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秩序追求與華夷論辨：近世以來東亞知識人的鄉愁

序  東亞歷史地平線上「中華」的呼喚    黃俊傑
自序    
緒論： 近世東亞「中華秩序」的多元體系及其關係類型    
一、前言：    
1.「中華秩序」追求的認同因素    
2.「知識人」、「東亞」與「近世」的界定    
二、中華秩序的多元體現：「自成天下」與「各有中國」    
三、近世東亞儒者對「中華秩序」追求的親屬關係類型    
四、結語：兩種「鄉愁」的中華秩序    
上篇引言    
第一章 朝鮮儒者「小中華」意識中的自我情感因素    
一、前言:父子關係型的小中華意識    
二、「小中華」意識中的「檀君」與「箕子」情感    
三、華夷變態中的「唯我是華」之自任情感    
四、結語    
第二章  朝鮮朱子學者的「真儒」與「道統」之論    
一、前言：真儒、醇儒與俗儒    
二、真儒典範與全體大用之學    
三、真儒在朝鮮與道脈之傳    
四、千載何以無真儒？真儒何以難為？    
五、結論    
第三章  從東亞視域看鄭成功形象的「中華」意識之爭    
一、前言    
二、鄭成功形象在日本的脈絡性轉換：「大和魂」取代「中華心」    
明治維新以後《国姓爺合戦》出版一覽表    
三、近代中國作為「恢復中華」形象的鄭成功    
四、日據時期臺灣鄭成功形象的爭議：中華心與大和魂之爭    
五、鄭成功「奉明正朔」在朝鮮士大夫引起的激盪    
六、結語：作為遺民的中華意識    
第四章   日本德川時代神儒兼攝學者對    
「神道」「儒道」的解釋特色    
一、前言    
二、日本「神道」的內涵與對中國「儒道」之對抗    
（一）日本「傳統」之內涵與「恢復傳統」三階段    
（二）日本「神道」對中國「儒道」之對抗：以吳太伯是否為神武天皇為例    
三、神、儒之道的共通性：「神儒合一」與「神儒一其揆」    
（一）追求神、儒之「道」的「共通性」之兩種附會方式：    
（二）「神儒合一」與「神儒一其揆」    
四、神、儒之道的緊張性焦點：堯舜禪讓與湯武放伐    
五、結論：兼論主體性膨脹的問題    
第五章    
從近世「王道」到近代「皇道」的轉折    
一、前言    
二、江戶時代：「王道」注入「神道」內涵階段    
（一）王道與神道無別    
（二）王道輔佐神道    
三、明治維新至戰前：「王道」轉折到「皇道」內涵階段    
1.「王道」與「皇道」的四大區別    
2.「皇道」早於「王道」說    
3.「王道」理想需要透過「皇道」來實現    
4.王道有廣狹二義，中國是狹義的王道，日本皇道是廣義的王道    
5.王道是相對的，皇道是絕對的    
四、結論    
【附錄】1932年滿州國成立後至戰前有關「皇道」與「王道」之著作(依年代)。第六章 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    
一、前言    
二、史臣「各帝其國，各華其華」的「中國」思維    
三、使臣的「同華意識」與「競華意識」    
（一）越南使臣的「同華意識」    
（二）越韓使臣的「競華」意識    
四、結論：三種中華意識的比較    
下篇引言    
第七章    
明代朝鮮與琉球關係的「中國」因素    
一、前言    
二、朝貢體系下的朝鮮、琉球關係比較    
三、國書回覆所涉及的中國因素    
四、對漂流人處置的「中國因素」    
五、餘論：「中國因素」與「周邊國因素」之間    
第八章 朝鮮陽明學者鄭霞谷與朱子學者閔彥暉的華夷論辨    
一、前言    
二、鄭霞谷對「和議」的權變理解    
三、既奉「正朔」是否行「跪拜」之爭    
四、出仕標準之爭議    
1.    仕避之義與「君臣之倫」、「華夷之辨」的關係    
2.    「出處第一等義」之辨    
五、「正統與非正統」之辨    
六、結論：陽明學對朱子學華夷論的挑戰    
第九章 日本德川學者的「夷夏之辨」思想論爭及其轉變    
一、前言    
二、「倭」字考證    
三、誰是「中華」？    
四、「中華論」的脈絡性轉移    
五、「中華」論爭的消逝：幕末支那論的「緣起」    
六、結語：國家名稱的詞語「誤解」問題    
第十章  透過他者以窺自我：晚清官員訪日所投射的中華形象    
一、前言    
二、甲午戰前的中國投射話語    
（一）甲午戰前日人為徐福之裔的投射話語    
（二）中日合作興亞的投射話語    
三、文明教育比較下所投射的中華落後形象    
四、民族挫折感所投射的中華形象    
五、結論    
第十一章 結論：思考「中華秩序」的方法    
一、中華情感在東亞近世以來脈絡性的多元辯證關係    
二、中華道統的「互為傳遞」與「互為轉移」關係    
三、中華秩序追求過程中「求同共異」的方法論    
1.從「西昇東降」到「東昇西降」的文明衝突    
2.以「求同共異」關係進行文明對話之可能    
參考書目

