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藍博洲

　　首先，借用臺灣坐牢最久的政治良心犯林書揚先生(1926-2012)的分析，為「左翼運動」下一個清楚的定義：

　　「在一個階級支配的社會，對於社會上不平、不公、不正的現象及關係，自然會有被支配、被壓迫的人們，起而反抗支配及壓迫者。如果這種反抗只是針對政治領域的抗爭，那麼這種運動的目標也只是針對政治情況做部分改善的一種改良運動。往往，在殖民地社會，會有如地主及殖民地新起的本土工商資本家這些經濟上的有產階級所推動的政治改良運動，這就變成了殖民地運動中的右翼。他們在運動上的要求往往僅限於政治關係的改良。而所謂的左翼運動，就是把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被支配關係的根上溯至社會結構中最基礎的部分，也就是階級結構中最基本的部分，有意從此部分來加以改造。這種運動的目標及理念便是左翼的、激進的、革命性的反抗運動。換句話說，也就是把殖民地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列為首要的攻擊目標，這就是所謂的左翼運動。」

　　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臺灣之初，為了消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鞏固殖民統治；也為了培養下級辦事人才，作為剝削臺灣人民的工具；就積極推動並普及殖民教育。但是，由於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待遇，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不但未能消滅，反而日益增強。

　　歷經二十年的武裝抗日，噍吧哖起義失敗之後，臺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進入文化鬥爭階段。一九一九年年底，以林獻堂、蔡惠如為代表的臺灣進步地主結合留學日本的青年學生，在東京成立啟發會，不久改名新民會，以「專研臺灣所有的應革新事項以圖提升其文化」爲目的，以改革臺灣統治狀況、發行宣傳啟蒙的機關誌(《臺灣青年》)與聯絡祖國同志為主要運動方針，陸續展開六三法撤廢運動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進一步結合以蔣渭水醫師為代表的臺灣進步知識份子，在臺北正式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做為臺灣民眾啟發與策動的常設組織，有計劃地在全島推行「喚起漢民族自覺、反對日本民族壓迫」的啟蒙運動。主導是地主階級。意識型態則是漢族主義及由漢族主義所引導的三民主義。

　　與此同時，那些留學日本和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絕大部分是地主階級子弟的青年學生，紛紛回臺巡迴演講，協助策劃文宣，成為實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推行者。但是，這些青年學生求學期間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蓬勃發展的左翼反帝思潮與五四運動後祖國大陸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敏銳地自發研究社會科學，更多地接受了以俄羅斯蘇維埃革命(一九一七年)、第三國際的建立(一九一九年)為契機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投身以其為方法論的反資本帝國主義世界支配的廣泛的國際人民左翼的革命實踐運動，而逐漸匯聚為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兩大系統，以新的姿態批判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及宣傳教育，並逐漸掌握運動主導權。

　　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殖民政策下，日本殖民當局利用臺灣農村的封建剝削關係掠奪土地，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殖民地臺灣的地主雖然也受到殖民當局的剝削，但將部分轉嫁至佃農身上。廣大臺灣農民受到雙重剝削而陷於極端困苦狀態，甚至破產而淪落為貧苦工人。比起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農，他們除了在半封建、舊式生產關係下受到地主剝削外，還受到日本資本家的剝削，是雙重剝削關係的受害者。

　　這些進步青年看到臺灣的工農大眾正受到雙重剝削的苦，因此要求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發展方向轉變，將反殖民運動的目標指向社會結構中最不合理的部分，直接要求經濟的生產關係的改造。臺灣的農民和工人也因此開始民族的和階級的自覺，各地農民組合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臺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文化鬥爭階段也由初期溫和的殖民地改良運動，逐漸轉為高度意識性的左翼反帝運動。

　　一九二五年，文協理事、臺中州彰化郡二林庄開業醫師李應章揭竿而起，團結四百餘名蔗農，組織臺灣第一個農民組織二林蔗農組合，反抗日本官員勾結製糖會社財閥的壓榨，爭取蔗農權益，從而造成近百人被集體逮捕處刑的「二林蔗農事件」。

