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愛恨、憂鬱、絕望、瘋狂……，解析內心矛盾、自我療癒的心靈自由解藥

導讀

 

潘華琴

 

　　閱讀可以共鳴，可以寄情，但如果它能帶來認知模式的更新，帶來突破常識的勇氣，那它就是一種自由，或者說，它是追求自由的起點。在這個資訊氾濫、知識更迭迅疾的時代，重新翻譯、閱讀卡倫‧霍妮的作品，就會帶來這樣的自由感。這倒不是說卡倫 ·霍妮為我們描繪了一個  唾手可得的新型「烏托邦」，而是因為她的人格理論刺破了個體看似完整的外在表像 ，將禁錮「真實自我 」的層層心理防禦加以剝離、拆卸，至此，個體的成長和發展才真正開始。正如埃裡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言：自由，首先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一

 

　　卡倫‧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派中新佛洛德主義代表人物。這些耀眼的頭銜一方面彰顯了卡倫‧霍妮在專業領域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暗示，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她能踏入醫學領域，並成為精神分析學派的繼承者和革新者，其人生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突破常規、自由探索、成長和發展的過程。和大部分女性一樣，她也經歷了女童、少女、為人妻、為人母的人生軌跡，在整個過程中，她也必定遭遇過個人意願和外在環境之間的激烈衝突，這些衝突也必定造成了她內心的激烈動盪。事實也是如此。她一方面作為精神分析學派的教授和臨床治療師為學生傳道授業，為患者排憂解難；另一方面卻罹患抑鬱症，作為患者接受他人的治療。不過，憑藉對事業近乎信仰般的堅守，她反倒得以將教學和臨床經驗與自身的人生體驗相互融合，錘煉出了獨具特色的人格理論和治療理念。相較於佛洛德冷靜、理性的科學主義立場，以及對人性的悲觀主義態度，卡倫‧霍妮對人性的剖析雖然尖銳，卻充滿著悲憫的情懷和樂觀主義的勇氣，因為她認為，精神分析並非純粹的技術問題，或抽象的心理學理論，而是分析師和患者共同努力，抵達那個被層層心理防禦禁錮的「痛苦的靈魂 」。她堅信，心理防禦一旦拆除，每個人都有著趨向人格完整的可能。

 

　　在日常語言中，「人格 」一般等同于個體的道德品行，有崇高與卑劣之分，但在心理學領域，「人格 」（personality）也稱「個性 」（individuality），是一套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徵，具體體現為個體對現實的態度、趨向、選擇以及特定的行為方式。它與「自我」（self）密切相關，即它是個體將自身體驗為自我，同時與他人區別開來的重要依據。因此，對「人格 」問題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對「認識你自己 」這一古老神諭的現代回應。探討「人格 」的心理學方法眾多，但大體可歸為兩類，其中一類是對作為人格的心理特徵進行靜態描述、歸納並分類，比如人格特質論提出的「大五人格 」模式 ；還有一類就是將作為人格的心理特徵看作心理動力的運動結果，追溯其根由，勾勒其發展變化的脈絡，從而將人格構成描繪成自我發展和完善的心理圖景。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論當屬此類方法的代表。

 

　　就理論淵源而言 ，卡倫 ·霍妮的人格理論無疑出自弗洛伊德的理論框架， 即個體性格形成和人格構造的基本動因是內驅力的運作和受阻，但對「 內驅力 」的不同理解卻 讓卡倫 ·霍妮成為傳統佛洛德理論的違抗者，轉而接近 阿爾弗雷德 ·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和埃裡希 ·弗洛姆的社會心理學。內驅力 「又稱「驅力」，是個體在需要的基礎上產生的內部緊張狀態，表現為推動個體行動以滿足需要的內部動力。佛洛德把「 內驅力」的實質解釋為人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它們相當於生命力的最本真狀態，尋求即時的滿足，但卻遭到個體所處的外部環境的遏制，不得不採用「昇華 」或「壓抑 」的方式，尋求本能的變相實現 ，從而構成不同的性心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等同於他提出的性心理結構，具有鮮明的生物學特徵。在佛洛德看來，那個我們習慣自稱為「我 」 的個體並不等同於確定的理性自我。他認為，個體的人格結構由三個部分構成：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 」 就是個體內部的本原性力量 ，是促動個體發展和行動的驅力，而「 自我 」和「超我」則是根據外部世界的現實原則，對「本我」這一驅力加以調適和修正的產物，這種調適和修正對「本我」而言，無疑是一種阻抑，所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因此，每個個體的人格結構並不是穩定的靜態模式，而是本我、自我和超我這三種力量相互運作的動態平衡。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 ，人的外在行為就會失常，表現為臨床意義上的「癔症 」，即神經症。但佛洛德認為，個體成長到青少年時期，隨著性心理結構相對穩定，個體的人格結構也趨於穩定 ，儘管人格結構三個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衝突永遠不會消除。