 

序(節錄)

東亞歷史地平線上「中華」的呼喚
黃俊傑

　　本書主題是近世東亞知識人對「中華秩序」的追求與「華夷論辯」的展開，兩者的核心問題是「中華」這個悠久的理念。作為文化概念的「中華」，對中國以及東亞知識人而言，是一種文化的「鄉愁」，是一種精神的「召喚」，更是一種未來的「願景」，而且「鄉愁」與「召喚」中回顧性的情懷，與「願景」中前瞻性的希望融合為一。但是，對浸潤在中華文化的東亞知識人而言，「中華」卻又是他們地理上與現實上的「異鄉」。對生活於秦漢以降大一統帝國下的中國知識人而言，堯舜聖王與想像中的「三代」典範所代表的「中華」，固然是一種回不去的「異鄉」；對外族入主中國的時代之遺民而言，想像中的「中華」更是一種「異鄉」；對東亞周邊地域的知識人而言，理想中的「中華」更是一種精神上與地理上的「異鄉」。但是，再進一步分析，作為文化概念的「中華」是一種「符號」，各方人士都可以各取所需地注入不同的詮釋與意涵；做為地理實體的「中華」，則神似眾聲喧嘩的劇場，各方人士都可以在此劇場盡情發揮他們的天份與才情。張崑將這一部新書，以「中華」作為主軸，確實目光如炬，得其肯棨。20世紀以前，中華帝國所建構的「中華秩序」，展開了「天下」的世界觀，最近20多年來漢語知識界關於「天下」的正反兩面論述，更是風起雲湧，思潮澎湃。

　　崑將這部新書分上下兩篇，共11章，凡24萬字，是作者十多年來所撰寫的力作。上篇分析東亞知識人對「中華秩序」的追求，下篇扣緊「華夷論辨」以呼應上篇，分析近世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朝鮮、日本、越南、臺灣等區域的「中華/中國」課題之發展。崑將將東亞歷史上的「中華秩序」與「華夷之辨」兩者合而論之，這是正確的做法，正如邢義田先生所說：「當中國國力豐厚，充滿自信的時代，如漢、唐、明、清之盛世，以天下為一家的理想往往抬頭，使中國文化或政治力量有向外擴張的傾向；當中國國力不振或遭受外來的威脅，如唐安史之亂以後，兩宋以及明、清易代之時，閉關自守，間隔華夷的論調又會轉盛」，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中華秩序」與「華夷之辨」是互相連動的兩個概念群，隨著世運興衰而互為興替，崑將這本書在上篇以6章篇幅宏觀東亞近世儒者追求「中華秩序」的4種類型之後，接著在下篇中以4章篇幅微觀地分析「華夷之辨」中所觸及的「中華意識」。這樣的寫作布局策略，非常能夠掌握「中華意識」與「華夷之辨」之不可分割性，及其與中華帝國國勢之互為連動性。

　　這部書在21世紀的台灣學術界的出現，實與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再起」及其新出現的問題以及對世界的衝擊有深刻之關係，作者自述他寫作此書的動機說：