　　一九二六年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因此成立，結合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提出「支持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萬歲」等鮮明的戰鬥口號。至一九二八年底第二次大會時，組織發展增至三十個分會，成員超過五萬人，動員群眾達十萬至十五萬人(當時臺灣的總人口不過四百萬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左派取得領導權。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蔡培火、林獻堂與蔣渭水等舊幹部退出，另創臺灣民眾黨，主張「確立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經濟組織、革除社會不良制度」。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大宣言強調：「我們欲求臺灣人之解放，對內先要喚起全臺灣人之總動員，對外與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聯繫，共同奮鬥，如此始能達其目的。」因此,今後「特別應以農工羣眾為解放運動之主力，重點放在對農村與工廠的宣傳，使工農階級組織化實為最緊要之事。」同時提出「以農工階級為中心，展開農工商學共同戰線」的口號。林獻堂等人再度退出民眾黨。陳其昌此時擔任民眾黨的秘書長，開始導向左翼化的發展。一九二九年十月，陳其昌擬稿三大宣言的「今後的方针」又強調：「在外則連絡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衆，參加國際解放戰線，以期與世界解放的潮流匯合。」一九三一年二月四大改組，反對總督統治、宣傳階級鬥爭，突遭官憲闖入會場，宣佈「禁止結社令」，使該黨非法化，並逮捕黨幹部十六人。同年八月蔣渭水病逝，遺囑：「臺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須極力奮鬥，舊同志要加倍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期望為同胞之解放而努力。」

　　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大陸的臺籍中共黨員和留學日本的共產主義者，繼承孫中山革命精神，在中共幫助下，於上海成立了臺灣的共產黨組織――「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並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統一的實踐內容，展開各種各樣的經濟、文化或政治鬥爭，臺灣民族革命運動進入高潮。文化協會於是又發生第二次質變，由日本山川派社會主義成了蘇聯式布爾什維克主義，完全成為臺共思想團體的一部分。然後便是農民組合，在臺共的黨團成員運作之下發展最為成功。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農民組合遭到日警全面檢舉，重建的農組與臺共的聯繫更加密切且日益地下化和激進化。苗栗大湖青年農民戰士劉雙鼎重建大湖支部，組織貧窮佃農，展開各種組訓和潑辣的農村鬥爭。隨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野心的膨脹，一九三一年三月起，殖民當局開始對臺灣共產黨進攻。臺共份子遭到全面檢舉，勢力頓挫。儘管如此，同年五月，劉雙鼎又在三灣庄建立永和山支部，積極準備武裝起義。

　　然而，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充分完成，對外發動侵略，對內則對各種社會運動加以鎮壓，殖民地的反帝鬥爭都遭到全面撲殺，運動組織也趨於瓦解。從此，臺灣進入全面的戰時體制。一九三三年九月劉雙鼎被捕，因嚴酷刑求而瘐死獄中。日本特警同時在新竹州各客家庄展開徹底搜捕，前後計有百餘名客家農民牽連入獄。

　　臺灣左翼運動的第一週期也告一段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入侵中國大陸。中華民族終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展開全面抗戰。臺灣人民看到了光復的希望。臺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擺脫了長期以來孤軍作戰的狀態，納入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為實現臺灣光復，前後有多達五萬多名臺灣愛國青年冒著生命危險，間關萬里，潛回大陸，艱辛追尋重慶、延安等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積極投身抗戰洪流，與大陸同胞並肩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在大陸的臺灣反日帝團體中的國民黨系統者，主要以中央執政黨的黨、團工作者身分參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入臺接收部門，或展開基層組織的建設工作，以「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為群眾宣傳的主要口號。其中，陸續有各地早期運動家自發成立的人民團體：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籌備會、臺灣政治建設協會(臺灣民眾協會)、臺灣憲政協進會(原臺灣革命同盟部分成員)等等。臺灣學生也成立了以普及國語、宣傳三民主義為主的學生聯盟。

