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上古到近世】

　　何以平等政治的實踐，在東亞總是窒礙難行？極權主義的惡靈，一直在東亞大陸的上空迴旋，而東亞沿海國家爭取自由民主的進程，亦是崎嶇難行。本書作者認為這個現象，並不能單純歸咎於個別政權，而必須在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歷史中尋找答案。
 
　　作者透過宗教社會學的視野，指出東亞大陸文明對超越價值（transcendental values）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出現偏差：東亞大陸的知識人在古典時代，執迷於尊卑分明的「忠」與論資排輩的「孝」，而無法真正理解超越價值的概念。根據此等邏輯形成的擬家族組織，最終形成層層壓迫的超穩定社會結構，令東亞大陸無法確立公義觀念、也未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
 
　　而這樣的帝國政治意識形態，既令皇權能夠不受宰制地膨脹，亦在官僚知識階層滋生「為民作主」的先鋒黨主義。後者在近代片面挪用源自西方的革命思想，依據東亞大陸的社會紋理推動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國主義，披著國族國家的外衣建構階級分明的極權帝國。作者認為包括臺灣和香港在內的東亞沿海國家，都必須基於自由民主的普遍超越價值立志「反中脫華」，擋住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的侵害。
 
專文推薦
 
　　練乙錚，香港經濟學學者
 
名人推薦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陳健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客座研究員
　　黃春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
 
好評推薦
 
　　要控制人民，先要控制歷史。中共深明此道，所以對歷史詮釋的壟斷，尤其執著。習近平不斷強調他的中國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承了中國「五千多年連綿不斷文明歷史」，而所有黃皮膚黑眼珠的「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都在這個文明之內。即是說，全世界的華人，都應該受到北京政權的指揮與統治。棄醫從文的民間學者徐承恩醫師，集合了亞洲史、中國史研究百年來的浩瀚成果，戳破了此一大中華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史觀，為渴望自由自主的東亞人，提供了能醫治中華奴才病十分有力的心靈藥方。──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柏楊說中國文化像醬缸，禁錮個人思想、假道學、搞小圈子。徐承恩是不受拘束的民間學者，把醬缸論往前推了一步，發明了「欺負鏈」這個名詞，果然有見識上的勇武精神。──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徐𠄘恩棄醫從文，最早曾和我合著一些平實的論政文章，其後以本土觀點重整香港歷史，找到了生命的著力點。香港的命運受制於中國，而中國政治呈現的各種病態均有其歷史文化脈胳。他在此書中批判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如何箝制自由的心靈，亦是源於對香港命運的關懷。──陳健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客座研究員
 
　　從文明深層結構出發，徐承恩以冷靜犀利的筆觸，剖析東亞政治文化的根源病灶，揭示極權如何成為毀滅民主社會的鬼魅。對台灣與香港而言，本書不僅是一部思辨力極強的歷史診斷，更是一份民主陣營的清醒提醒——唯有認清東亞大陸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方能真正走出殖民與帝國的雙重幽靈，堅定走向自由普世的未來。──黃春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

    徐承恩十年磨一劍，成果斐然；我本來就是他的擁躉，如今更刮目相看。──練乙錚／香港經濟學者

　　（依姓氏筆畫排列）

作者簡介
 
徐承恩
 
　　出生於香港，曾為兼職舞文弄墨的專業人士，討厭工作。後因庚子政變流亡海外，惟因禍得福，自此以讀書寫作為業。現為臺灣國民，寓居近畿江邊。
 
　　身為本土派，卻厭惡自己族群的劣根性，奉公義憐憫等普遍價值為立國之本。年逾四十，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卻無法忍受先鋒黨主義的傲慢，嫌棄唯物主義藐視人性的精神面向。篤信基督、尊敬佛祖、仰慕民間信仰的樸素情懷，惟獨抗拒尼采的狂粉。對靈性有所追求，卻不願恪守教條清規，堅信忠誠與放蕩能夠並存。自相矛盾的存有，就如人類社會的本質那般。
 
　　著有《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與《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研究興趣包括東亞沿海國家的本土史、東亞沿海世界與東亞大陸帝國之角力，以及東亞模式近代化與自由民主的互動。

大中華想像的形成
 
為統合清帝國橫跨東亞、內亞和中亞的疆土，朝廷因地制宜在各地採取不同的政策。過往明帝國雖然嘗試在西南山區推動「改土歸流」，可是當地在明清鼎革之時仍是由世襲的土司治理：這些土著領袖雖然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僚，可是實際運作時卻是實行君主制的自治政治實體。不過到了胤禛在位期間，朝廷大規模廢除西南山區的土司，改由派任的地方官治理，又把當地土著編入里甲。清帝國在西南山區落實直接管治後，透過推廣儒教禮儀將當地土著「教化」為漢人。可是有異於嶺南和東南沿海，西南山區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也欠缺足夠的在地官僚知識階層，令當地的文化融合遠遠比不上制度上的統合。
 
清帝國在面對內亞族群時，既強調愛新覺羅（Aisin Gioro）皇族與孛兒只斤氏的血緣連帶，亦透過藏傳佛教於當地推行認信國家建構：在東亞大陸扮演儒教正統守護者的清帝國，在內亞則會以轉輪王（Chakravarti Raja）的形象扮演保護佛教的皇帝菩薩。清帝國為贏得篤信藏傳佛教的蒙古人之尊敬，介入西藏的政治和教派紛爭，從而獲得對藏傳佛教的詮釋權。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Ngawang Lobsang Gyatso）於一六四二至一六八二年在位期間，為推動禮儀改革而在所屬的格魯派（Gelug）引入其他教派的傳統，激起保守派僧侶的不滿。教派衝突在詩人倉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於一六九七年坐床繼任為第六世達賴喇嘛之後全面爆發，在倉央嘉措於一七〇六年失蹤後，準噶爾汗國就乘機把勢力擴展到西藏。玄燁於一七二〇年決定出手介入，冊封格桑嘉措（Kelzang Gyatso）為第七世達賴喇嘛，並派兵護送他到拉薩。此後西藏成為清帝國的保護國，而朝廷亦透過金瓶掣籤（Gser bum skrug pa）決定藏傳佛教各教派祖古（Tulku，俗稱活佛）的繼任人選。清帝國君主以皇帝菩薩的姿態，平息藏傳佛教的教派衝突，從而在內亞族群面前確立其管治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