　　探索中華意識更重要的動機，則是因「中國再起」正在牽動東亞局勢乃至世界變化的發展。二十世紀末之後，「中國再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國際情勢變化開啟各界對「何為中國？」議題的積極探討，其中「中國是什麼？」、「為何中國會再起？」、「中國要以如何的方式（和平的、霸權的）再起？」便是眾所關切的三大關鍵課題，無論哪一個課題，如果從文化角度來透視的話，都跳不出「中華意識」這個議題和概念，甚至我們也可以說任何討論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課題，離開了「中華意識」這概念的深究探討，不免緣木求魚，窮究不了真相。（書稿，頁10）

　　崑將寫作此書時所關心的「何為中國？」「中國何以再起？」以及「中國往何處去？」等三大問題，正是最近20年來國內外學術萬方矚目的重大議題。1998年美國的外交事務協會就出版題為《中國之崛起》的論文集。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以下一系列專書的出版之後，激起了有關「中國」議題研究的風潮，去（2023）年5月就有金刻羽分析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致力於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新書問世，7月瑞典著名漢學家羅多弼所編《什麼是中國？》新書剛剛出版。崑將這部新書，是近20年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關「中國」的研究論著最新的一部。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說「近己則俗變相類」，崑將所撰寫的這一部書，正是從「中國再起」的當代巨變出發，思考17世紀以降「中華秩序」之歷史變遷，有心於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從歷史中汲取現代的啟示，「史學所以經世」，此之謂也。

　　我讀完這部書，感受到本書幾點殊勝之處，謹提出以就教於作者及本書讀友。

　　第一，本書將「中華秩序」與「華夷之辨」兩大問題，置於時間性與空間性交光互影之處加以分析，所以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因此與當代研究同一主題的前行學者有同有異，其殊異之處更使本書特見精神。

　　崑將踵繼前行學者如吳玉山與Charles Horner等先生，論述「中華秩序」時特重時間之縱深與歷史的持續性。吳玉山先生從2015年開始主持7次以「中國再起」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聚焦在「歷史」與「國際關係」的互動，他強調「要瞭解中國大陸的對外行為，需要國際關係學者來進行科學探究、發展理論，也需要歷史學者提供史識史才、旁徵博引。臺灣具有結合這兩個學科的資源與能力，也因此具有深入探究中國大陸對外行為根源的獨特優勢」，所以，他主編的書扣緊中國歷史上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思考「中國再起」後對外的國際關係可能之發展。Charles Horner則回顧元、明、清三朝的對外關係，指出中華帝國對變遷中的外部環境的適應力極強。Horner認為中國的再起必須被放在悠久的歷史轉型的脈絡中思考。崑將寫作這本書時，也是從歷史的持續性考量「中華秩序」的演變，將「中華秩序」課題予以歷史化，取之而置於時間縱深之中加以考察。這是他與前輩學者心同理同之處。

　　但是，崑將這部書與前行學者的著作不同之處，在於他開拓了「中華秩序」議題的空間性，他的書在字裡行間提醒我們：研究「中華意識」的演變，不能忽視地理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例如此書一再提醒讀者：朝鮮與日本的「中華秩序」觀之差異，關鍵在於兩地與中國在地理距離上的遠近。崑將說：「地理愈接近中國者，其政治與文化的關係愈是斬不斷的連接關係；而地理屏障愈深者，愈有脫離中心呈現自己的政治與文化主體，日本屏障是一海之隔甚於韓、越，而越南有崇山峻嶺之屏障則甚於僅一江之隔的朝鮮。因此，呈現由近而遠的『父子關係』、『兄弟關係』到『養父子關係』、『遺民關係』，也可以從地理遠近關係窺出端倪」（本書書稿頁37）。這部書可以說是以「時間」、「空間」、陸權（中華帝國）與海權（朝鮮與日本）4大元素的輻輳作用為焦點而寫作的作品。相對而言，吳玉山與Charles Horner都是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論述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但是，崑將這本書則除了中國歷史脈絡之外，再將「中華秩序」置於東亞視野中加以考察。用葛兆光先生的話來說，這部書兼具「從中國看周邊」與「從周邊看中國」這兩種不可分割的視野，這部書呈現一種蜻蜓式的複眼，同時並觀中國與周邊地域的互動，確有其殊勝之處。