　　另外，具有更大的組織基礎和經驗的臺灣左翼也同時展開活動。例如，大多由出獄的左翼運動家參與的臺灣人民協會及其機關報《人民公報》；成員多屬舊農組關係者，有文協會員與部分舊臺共參與的農民協會，會員曾達一萬以上，後被軍統劉啟光(原名侯朝宗，農組領袖之一)一派滲透破壞。此外還有臺灣總工會籌備會與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謝雪紅等人)。

　　就在這些本島舊左翼人士自發進行組織活動之際，早已建立對臺工作的政策執行機關，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的《新華日報》（重慶）和《解放日報》（延安）總共刊載過五十六篇臺灣問題論說的中共中央，也在延安成立了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被派任主持，隨即經山西、河北、山東，於年底到達蘇北淮安華中局，組成領導機構。

　　一九四六年四月，嘉義籍的張志忠等五名領導幹部從上海搭乘臺北號赴臺。六月，張志忠代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和籌備會代表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樑材，在臺北廖家舉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聯席會議，決定即時解散籌備會，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臺工委領導。七月，蔡孝乾化名陳碩峰返臺，正式成立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臺灣左翼運動經過十二年的斷層，正式進入難度更高，地下化的第二週期。

　　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初期的「策略與活動方式」包括如下幾條：第一，緊密團結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號召全省各階級人士（包括外省人與高山族同胞），組織廣泛的愛國愛鄉統一戰線。第二，展開外省同胞工作：驅除排外心理，爭取團結外省人士，站到反蔣的愛國統一戰線。第三，調查中心的產業部門，以建立與工人的關係找出工人的共同要求，領導工人鬥爭。在工運方面，亦應團結外省工人，以改善生活的經濟鬥爭，提高本省人之政治警覺。第四，以「臺人治臺」的政治口號號召，藉此團結爭取臺灣社會各階層人士，從而改造之。

　　與此同時，那些以前的農民組合成員都還保持著運動理念，對國共兩黨在大陸的階級鬥爭也都很清楚。他們認為，戰後臺灣的農村生產凋蔽，解決生活問題乃燃眉之急，趁著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機恢復農村生產，是最為現實且急迫的首要任務。他們預備在國民黨開始推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的時候，再利用合法做組織工作，重建隊伍，壯大勢力。但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發生了。

　　蔡孝乾說：「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全省不過七十餘黨員，對於二二八事件實起不了整個領導作用。對於北部的武裝暴動，還沒有力量可以控制。新竹地區的林元枝部那時也未有聯絡。只有張志忠在中南部領導的武裝工作，組成了自治聯軍，並由謝雪紅在彰化一帶領導武裝群眾數百人，參加了二二八的暴動」(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訊問筆錄》)。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讓情治系統提高警覺，開始追蹤日據時代左翼運動的人和事。他們深恐動亂再度發生，國內的階級內戰蔓延臺灣，因而準備要在臺灣開闢類如大陸的，地下的，情報的另一個戰場。於是同年十月，臺灣省政府依據中央所頒「後方共產黨處理辦法」，令本省境內共產黨員於月底前登記，逾期依法究辦。與此同時，日據時代左翼運動第一週期一批相當優秀有能力的幹部，因為在事件的混亂中應群眾要求以個人身分領導運動，暴露了自己的身分而慘遭迫害。

　　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臺灣地下黨的組織原則，就是不跟第一週期已經暴露的人掛勾，而以青年一代為主要發展對象。現在，一場突然的二二八事變使得客觀形勢急速轉變，更迫使臺灣青年苦苦思索「臺灣往何處去」的出路問題，從而通過對整個中國政局的瞭解而認識到：二二八的性質其實跟整個中國覺醒民眾反封建官僚的鬥爭一樣；民眾訴求的民主與自治，只有加入全中國的民主統一戰線，讓整個中國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才有可能實現。這樣，就有了臺灣青年從白色祖國到紅色祖國的認同轉變。於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蔡孝乾與臺灣的主要幹部出席在香港召開的工作會議之前，全省黨員已達到三百名左右。

