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何找我寫書？
貢噶仁波切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上師。
他受過完整的藏傳佛教僧伽訓練，並且得到驗證，具有無私的慈悲心與處世的智慧，這與一般人想像的佛法上師特質無異。但是，他的另一種特質是特立獨行、不畏人言，說話、做事從不討好誰，只求對得起自己的信仰。在不少場合中，他為遵循己志，常讓在座的人或吃驚、或側目，這在藏傳佛教的一眾上師裡，是出了名的。他是隻單飛的雄鷹。
他實在太特別了。作為他多年的弟子，或親見、或耳聞，我曾幾次提筆想記錄他的故事，無奈缺乏深入的觀察，往往只知其事件，而不知其背後的邏輯與脈絡，無法探其核心價值，只能作罷。
二○二四年一月，我前往尼泊爾貢噶寺為仁波切慶生，並獻上我為知名的功夫影星李連杰撰述出版的《超越生死：李連杰尋找李連杰》一書。仁波切翻閱之後，問我，是否願意也為他寫一本？自己的恩師，我當然應允。回臺之後，隨即著手安排後續的採訪工作。
同年五月，我再訪尼泊爾，長住貢噶寺，日夜跟隨仁波切。仁波切的華語聽講能力不錯，加之以我對藏傳佛教的瞭解，以及與仁波切多年的默契，對談不成問題。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何想讓我為你寫書？」仁波切答：「很多弟子好奇，想瞭解我，但沒有機緣跟他們說。」我又問：「仁波切想用這本書跟讀者說些什麼？」仁波切說：「是不是一個佛教徒不重要，但是要當一個好人，要有慈悲心，要誠實。」他一貫寡言，難得又開口補述：「慈悲與誠實，能夠帶給你快樂。」
慈是希望對方快樂，悲是不捨對方痛苦，這種品德都需建立在真誠之上；先有真誠，才有能力慈悲。於是，真誠與慈悲，作為本書的兩大題旨，這是仁波切自己的定義。
仁波切不喜歡、也不習慣聊天，不論是第二語言華語，或是他的母語藏語。他對人事物的描繪，往往停在點狀的敘述。在訪談的過程中，我驚覺仁波切不曾在記憶裡為自己編年記事，也不為自己的歷史設置里程碑，這與常人迥異。若說歷史建構了自我認識的主體，仁波切恰好相反，他不為自己形塑主體，他不在乎，至於他人要如何形塑對他的認識，他也不在乎。
我經常在向仁波切提問之後，雙方進入漫長的凝視與等待，最後仁波切可能會說：「我忘了。」或是「這無所謂。」專注在當下，不留戀過去，是仁波切的本能反應。他的記憶是點狀的，「我忘了」也可以充滿美感與意境，並富有詩意與禪機。本書的寫作，取材自仁波切的生平故事，並刻意保留仁波切這項與眾不同的特色，顛覆傳統傳記的編年與長篇敘事，呈現他自然真誠的樣子。
二○二四年在尼泊爾的採訪，是我第一次這麼長時間且持續地跟仁波切相處。而且，因為仁波切有意協助提供更多資訊，所以幾乎是有問必答（即便答覆時常是「我忘了」），這在與他相識逾二十三年、卻相處有限的經驗裡，是極為難得的。在與仁波切的互動中，不論是主動的問答，或是被動地觀察，我都有許多別於以往的瞭解與感動，或翻轉、或敲碎過往我既有的經驗與理解。
佛法說，眾生在無止盡的痛苦裡反覆生死，謂之輪迴；就像是用了一個錯誤的公式，永遠導不出正確的解答。要跳脫這個苦之迴圈，第一步就是要認知到自己在受苦，並有希望脫離的心，再以此心為動力，改變自己的思考與行為，開啟新的局面。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認知概念的改變。上師在這條路上，擔任最重要的引路人。
回憶二○○一年，我當年十五歲，是很虔誠的藏傳佛教弟子，並且久聞貢噶仁波切大名──依當時的師承輩份算起來，他是我的師公。當年仁波切初次來臺弘法，盛極一時，我的母親帶著我的照片拜見他，請他給予加持與祝福。仁波切看了我的照片，問我母親：「是否可以將他帶回印度？」忽此一問，我的母親不及細想，只回：「那得看小孩本人的意願。」當我與仁波切見面相談後，確定我想前往印度學習的決心，該年便從臺灣休學，前往北印度智慧林佛學院，隻身留在喜馬拉雅山麓的深林裡學習。
回首來時路，仁波切當年的提問，以及我自己的決定，造就了往後一連串特別的生命歷程。歷史沒有如果，路途也無法重來，二十餘年來，我始終覺得自己是被選中的幸運之人。
本次有幸，再有機會，長時間地跟隨仁波切採訪。過程中有衝擊，也有感動，這不僅是寫作材料，更是我生命靈性蛻變成長的啟發。本書的前半「真誠篇」，是貢噶仁波切的生命歷程，誠實地揭露他的成長與榮辱。後半「慈悲篇」，寫仁波切的思考與價值觀。誠摯地希望，為貢噶仁波切而寫的這本書，能豐富讀者對一位藏傳佛法上師的想像，乃至啟動您探索內在生命的旅程。
寫於奈良興福寺猿澤池畔 二○二四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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