自序(節錄)

　　筆者在大學教書，開設一門《東北亞民族源流與發展》之課程，均會碰到東亞各國民族文化的神話或其源流問題，也會讓學生報告主權爭議問題，諸如日韓間的獨島（或竹島）、臺日間的釣魚台、牡丹社事件、琉球歸屬、高句麗歷史爭議還有東亞歷史教科書爭議等課題。由於上課的學生每年都會有少數韓國、越南、日本的留學生，還有不少是馬來西亞、印尼、香港等華僑身份的學生，因此在上這些民族起源與主權爭議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激烈的討論。但透過不同想法的激盪及引導，回歸到理性討論與辯證，以期讓學生重新思考「民族」、「國家」、「邊界」與「主權」問題時，發現都無法繞過以往的歷史文化，且不能單用現代主權觀念來切割這些爭議。換言之，當我們討論這些主權爭議問題時，不能只是用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觀念來理解，還須回到近代以前的歷史文化脈絡，而當將爭議問題放到歷史文化的縱深視野時，學生比較能持平地看到問題的複雜性與關鍵性。

　　同樣，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會討論「中國」、「中華民族」、「中華」的內涵是什麼？有時自以為很清楚，更多的時候是模糊的，尤其臺灣目前自2019年實施的教科書課綱，對國、高中歷史教科書課本刪除長年以來的「中國史」而改為「東亞史」，且略古詳今，更讓臺灣年輕世代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認同漸行漸遠，加上刻意混淆青年世代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中國」或「中國人」在過去順理成章的認同，目前卻在青年世代形成「禁忌」。這讓筆者對什麼是「中國」或「中華」產生濃厚追究的興趣，也深覺有責任讓年輕一代深思這個課題。雖然筆者在2017年主編了《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大出版社），但意猶未盡，這幾年陸續完成多篇東亞區域有關「中華/中國」課題的論文，從近世以來的「華夷論辨」與「追求中華秩序」的角度，希冀能比較有縱深與橫向系統地重新深入認識「中華/中國」課題。

　　探索「什麼是中華」的主要動機之一，是2015年筆者參觀臺南市延平郡王祠時，赫然看到正廳中的匾額寫得四個大字—「振興中華」，落款人是蔣中正，引發我研究鄭成功的初衷動機。多年過去了，我寫過了朝鮮的「小中華意識」，日本德川朝的「夷夏之辨」，甚至越南的「中華意識」，獨獨缺漏了有關臺灣的中華意識。我生於臺灣，長於臺灣，本來中華意識是最熟悉不過了，但要提筆來寫，卻又是最難下筆，所以本書最後寫成的是有關鄭成功的中華意識（收入於本書第三章）。但我內心很清楚，必須從鄭成功的形象下手，因鄭成功的形象之評價不僅涉及兩岸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關係，也牽動日本及韓國知識份子透過鄭成功的評價，給予脈絡性轉換的寄託與投射的關懷。鄭成功道道地地就是一個東亞人物，他已經超出兩岸中國人的形象。就空間的延伸而言，鄭成功不僅擴及到東亞的韓國與日本，更是十七世紀荷蘭語所稱Koxinga（國姓爺」），是個西洋人眼中不可輕忽的東亞海域霸主。就時間的延伸而言，臺灣鄭成功廟共有一百多座，從清代初期迄今，依然香火鼎盛，日據時期還更被改造成神社，而在臺灣光復後蔣介石率領龐大數量的軍民來臺，其命運與鄭成功何其相似。

　　令筆者對「中華」意識研究的另一個深切動機，是早年拜讀了臺灣日據時期小說家鍾理和（1915-1960）有名的〈原鄉人〉，其中出現對「支那人」與「中國人」一詞的困惑：

　　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到公學校（如今的國民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這時我發覺中國又變成「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