　　香港會議最後由華東局代表章天鳴綜合會議決議撰成〈關於臺灣工作〉一文，並由蔡孝乾親筆抄錄，帶回臺灣，作為省工委今後在臺灣工作的策略總則。其中「臺灣工作環境的特點」強調：臺灣人民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雖有和國內人民不同的類似弱小民族的特性，但還沒有形成一個臺灣民族。「臺灣的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則強調：目前，在臺灣的革命性質應表現於民主自治運動；其打擊對象不同於大陸，對地主資產階級採取戰略的聯合，對託管派、傾向政府士紳孤立之；其革命的動力寄扥於工農、革命中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革命知識份子等。「臺灣目前的形勢與發展前途」預估：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崩潰後，臺灣會再發生新「二二八」事件，並估計到美國會援助國民黨固守臺灣的可能。據此提出「目前具體工作」為加強群眾工作，開展統戰運動等項，而以群眾工作為中心，統戰工作為橋樑。最後強調「須加強團結，走群眾路　線」的建黨方法。

　　「香港會議是臺灣工作的一個轉捩點，」蔡孝乾認為，「自這次會議後，我們的工作，尤其是群眾工作方面有了很大的轉變，黨員數目也大為增加。」

　　一九四九年。

　　年初，歷經遼瀋、淮海與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大陸上國共內戰的形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三月，中共中央將解放臺灣納入日程並確定由粟裕負責攻取。四月，臺灣省警備司令陳誠鎮壓臺北學運(「四六事件」)。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由於當局加強控制和組織上的弱點暴露，以此事件為臨界點，發展工作也從「最高峰時期」開始「走下坡」。同月，南京解放。國民政府遷往廣州。五月，臺灣省警備司令部宣佈：實施軍事戒嚴令，禁止一切「非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並制定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立法院頒布實施針對「匪諜」的《懲治叛亂條例》。上海解放。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展與外圍團體的活動進一步擴大。六月，毛澤東明令三野負責武力解放臺灣，點將粟裕主持對臺作戰，把解放臺灣作為幾個月內的「四大工作」之一。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為展開反攻大陸的軍政準備於臺北市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頒布。近萬名臺灣軍人被派赴大陸打內戰。臺灣銀行實施幣制改革，新臺幣每元折合舊臺幣四萬元。七月，臺灣省級公務員推行聯保制。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臺灣全島各重要地區發動宣傳攻勢，散發省工委、臺盟、解放軍駐臺代表聯名的《告臺灣同胞書》等傳單。八月，美國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聲明不再介入中國內戰，停止援蔣。「由於臺大法學院支部的暴露，引起《光明報》的破獲和基隆中學組織的破壞。在這連串的破壞中，臺灣省工委的組織始終在國防部保密局的監視與控制之下，首先由於基隆中學事件波及於高雄的組織，繼而新竹、臺北、臺中等地相繼破壞，省工委的全部委員先後被捕。」九月，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達等五人正式代表臺盟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一月，臺灣防衛司令部公佈：通匪或隱匿匪諜不報、造謠惑眾、煽動軍心、破壞交通與電訊者皆處死刑。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廿七日，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歷史進程的軌道轉變了。流亡的蔣介石政權通過出賣民族主體性換得美國的保護權，進而在星條旗覆蓋下的寶島臺灣，以反共之名，全面展開長達四、五年的左翼力量與思想的肅清作業，臺灣正式進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

　　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重整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機構在苗栗縣三義鄉魚籐坪基地被破壞，領導人陸續被捕。日據以來的臺灣左翼運動，無論是左翼鬥士的肉體，或者思想與運動理念，至此遭到全面而徹底的鎮壓。這段激越的歷史從此被臺灣社會的集體記憶刻意湮滅，從而喪失了能夠穿透社會矛盾的「左眼」，以及可以景仰學習的最富理想主義的臺灣人的典範。

　　本書收錄的李應章、伍金地、許月里、廖清纏與陳其昌等五位反殖民左翼鬥士的抗爭史實，就是筆者幾十年來在荒湮漠土中挖掘留存的幾頁臺灣史的殘跡，希望能夠對延續臺灣人的正派氣概起到一點作用。謹此作為紀念臺灣光復八十週年的獻禮。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五湖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