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唐代一向被推崇為最輝煌的時代。詩歌作為最能表現漢語、漢字特性的文學形式，更成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表徵，唐詩眾體兼備，風格多元，意境高華，音韻瀏亮，尤為其中之精萃。自有唐詩以來，其璀璨的光芒，即同步催生出綿延千年不輟的唐詩學。後世的詩學或重興趣，或主格調，或倡神韻，或講肌理，或談性靈…...，皆不可能繞過對於唐詩的評論，在在體現出唐詩給予後世的批評家無盡的詩學滋養，因而紛紛藉唐詩創說立派。這說明唐詩具有許許多多可以道說、卻難盡言的無窮魅力，引發一代代評論者持續深掘其中的奧妙。我們難以想像，倘若沒有唐詩，中國還會是詩歌的國度嗎？倘若沒有唐詩，中國的詩學喪失的豈止是半壁的江山？每個時代的評論者都傾心譜寫著與唐詩的交響曲，展示各自的學術風格與關懷。
基於對唐詩的傾慕，甫入學術叢林的我，即以唐詩學為職志，一路從明清、元代、宋朝，上溯至唐代現場。在不斷探源溯流的過程中，我深切體認到一代有一代的學術，這些唐代以後林林總總的理論，儘管對象是唐詩，反映的往往是所處時代的思想與批評家自身的氣性，具有強烈的後設性格，日新月異，不斷推動著詩學理論的蓬勃發展，深具積極的意義。然而，也就在不斷參互比較各代詩學觀念之餘，唐代作為唐詩學的起點，其自身的詩學是何種樣貌？尤其是構成唐詩核心內容的詩律有何特色？難道不是首先應該釐清的課題嗎？
勾勒唐代詩學所依附的文獻，與後世詩學用豐富的詩話、成套的詩論堆疊而成，頗異其趣。唐代一部部零碎而殘缺的詩格書，相較於氣宇恢宏的理論，著實難掩相形見絀的窘迫，所受青睞的程度自然遠遠不如。詩格著作總是反覆指點學詩者「如何寫」的形而下原理，在得魚忘筌的慣性下，很難逃過漸趨式微的命運，不但自身的樣貌不甚清晰，也不易尋獲與後世詩學的承衍脈絡。然而，每個時代皆有其詩學的使命，唐人處於反覆試煉新的詩歌體式、全方位探尋詩歌表現力的歷史轉捩點，其詩學正充分反映出此一時代性格。如果我們高度評價唐詩的成就，那麼唐人如何完成其時代使命，難道不是唐代詩學最耐人尋味的核心議題？甚至，許多漢語詩歌發展的根源性問題，亦可從中求索，獲得釜底抽薪的解決。而「詩律」正是唐人獻給世界文學最具創意的禮物，有唐三百年的詩學，總以創作論為主，以詩格為大宗，即是一段因詩律元素的介入，從而不斷反省詩歌表現方式的歷程。「唐詩如何走上律化之路？」是在我心中迴盪超過二十年的大哉問，因而，以唐代自身詩學為對象的《唐詩學探索》，成為我對此叩問的第一塊敲門磚。
然而，當我完成《唐詩學探索》之後，心中的提問並未獲得解決，甚至越是深入詩格類著作的細節，我的困惑反而更加深重了。因為翻遍現存唐代詩格，一條條病犯說明與調聲法則，與明清以後嚴格程式化的平仄譜，在表述方法、思維模式上，皆存在巨大的落差；在唐人詩格中既找不著平仄譜的蹤跡，也兜不出一套平仄譜，更遑論拗救法的影子。唐人到底怎樣發明了律詩？又依據什麼法則創作律詩？這些提問依舊沒有滿意的答案。這讓我回憶起學生時代，與幾位喜愛古典詩的同學共組讀書會，一起研讀王力的《漢語詩律學》，認為這是深入唐詩的必經之路。大家從各種律句形式學起，努力消化繁難的拗救法則，當時的腦袋被形式邏輯所主宰，韻律的體察反而暫放一邊，詩律規範越是燒腦難以攻克，越是佩服唐人，怎麼可以想出這麼曲折的規範。只是，在研析詩格之後，我不禁開始懷疑唐人真的都依循平仄譜創作嗎？若果如此，為何唐代詩格與之有如此明顯的距離？又為何大詩人的作品常常不太合格？會不會平仄譜也是一種晚出的後設理論？以之為據討論唐詩，是唯一而恰當的選擇嗎？
文獻依據、理論推衍是人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基礎，但詩律研究較之其他議題又具有量化實證的面向，兩者必須相輔相濟，才能有令人信服的詮釋。儘管我的質疑相當合於情理，卻只能在理論上徘徊，無法用數據證明孰是孰非。而在二十多年前的學術環境，要提出鉅量的數據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純粹的量化研究也不符我的學術性格。在期待轉折契機之時，我不得不暫時放下心中的難題，轉而展開「自然詩學」的探索，再將研究視域向前追溯到六朝，依續析理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的田園、山水、風景詩。當我嘗試釐清大謝與小謝「如何寫」的差異時，永明詩學成為最具啟發性的支援視域，永明詩學的理論讓我體認到詩律是中國詩學的大本大宗，它召喚的不是表面的律化形式，而是漢語漢字的精魂，此一關懷立刻與我原先念茲在茲的唐代詩律重新接軌。我因而具有了百倍於原先的動力，意圖再次挑戰二十年前被我擱置的詩學議題。
