這種情況和「洋人學國語」完全不同：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背」，但方言與「標準語」有關聯，能透過比較去學習，這是一條「捷徑」。在這種「家務事」（「不像外國人學習我們的國語」）中，強制手段沒有必要。魏建功進一步延伸了上述生物學的比喻，將台灣話和國語之間的連結比作動脈和靜脈的血管系統。兩者原本有命定的親屬關係，只是紐帶暫時遭截斷，但靈魂可以「從墳墓中召喚回來」。
 
強調台灣當地語言和國語有共同出身和密切的親族關係，同時堅稱台灣人學國語不像「洋人」那樣，這便是假定台灣人和大陸人天生就有血緣。用來描述兩者關係的用語：同胞通常會英譯為「compatriot」，但這就忽略了「同一個子宮所生」（同胞）當中所蘊含的親屬含義。隱身幕後的國語推行委員會成員不太確定是否存在這種密切關係，也擔心創造這種關係很耗力氣。例如，蕭家霖在南京為教育部長起草一份備忘錄時，抱怨台灣人民已經不知道他們的本土語言與國語之間的密切關聯—「他們已經失去用方言學國語的能力。」儘管「一般民眾學習國語的熱情相當高，但那種態度只相當於大陸學習外語的興趣」。一九四六年四月來自台北的另外兩份報告也呼應了類似的看法：台灣人在長時間的分離下，「已將國語視為和他們說的話毫無關係的另一種語言」。在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一年之後，魏娜（Wei Na，音譯）向南京匯報，說她徹底心灰意冷。儘管有些台灣人渴望學習國語，但積極程度大致與學習英語相同。事實上，「一般人普遍」認為英語對於職場升遷更有用；「自作聰明的人甚至對我們嗤之以鼻」。魏總結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只能加倍努力，耐心等待結果。」不幸的是，期望中要達到的結果可能還得等上數十年。正如潘慶章在一九四六年給省議會的備忘錄所寫的那樣，民眾對國語的熱情在運動開始的一年內急劇下降，他估計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在為軍隊開辦的課程中，最好的反應頂多是「無動於衷」。按照這個速度，「恐怕三十年後我們還無法達到像殖民時期台灣人民學會日文的那種國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