 

　　卡倫 ·霍妮的人格理論也源自人的驅力，但她對驅力之實質的解釋卻迥異於佛洛德。她認為，個體行為一般都源於尋求滿足和安全這兩種驅力 。「滿足 」驅力是一種「趨近 」力，可發展為主動贏取的動機和態度「安全 」驅力是一種「 回避 」力，其主要功能是減輕焦慮。人格構成的決定性力量不是性本能驅力，而是滿足和安全驅力的運作結果。從個體遭遇外部世界伊始，「滿足 」驅力就會遭到遏制，從而形成人之在世的「基本焦慮 」：孩子面對的世界充滿潛在的威脅，從而讓孩子感到恐懼、無助和孤立。對卡倫 ·霍妮來說，這些潛在的威脅不是形而上的理論假設，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客觀事實，它們包括成人的控制、冷漠，成人的古怪行為，成人對孩子個人需要的漠視，成人對孩子的貶低、過度保護，父母失和時孩子必須選擇支持哪一方，以及充滿敵意的氛圍等。在卡倫 ·霍尼的論述中，「父母」是孩子遭遇的外部世界的原型，代表孩子人格構成的最初情境。受「安全 」驅力的驅使 ，孩子為了減輕「基本焦慮 」，不得不在對世界（父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依賴世界（父母）， 因為依賴 ，他就必須壓抑對世界的敵意，於是無意識的依賴—敵意衝突形成了，衝突導致新的焦慮，為了消除焦慮、獲得安全感，個體便會發展出初級防禦，卡倫 ·霍妮稱其為「神經症傾向 」。由此可見，個體的人格構造從一開始就是為克服「基本焦慮」而採用的心理防禦策略的組合。

 

　　卡倫 ·霍妮將作為初級防禦機制的「神經症傾向 」分 成三種類型 ，分別代表個體在所處環境中為了減輕焦慮、獲得安全感而採用的對待他人的基本態度，它們將逐步發 展成三種性格傾向：迎合他人、對抗他人和遠離他人。迎合他人的性格類型承認自己的無助，以順從的姿態贏取他人的愛，並依賴他人。對抗他人的性格類型接受環境的敵意，並自覺不自覺地決定反抗，對他人給予的關愛充滿懷疑，並隨時準備戰勝他人。遠離他人的性格類型既不想從他人那裡尋找歸屬感，也不想反抗他人，他只想與他人保持距離，並努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從根本上講，這三種基本態度是相互衝突的，但它們是人格構成的三個基本要素，同時共存於每個個體身上。對正常人來說，這三種傾向可以根據具體情境靈活調節，他們既可以愛，也敢於恨和反抗，也能夠享受獨處。但對神經症患者來說，一種傾向會壓倒其他兩種傾向，成為主導性格傾向，如此，這種傾向就成為一種不可遏制的強制性驅力，成為神經症患者人格結構的顯著特徵，同時也導致其行為模式的死板僵化。而被壓抑的傾向會成為與主導傾向相反的驅力，隨時都有可能與它發生衝突，從而導致因人格結構失衡而產生的行為失常。卡倫 ·霍妮稱這三種神經症傾向之間的衝突為「基本衝突 」，認為它才是導致神經症的核心力量。以占主導性地位的神經症傾向為依據，卡倫 ·霍妮將神經症人格結構分成三種類型：服從型人格、攻擊型人格和超脫型人格。為減輕「基本焦慮 「而形成的初級防禦（性格傾向）反倒帶來了新的衝突，新的衝突又導致新的焦慮，新的焦慮需要新的防禦策略，因此，對神經症患者而言，他的人格構成又必須疊加上二級防禦策略：理想化形象、外化、合理化、隔間化和超脫等。