回首來時路，將自身研究全力投入改善詩律研究環境，開拓新的可能性，已歷十個寒暑，而真正讓我得以實現用新思維、新方法、新工具，重返詩律研究，則是一連串令人感恩的學術互動與跨域合作。每念及此，心中總是滿溢難以言喻的感激，過程中種種因緣際會的助力適時來到，共同灌溉在這片尚待開荒的處女地。猶記得2014年12月，科技部與政治大學共同主辦「從人文到數位人文」學術研習營，我獲邀參與「唐詩的數位人文研究」場次，當時擔任「文學一」學門召集人的廖美玉教授正在力推學門內的數位人文研究，並以其學術專業親自主持我所參與的場次，當時的我完全是門外漢，但因正究心於永明詩學的發展，而對連結永明體與唐代律體的研究方向，興趣盎然，更對數位人文可以提供的助益，充滿綺思幻想。我在會議中以近乎「求救」的方式，呼籲以數位工具解決詩律研究的困境。此舉受到不少與會者的鼓勵，其中最為可貴的，是獲得成功大學王三慶教授的關注，於會後交流時允諾惠贈早年珍藏的日本詩格資料，嗣後我即收到《作文大躰》、《王澤不渇鈔》的照片文檔。王三慶教授的饋贈，不但為我打開研究日本詩格的窗口，厚贈之情所寄寓的期許，更是我2015年即刻積極展開相關計畫的重要誘因之一。
2015年我同步啟動專題研究計畫與數位人文計畫，以期相輔相成。在數位系統開發上，尤其勞師動眾。臺大資工系項潔教授在計畫構想之初所給予的支持與鼓勵，促使我戒慎恐懼地邁開腳步，正式跨足數位人文領域；中文系楊秀芳教授慷慨提供「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作為「漢詩聲律分析系統」的語音資料庫，為整個計畫堅持學術導向的初衷奠立基礎；中研院莊德明研究助技師、專任助理鄧賢瑛，篳路藍縷，從無到有地架構起「漢詩聲律分析系統」，並隨著研究的推進，持續增設分析項目與功能，實現此系統成為最能從研究者角度設計的詩律分析平臺；法鼓文理學院王昱鈞助理教授擘劃「漢詩文獻系統」，建立大部頭詩歌文本資料庫，並與鄧賢瑛共同完成兩個系統的架接工程，從而促使詩律研究正式邁入大數據的階段。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兩個系統續由資工系陳詩淇助理接管，增設並優化功能，實現回饋學界、永續經營的理想。
在長達十年跨領域的團隊合作下，相互激盪，眾志成城，天時、地利、人和，因緣俱足，成此臺灣學界的佳話。我身為最大的受益者，不僅在於有序地實現原初的夢想，更在於自身脫胎換骨的蛻變，數位人文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深入到研究者的感覺結構與思考模式之中，從提問到尋求解答，無不鐫刻著彼此的印痕。我們深信，解構並予以重構，是為了更好的開始，本書以建立體系性的脈絡與參照指標為目的，期使詩律重獲其應有的活潑潑的動能。
十年的奮鬥，感謝有科技部（今國科會）的經費挹注，歷任助理、博士後研究人員的襄助。博士後林孜曄、助理陳俐君、羅珮瑄，在日文資料上給予的協助；博士後李千慧、白右尹在聲韻資料上的核校；助理歐千華、吳懿倫、楊博仁、李品杉在文本校對及標音校改上，長期的付出；博士後林偉盛作為資訊與人文的協調窗口、帶領研究生嫻熟數位方法，更居不可或缺的地位。因為有大家的信任與支持，使我得以熬過無數個黎明前的黑暗，終於迎來詩律的曙光。
從研究計畫到最終以專書形式問世，則要感謝臺大出版中心「中國文學研究叢書」主編鄭毓瑜院士的促成，兩位專書審查委員悉心的評閱及建議，紀淑玲、李協芳兩位學科主編先後親力親為的關注，而李協芳先生在本書的排版與校對所提供的專業協助，以及林偉盛與楊博仁在校稿工作上的盡心盡力，皆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推手。十年來，從開荒、整地到播種、育苗，身為一位樸實的耕耘者，我殷切期盼著與詩學同好攜手灌溉這塊沃土，共創一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詩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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