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

　　香港政治學者、公共知識份子王耀宗教授，以個人的生命經歷，及相交的各界知識分子，由個人成長寫至從嶺南大學退休，記錄了香港當代文人史重要篇章。王教授的生命史代表了香港戰後第一代大學畢業生從並不優渥的環境中成長、求學，憑藉對知識的熱情而晉身「天子門生」，繼而往外國留學開拓眼界，回港後任教於大學傳授知識，同時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推動香港民主進程，及後不得已離港，遠颺後回憶「再也回不去的香港」，有感而寫下本書。回憶錄將個人生命連結香港盛衰，既有萬馬齊喑的無奈，也有一簫一劍的活潑和銳氣，是香港歷史的重要一頁。

推薦人

　　王慧敏（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呂大樂（社會學學者）
　　李永達（香港民主黨前主席）
　　林和立（中國問題學者）
　　陳祖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特聘研究員）
　　陳健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葉建源（資深教育工作者）
　　葉健民（布里斯托大學香港史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葉蔭聰（文化評論人）
　　劉銳紹（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

　　香港從「個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變成「集體主義」的社會，「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成為壓倒性的行為價值及標準，我們熟悉的「歷史真相」將會慢慢消失。歷史論述是選擇性的，可以多元並存，但「歷史事實」不可偽造。我決定寫回憶錄，個人的經歷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構成整體香港歷史的基礎。
　　
　　一個時代的大故事乃由很多個人的小故事所組成。時代只是一個框架，個人才是真實的經驗、過程和內容。耀宗教授講他個人的經歷、感受和觀察，豐富了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認識和想像。——呂大樂（社會學學者）

　　王耀宗教授主編的《神州三十年：香港新起的一代看中國的發展》，是我大學時期接觸當代中國的重要啟蒙讀物。我對他那一代香港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歷和思想發展很感興趣，但這方面始終缺乏有分量的自傳。這本回憶錄不但真切地呈現了作者的人生歷程，也為香港留下了一段珍貴的歷史紀錄。——陳祖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特聘研究員）

　　香港的思想歷史充滿斷層與遺忘，更談不上傳承繼往，極需有心人多加努力。王耀宗教授作為知識分子與學者，親身參與、評議與研究香港半世紀有餘，難得他退休後還花心力撰寫回憶錄，此書必定成為日後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新一代人了解過往的寶庫。——葉蔭聰（文化評論人）

　　王耀宗教授由一名偷渡者最後晉身高等學府管理層，印證了從前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他學貫中西，年青時四處遊學，反映出香港作為一個面向世界開放城市提供的種種可能。縱然胸懷世界，但他也如不少同代人一樣，始終牽掛國內歷史起跌，大半生努力善用這𥚃曾經存在的自由空間，以知識去回應時局。——葉健民（布里斯托大學香港史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認識王耀宗，在「六四」之後，他與一批有心人在香港辦民主大學。長期以來，他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專業精神，從獨立思考和入世觀察的角度，關心時局和民族命運，建言頗多。世人需要這種治學和實踐態度，相信這書有所啟發。——劉銳紹（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


 

作者簡介

王耀宗

　　出生於上海，八歲來到香港，二○二二年移居澳洲。一九七四年中文大學文學士，一九七六年哲學碩士，一九九二年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碩士，一九九六年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系博士。曾任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現為政府與國際事務學系）正教授、系主任及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等職，服務嶺南大學超過三十載。

　　中文著有：《中國問題面面觀》（1990年）、《中國學生運動的反思與前瞻》（1992年）；編著有《神州三十年》（1979年）、《神州四十年》（1990年）、《神州五十年》（2000年）、《神州六十年》（2009年）。

　　英文著有：From Deng Xiaoping to Jiang Zemin: Two Decad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編有：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Crisis: Hong Kong’s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Handover (2004) 。

 

自序：香港巨變的歷史畫軸

從小我喜歡看名人或偉人的自傳及傳記，一方面，可以知悉他們成長的歷程，不懈的鬥志；另一方面，亦以他們的成就激發自己向上奮鬥之心。科學家居禮夫人的傳記以及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自傳，令我印象最為深刻。居禮夫人躲在巴黎的實驗室內，耗盡心血，日日夜夜化解數以頓計的煤炭以抽取微量的「鈾」(uranium)，令我永誌不忘。羅素自傳三冊，我省吃省用了好幾個月的零用錢，才可以買齊。他的一生，知行合一， 濃厚的人文關懷，學術上的專精與社會批判精神合於一身；自傳的自序，看得我熱血沸騰，至今感動不已，他是我一生中的楷模。 

另一本對我人生觀有極重要影響的書，就是劉紹銘教授的《吃馬鈴薯的日子》。書中記錄了他少年時掙扎求學的動人故事，裡面引了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名言「Live life to the full」，此句話成為我一生追求美好生活，發揮個人潛能的動力根源。另外，存在主義的「存在先於本質」，哲學家沙特在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一書所提出的「人的一生是他行動的總和」的理念，對我也有極大影響。 

大約四、五年前，我從未想過會寫回憶錄。人們一向認為要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才會寫自傳。自己雖從事高等教育學術界多年，出版的論文、編著、講稿、政論及書評並不少，但多數並未彙編；自問並非遐邇聞名的學者，也非全身從政的「政治活動家」（political activist）。但在二○一九年反修例運動後，我的想法逐漸改變。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社會發生巨大的巨變；這是香港七十多年來的第三次重大改變：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第三次是二○二○年中實施人大常委會的國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