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導讀
過去的立陶宛發生了什麼事?——寫給台灣讀者的歷史導讀
奧里馬斯.許瓦德斯(Aurimas Švedas),立陶宛歷史研究所所長、維爾紐斯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著有《巨大體系的囚徒:蘇聯時期立陶宛史學(1944-1985年)》等書。
這本圖像小說所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1945年)與戰後時期,發生在中、東歐的故事。對台灣的孩子們而言,歐洲的這片區域大概宛如月球背面,遙遠且陌生。當時,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歷了許多苦難。二戰造成的傷害已經夠大了,接著他們又陷入希特勒和史達林兩位獨裁者的深淵,遭遇更多的不幸。
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趁著歐洲因二戰陷入混亂,在1940年6月15日占領了立陶宛共和國。那天,從城鎮到鄉村,紅軍士兵和共產主義標誌顯眼的戰車長驅直入,立陶宛人看在眼裡,無不感到焦慮不安。
占領這個小而繁榮的國家之後,他們開始奪取立陶宛公民一手打造的企業、工廠、商店等,農民的土地被沒收,出版自由和政黨活動也都遭到禁止。
他們之前在蘇俄也進行過史達林式的鎮壓,占領立陶宛後,利用相似手段對具有公民意識且教育程度高的民眾展開逮捕、監禁,並流放至西伯利亞。這些人當中有大學教授、教師、醫生、企業家、農民、軍警、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這些人被冠上「異議分子」、「蘇維埃國家公敵」等罪名,一連串的行動對立陶宛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他們為何要這麼做?當一個國家失去最有才華、最具創造力、最勤奮的人民,就會變得更好掌控。這項可怕的計畫從1941年執行到1953年,直到史達林過世為止,蘇聯使用浪漫的代號,宣稱驅逐是在執行特殊的「行動」,如「春天行動」、「秋天行動」,當時一共有131,340立陶宛人遭到流放。
補充一點,立陶宛並不是唯一有人民遭到流放的國家,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鄰近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烏克蘭西部、白俄羅斯西部以及摩爾多瓦等國家。
《西伯利亞俳句》一書所講述的,是在第一次大規模流放中受害人民的故事。當時大約有17,600人被送往蘇聯的偏遠地帶(包含科米、阿爾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新西伯利亞州、哈薩克),其中約有5,100名是兒童,他們和老年人最先受到各種疾病和死亡的摧殘。
被流放者被迫在工地、集體農場和伐木區從事無比粗重的勞力工作,許多人在第一個冬天就因飢餓、酷寒而喪命。流放地的生活條件和立陶宛的差異之大,大約就像格陵蘭之於台灣那樣,而當地的俄羅斯人或其他西伯利亞民族,受史達林的宣傳影響,將流放者視為敵人,不與他們往來,也不得提供任何幫助。
1956年後,倖存的立陶宛人才終於獲准返回家鄉。然而,就算回到祖國,他們和子女還是長期受到蘇聯當局的差別待遇,他們無法回到從前的住處,就業困難重重,也被禁止進入大學就讀。
流放造成的集體性創傷,直到今日依然難以釋懷。自1989年起,立陶宛將每年的6月14日訂為「哀悼與希望日」。如今在立陶宛,舉凡紀念碑、被流放者的回憶錄及小說、學術研究、電影、漫畫,都成為銘記這段歷史的方式。
關於史達林和其追隨者建立的「古拉格」(GULAG,即「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簡稱),西方社會一直無從了解,直到俄羅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於1974年揭露,才知道其規模、特徵和駭人聽聞的真相。然而,古拉格的策劃者和主導者從未被追究責任,進入21世紀後,由普丁掌權的俄羅斯反而歌頌史達林是「有效率的管理者」,宣稱他建立的古拉格為蘇聯貢獻良多。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西伯利亞俳句》的內容,令世界各地的讀者大感意外。至於為何這本書也值得台灣人一讀?我提出以下四點原因:
1. 立陶宛人和台灣人都深知,被強大許多的國家壓迫是何滋味。
2. 台灣人和立陶宛人一樣,至今仍活在鄰國的威脅之下,這個鄰國否定民主的價值,並隨時會打擊、監禁異議人士。
3. 台灣和立陶宛的力量都源自於對自身歷史、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重視。
4. 立陶宛人和台灣人的身分認同都是歷史經驗所形塑出來的,也會透過故事留存下來並世代相傳。
那些曾經活在世上、愛過、飽受過苦難的人們,需要歷史學者和藝術家的努力,才能將他們在20世紀(極端且殘酷的世紀)遭遇的一切轉述給世人知曉。這些故事將使我們更能理解自己和他人,並守護、珍惜自由的生活。我相信《西伯利亞俳句》將會搭建橋梁,使立陶宛與台灣人民更緊密相連。
序言
小時候,爸爸不時會壓低嗓音跟我們提起西伯利亞的事。弟弟和我在餐桌上不好好吃飯時,他責備我們之後就會說──年紀和我們差不多大的時候,他在西伯利亞,要是能找到一顆冰凍的馬鈴薯都會感激得不得了,而且他也會把那顆馬鈴薯吃下肚,因為沒有其他食物可以吃……在我的想像中,西伯利亞是一片無比遙遠的冰冷之地,生活在那裡的人們,肚子總是咕嚕作響,鼻子下方垂掛著滴水的冰柱。小時候,我總是無法理解爸爸以前怎麼會淪落到這麼可怕的地方,他的過去似乎充滿了祕密。如今,當我對自己的孩子提起冰凍馬鈴薯的事,他們會問:誰把爺爺趕去那裡?為什麼?唉,實在不太容易解釋……
那段時期是多事之秋。戰爭爆發,德國入侵波蘭,剛在俄羅斯成立不久的蘇聯,很快就占領了立陶宛。許多立陶宛人因為對此無法接受,被視為是「國家的敵人」而遭到剷除。這些人在自己的家中被蘇聯軍隊逮捕,全家都被驅逐出境,送往蘇聯環境最嚴苛、遺世獨立的地區,也就是遙遠的西伯利亞。許多人在流放的過程中死去。受到幸運之神眷顧、最終能回到故鄉的人少之又少,包括有機會搭上那班「孤兒列車」回家的兒童。我的爸爸阿吉斯就在這班列車上。他和我的祖母都提過這段往事,成為我寫這本書的靈感來源。這個故事大多是真實的,只有一部分出自我的想像……
尤佳.維列
後記
看見黑暗之光,永不遺忘——給台灣讀者的話
我的祖母,也就是我父親的母親,1941年和她的孩子們一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多年後,她寫下這段遭到流放的回憶。
她用一枝普通的鉛筆,寫在一本小小的筆記本裡。寫她曾經承受的諸多苦痛,日常所見盡是嚴寒、飢餓和死亡;寫她被迫與丈夫分離,而丈夫不久後也遭槍殺;寫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經常生病;寫她每天還是得打起精神去工作,才能換取麵包來養活兩個年幼的孩子。
經過許多年之後,立陶宛在1990年終於得以重新宣布獨立,那些幸運存活下來的被流放者,才總算能夠將那段可怕的經歷公諸於世。我的祖母也開始回顧、分享了她的回憶。她筆下所寫的都是大自然,好心幫助過他們生存的當地人,也寫希望和信仰,卻從未寫下任何怨恨和憤怒,也無意去質問「為什麼?」。
在我看來,她寫下的字字句句都是美好和靜謐。某一天,有個字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大聲說出來給自己聽:「俳句」,簡潔而深刻,正是這種日本詩歌帶給我的感受。因為這個聽起來像是咒語一般的詞,我找到了合適的書名──《西伯利亞俳句》。
我在祖母的見證中看到許多光,我也想將其寫進我的故事裡,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歷史中的這段篇章非常黑暗,充滿不公義和痛苦,我們應該讓世人知曉,藉此向那些無法回來的人們致意。無論是我們,或是任何人,都應祈禱這樣的事絕對不能再發生。前進是必然的,但我們不該遺忘。
尤佳.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