 

　　和佛洛德一樣，卡倫 ·霍妮也認為，個體的人格構成源於驅力的運作，且與個體成長密切相關，但她的人格理論至少在三個方面突破了佛洛德理論框架的限制 。首先，在她看來，不是性本能，而是尋求滿足和安全的驅力，才是人格構成的決定性力量。其次，她不認為嬰幼兒至青春期的性功能發育和性心理發展期是人格構成的決定性階段。她更強調個體所處的具體外部環境——比如童年時期的家庭環境、青少年時期的同齡人群體以及個體所處的整個社會文化環境——與驅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人格構成的影響。她認為，行為正常的個體總能結合他所處的環境不斷調整他對待他人和自身的態度，而神經症患者在分析師的幫助下，也應該能發展出這種能力，因此，個體的人格成長是終身的。再次，就神經症的病因而言，與其說是某種先天的強制性驅力（比如佛洛德的性本能驅力 ），不如說是在個 體的人格構成中，由於外部環境的因素，三種神經症傾向中的某一種發展成了強制性驅力，從而導致神經症。因而，她對神經症治療的態度相較於佛洛德就更為積極和樂觀。正因為突破了佛洛德的性本能說，卡倫 ·霍妮的人格理論以 及她對「焦慮」的心理防禦機制的剖析、闡釋和治療，被譽 為「動機心理學、行為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精神分析以及心理治療理論和實踐中最新觀點的萌芽」。

 

前言

 

卡倫．荷妮

 

　　謹以此書向精神分析的發展致敬。

 

　　這本書是我個人經驗的產物，是我對患者及我自己所進行的分析工作的結晶。儘管此書提出的觀點歷經多年的醞釀和發展，但直到我得到美國精神分析協會的贊助，開始準備系列講座之時，它才得以真正成型。第一個系列講座以《精神分析技巧上的問題「(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為標題，內容主要圍繞分析的技術方面﹙一九四三）。第二個系列講座以《人格整合》﹙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為標題，於一九四四年完成，涉及的問題也正是本書探討的題，其中三個主題—「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人格整合」、「迴避心理學」、「施虐傾向的意義」—已分別在醫學院和精神分析發展協會上以講座的形式發表過。   

 

　　我衷心希望，對那些致力於推進精神分析理論和臨床治療的精神分析學家來說，這本書能有所助益。我也衷心期望，他們不僅將本書的思想應用到患者身上，而且還用於自身。精神分析學只有透過困難的方式—將我們自身及我們的困難都包括進來—才能取得進步。如果我們自己安於現狀，拒絕改變，我們的理論必定會變成貧瘠的教條。

 

　　 然而，我堅信，任何一本書，只要它突破了純粹的技術問題或抽象的心理學理論的藩籬，都會給那些渴望瞭解自己、從未放棄自我成長的人帶來幫助。我們生活在障礙重重的文化中，大部分人都被本書所描述的衝突困擾著，任何我們能夠得到的幫助都顯得彌足珍貴。儘管嚴重的精神官能症必須由專家治療，但我還是認為，透過不懈的努力，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讓自己從內心的衝突中解脫。

 

　　 我要向我的患者致以最深切的謝意。與他們的合作讓我更深入地理解何為精神官能症。我同樣要向我的同事們表示感謝。他們的興趣、善解人意激勵著我的工作。我所說的同事不僅包括那些年長者，還包括那些在我們的研究所實習的年輕人，他們一絲不苟的討論總是極具挑戰、卓有成效。

 

　　 我要感謝的另外三位並非精神分析領域的同仁，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支援並促進了我的工作。在一個唯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為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之正統的時代，阿爾文．詹森﹙Alvin Johnson）博士邀請我在社會研究新學院發表自己的觀點。社會研究新學院哲學和人文科學系主任克拉拉．梅耶﹙Clara Mayer）出於持久的個人興趣，年復一年地鼓勵我將分析工作中的新發現提出來用於討論。第三位是我的出版人W．W．諾頓先生，他的建議令我的書增色不少。最後，我還要感謝米奈特．庫恩﹙Minette Kuhn），他在整理資料和梳理思路方面為我提供了極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