　　鍾理和又提及日本老師上課的情形：

　　日本老師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他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同上）

　　殖民時代的日本人慣稱「中國人」為「支那人」，以一種鄙視轉換稱呼，將「中國人」稱呼轉換為「支那人」並灌輸給臺灣人。鍾理和那一輩知識份子均受到「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心理掙扎，但即便當時殖民日本一再「去中國化」或醜化中國的行為，當時知識份子反而更認同中國。鍾理和這篇〈原鄉人〉最有名的吶喊：「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多麼悲憤無奈！多麼激昂慷慨！即便在今日讀來，都是相當動人。當時日據時期有「吳思漢」、「邱永漢」、「蔣渭水」等人的名字，就可了解那種「思漢」的祖國情結。

　　當然，更重要探索中華意識的動機，則是因「中國再起」正在牽動東亞局勢乃至世界變化的發展。自從上世紀末「中國再起」已是不爭的事實，牽動各界對「何為中國？」之論的積極探討，其中不外討論「中國是什麼」？「為何中國會再起」？「中國要以如何的方式（和平的、霸權的）再起」？等三大課題，無論哪一個課題，如果從文化角度來透視的話，應逃不出討論「中華意識」這個概念，甚至我們也可以說任何討論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課題，離開了「中華意識」概念的深究探討，不免緣木求魚。質言之，「中華意識」在近代以前常是受儒教影響的東亞國家知識人共同追求的精神象徵。「中華意識」或許是「人倫日用而不知」，或是如孟子所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盡心上）但也有一些知識人「默而識之」，刻畫在內心，深入骨髓，一生以追求「中華」為職志。

　　因此我們若要探討「中國/中華」課題，有必要重看中華秩序在近代以前發生的歷程及其產生的巨大影響。

　　「重看」中華秩序有兩層意義：一是從過去的「中華秩序」看現代世界局勢中的「中國再起」，一是從現在的「中國再起」回過頭來看「中華秩序」。顯然，這兩層的「重看」是有必要，否則難以清楚掌握「中國再起」的當代意義以及預測其未來的走向。近年來以「中國再起」（Resurgence of China）的學術研究議題在臺灣也頗熱門。黃俊傑教授過去自2014年起在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即連續推動「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後連續5年，筆者2017年主編的《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一書彙整多位學者的菁華，則是該研究會的初步成果。2023年由歐洲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University of Stockholm）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主編的what is China? Observations and Perspectives，此書彙整了東西十位中國專家的論文，有來自瑞典、中國大陸、香港、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等學者對中國研究的論文。其中葛兆光分析中國歷史上內外關係的意義，張隆溪則從中國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和一個地理領土來探討其意義，新加坡的王賡武則分析了前近代和近代古典文本對中國國家的意義。韓國的Kim Youngmin 探討了「中國」如何被視為一種「建構」。黃俊傑則比較了中國宋代的石介(1005-1045)和日本江戶時代儒者淺見絅齋(1652-1711)的中國論，而王汎森討論了近代史上中國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瑞典Fredrik Fällman則對當代中國論述中的「中國特色」概念進行了批判性分析，馬來西亞的黃基明（Ooi Kee Beng） 則審視了中國在東協鄰國中的形象。最後，瑞典Joakim Enwall探討了中國從多民族帝國轉變為同質民族國家的發展。此書面向多元，時間跨越前近代到當代中國，除涉及中國本身的形像討論，也有從周邊國家如何看待中國的比較視野等等，是從文化視野討論「中國」的新研究成果。

　　此外，當代國際關係政治學者也都有志一同注意到這個趨勢。例如蔡東杰《中華帝國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一書深刻地從國際關係及歷史發展脈絡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國以前的三個帝國—秦漢帝國（第一帝國）、隋唐帝國（第二帝國）、清帝國（第三帝國）—，當然也關注當代興起的共黨中國之發展。儘管筆者對其帝國的定義尚有疑慮，但至少一個國際關係學者願意如此深入中國歷史脈絡，確實比較能客觀持平地觀察到中國歷史發展的興衰過程，這當然有助於預測未來中國發展的面向。

