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應快樂：賽局理論與生活之道

前言  起心動念

第一部 理性、情緒與生活的演算法
為什麼我們活得愈來愈聰明、理性且高效率，卻不快樂？
第一章 推理、幸福與成功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賽局理論
第三章 焦慮的方程式

第二部 懷疑、悖論與道德難題
道德我都懂，為什麼遵循卻很難？
第四章 懷疑論與悖論
第五章 格蕾塔困境

第三部 從個體到世界的選擇
在不確定時代的生存建議與行動
第六章 為了全體人類的幸福
第七章 通往更美好的世界之路

參考文獻
註釋

 

序

起心動念

　　這本書放在我心裡已經很久了。多年來，我一直將各種關於如何應對事業和生活高低起伏的想法，記在腦海中和紙片上。在寫這本書時，我不光借重賽局理論、經濟學和哲學的學術著作，同時也回想了自己的經歷，從我在印度度過的童年，到我身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職業生涯，試圖以此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我所學到的大多來自與他人的互動——和我課堂上的學生，以及在我擔任華盛頓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期間，所遇到焦頭爛額的政治人物和面臨挑戰的企業領袖。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欠下了許多債，既對人，也對地方。我過著幾近遊牧的生活，足跡遍布多個國家、無數城市和城鎮。

　　這不是我原本要走的道路。就我記憶所及，原本的計劃是我應該成為一名律師，並接手父親在加爾各答前途一片光明的律師事務所P. C. Ghose & Co.。我喜愛加爾各答智識上的熱鬧、咖啡館和書店。這看起來是個不錯的計畫。我會結婚生子，並住在巴爾戈根環路二十九號一樓，那個我小時候隨父母搬入的寬敞大房。我將在黑斯廷斯街八號那棟橫向辦公大樓的二樓工作，大樓每一層有四個房間，都有落地窗。這座辦公大樓有一個長長的露台，書記員和擔心財產被盜、遺囑有爭議以及被積欠租金的客戶，一邊在那裡等待與律師會面，一邊看著樓下的景物：行人穿著破舊的西裝、纏著腰布或身著紗麗，車道上喇叭聲此起彼落，每個司機都在催促前面的司機讓路，看也不看前面的司機前面還有另一個司機，而那個司機前面還有另一個司機。

　　▎職涯規劃轉變

　　是在倫敦的時候，身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我改變了自己的職涯規劃。當時的倫敦是進步運動和新思潮的中心。我坐在擁擠的演講廳裡，聆聽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們思索經濟學、哲學和政治學，心中對他們能找出別人未曾發現的世界模式讚嘆不已。在那裡我遇到了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教授，他後來成為我的博士導師，也是我轉換跑道最主要的原因，他關於社會選擇理論和投資規劃的講座，讓我對經濟學和哲學產生了興趣。

　　德里經濟學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是我展開研究和教學生涯的地方，那裡在一九八○年代和九○年代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本著巴黎著名的左岸精神，德里大學中的智識人才更有可能出現在學院的咖啡館而不是辦公室。我的下一個重大里程碑，是意外來自康乃爾大學的教授職位邀請。這個決定伴隨著些許忐忑。我和妻子艾拉卡在德里舒適地生活了十七年，原本沒有要搬家的打算。現在回想起來，我很慶幸我接受了邀請。當時我正開始因為行政工作而覺得縛手縛腳，而康乃爾大學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契機。

　　能搬到伊薩卡（Ithaca）真是太好了。我很快就在一個很棒的跨學科交流會找到了歸屬，並進一步促成了這本書。這一切的開始其實有點尷尬。在還不知道自己會搬到康乃爾大學之前，我曾為一家印度報紙撰寫了一篇關於《哈羅德‧拉斯基：左翼人生》（Harold Laski: A Life on the Left）一書的評論。因為對作者一無所知，所以我的批評不太客氣。搬進尤里斯廳的新辦公室幾天後，我接獲那本書的作者之一艾薩克‧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的來電。他說他已經讀過了我的評論，然後他補充了一句話，讓我大吃一驚，他說他和我的辦公室只隔了三、四棟樓。他在政府學系，後來我們約定一起吃午餐。

　　克拉姆尼克是我見過最迷人、最勇於質疑、也最溫暖的人之一。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透過他，我在經濟學以外的朋友圈迅速擴大。後來，艾拉卡和我成為了一個跨學科、定期聚會團體的一員。其中包括Mary和Peter Katzenstein、Glenn Altschuler、Elizabeth和Hunter Rawlings、Vivian和Gary Fields、Charla和Erik Thorbecke以及其他幾位。我對政治、哲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興趣，很大程度得益於這個人才濟濟且健談的團體。

　　▎本書緣起

　　儘管興趣廣泛，但在研究方面，我仍然專注於相當主流的經濟學。雖然這本書中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但有一個特定的日期促成了本書的寫作。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受邀在康乃爾大學哲人哲學學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發表演講。這場研討會在Avi Appel、Tad Brennan、Nicole Hassoun、Rachana Kamtekar和Theodore Korzukhin的評論下開始。不知不覺中，我開始草草地記下筆記，並有系統地記下腦中閃過的想法。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我受Geoffrey Sayre-McCord之邀，於二○二二年二月在紐奧良舉行的哲學、政治和經濟學（PPE）學會年會上發表演講。這是一個與眾多哲學家和政治學家交談的好機會（在探索紐奧良之餘），還可以試著向許多跨學科的觀眾，講述我對道德責任的一些想法。

　　二○二二年夏天，我受邀到漢堡布塞里烏斯法學院（Bucerius Law School），這個完美的契機讓我得以一口氣完成手稿。促使我完成這本書的動力，來自於我與法學院的朋友沙弗（Hans-Bernd Schäfer）的多次討論，以及我在如詩如畫的下薩克森州，與克里姆特（Hartmut Kliemt）和亞勒特（Marlies Ahlert）兩日多的暢談。很快地，我就完成了整本書的草稿，不過內文還有些良莠不齊。

　　最後的編輯工作是在二○二三年春季的學術休假期間完成，也就是在訪問倫敦經濟學院期間。倫敦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印度以外世界的地方，一九七二年，我來到倫敦進修研究所。二○二三年，我懷著懷舊的心情坐在這裡，再次像學生一樣勤奮工作，對手稿做最後修潤。

　　在這段漫長的筆耕時期中，我的債務不斷累積。首先，我廣泛地借鑑了經濟學家、賽局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著作。我已經盡量謹慎地標注出引用的相關著作，但難免有所疏漏。我格外意識到哲學領域文獻的浩如煙海，而我的閱讀又是多麼零散無序。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總是不時地發現一些我應該熟悉的相關著作。以此歸納，我認為我還錯過了更多該閱讀的材料。對於此類遺漏我深感抱歉，希望以後再版時能加以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