緒論 (節錄)

近世東亞「中華秩序」的多元體系及其關係類型

　　一、前言

　　1.「中華秩序」追求的認同因素

　　近代以前，儒家文化曾經深刻影響了中國周邊國家的韓國、日本及越南，學者稱「東亞教育圈」或「漢字文化圈」，皆有深刻的儒學教育、養士教育及成聖教育的內涵。從追求和平秩序角度而言，儒學要士人具有仁者胸懷，承擔「以天下為己任」，建立大同世界以及返回「三代」理想世界，均是一種秩序追求的渴望，特別是孟子揭示民本位之「王道」政治思想，堪稱為「中華民族永恆的鄉愁」。

　　「鄉愁」是一種對心中懷念或對理想進行追求、渴望的內心狀態，但也常在其參與經驗中處於焦慮的狀態中出現。人們擺脫不了當代歷史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所說的「神、人、世界和社會」所構成的存在共同體」的四元結構，必然透過存在秩序的參與以解除其生存的焦慮。特別的是，沃格林連結「秩序」與「符號」之間的關係，認為人們用「符號」的創造，來解除自我於存在領域中感到生存意義的焦慮或折磨，並且這些創造符號往往是在一個特定時空階段的「動盪時代」（the Time of Troubles）中出現。沃格林指的符號是「社會是大寫的人」（Society is man written large），例如在埃及古王國和中王國之間的社會崩潰見證了奧西里斯（Osiris）宗教信仰的出現。又如在中國的封建解體時期出現了各家哲學學派，尤其是老子和孔子的學派。以及如孔雀帝國（The Maurya empire）建立之前的戰爭時期伴隨著佛陀和耆那教（Jainism）的出現。筆者稍借用上述「符號」作為「秩序」象徵之理論，闡釋過去儒家藉著「聖人」或「聖王」或「先王」、「大人」的符號，結合天與地的自然秩序規律，最明顯的是《易經》這部著作的出現，用陰陽二爻的符號，表示剛柔相濟、吉凶禍福的關係變化，探索其變與不變之道的規律。孔子繼承周文化，晚年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發揮詩、禮、樂的共通韻律與和諧精神，藉以穩定人類秩序，亦不忘連結到天地秩序中，如同古代儒家經典代表《易經‧繫辭傳》所闡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從觀察天地運行現象中，以八卦與六十四爻在天地的千變萬化中找尋到適切的「規律」或「秩序」，作為人類社會的依循規則。理學家後來善用這種結合宇宙與人事的理則關係，典型者如朱子註解「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如果以上「聖人」、「聖王」、「先王」、「大人」是作為「秩序」的「符號」象徵。那麼孔子超越封建世襲階級，提倡有教無類，將春秋時代政治社會政治地位的「君子」一詞賦予成德者的內涵，更提煉出胸懷天下的「仁學」哲理與實踐之道，追求王道的天下大同世界理想，如是「君子」、「仁」、「王道」等也是一種自然衍生出的和平秩序「符號」，甚至都可集中或濃縮在本書所言的「中華」這個符號（在第二節中論述）。此後一批批君子弟子追隨孔子所創造性轉化的秩序符號，掀起東亞國家在學術上、政治上、教育上、向內超越的哲學向度上等等的革命性突破，對後世中國乃至東亞世界影響深遠，筆者稱這種以仁學為基礎的成聖成賢是一種「生成中的飛躍」（leap in becoming），與當代歷史哲學家沃格林所謂的「存在中的飛躍」（leap in being）構成對比。「生成的飛躍」是儒家式的，是沒有一元神概念的人性飛躍，迥異於西方猶太基督宗教宗教的「啟示性」與柏拉圖「哲學」的「存在的飛躍」；儒家「生成的飛躍」沒有西方「一神論」與「多神論」的嚴格排斥所激發出不寬容的對立，強調自己要透過自己心性的涵養去面對一個超越的存在，而不是將自己綁在一個超越神下的存在，用牟宗三（1909-1995）先生的話來說是一種「攝存有於活動」，下學而上達的自我修練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