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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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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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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同一場戰爭,我們輸了又贏了;
本應是降伏者的我們,忽焉成為被「光復」的一員。
我們到底是誰?
在黯淡的「終戰」與輝煌的「抗戰」勝利之前,
可曾容得下屬於臺灣人的戰爭記憶?


「我沒機會思考,因為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
中國人被射殺時就站在大坑前……
我只是個臺灣軍伕,所以我認爲殺死中國人不是我的義務……
阿波野走到我面前,叫我一定要跟田島做一樣的事,
否則就要把我殺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臺籍「民間通譯」潘進添於澳洲回覆檢察官提問
(潘進添最終被判處絞刑,死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返家後我打開盒子(大約衹有兩個火柴盒大)
一看,
裡面衹裝著兩粒白色的硓咕石,
所以後來我先生的墳內只葬有他的頭髮和指甲而已
(是他出征時留下來的)。」
──林招治女士,其夫林石木被派往新幾內亞,在該地中彈身亡

如今我們銘記是誰的紀念日?我們哀悼、紀念的是誰的傷痛?

  二戰終結數十年過去,除了參戰各國既有觀點的戰爭史和國族論述之外,風雲變幻的世局似乎從未留給臺灣人充分的餘裕,好好回顧自己的二戰歷史和戰爭經驗。
  本書聚焦戰爭前後南太平洋戰場散落各處臺灣人的個人際遇,記錄了在編制上屬非戰鬥人員的「軍伕」,為何最終卻擔負殺害戰俘的戰犯罪名?以及,二十世紀初期即於南洋各地發展、營商乃至於落地生根的臺灣人,因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身分於戰爭期間遭受關押、監禁。他們後來的命運又是如何?
  書中也沒有忽視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在戰爭前後是如何藉由教育、悼念儀式等論述手段,影響人們對戰爭記憶的言說、保存和紀念;帶引讀者思索政治是如何形塑我們對戰爭的記憶。

  曾擔任電視劇集《聽海湧》與紀錄片《由島至島》顧問的歷史學者藍適齊,累積二十年的研究歷程,在本書中呈現二戰期間臺籍日本兵與海外臺灣人的遭遇和磨難,重溯被忽視的臺灣庶民戰爭記憶。跳脫「民族」、「國殤」等歷史大敘事視角,還原臺灣人真實的戰爭經驗。讓大眾得以更深入、細膩地了解那個世代在戰時所面對的艱難,還有戰後蒙受的壓抑和抹除。

本書特色
●聚焦戰爭前後南太平洋戰場散落各處臺灣人的個人際遇,跳脫日本、中華民國的「民族」、「國殤」等歷史大敘事視角,還原臺灣人真實的戰爭經驗。
●透過爬梳過去教學現場的教材和文獻,並比較各國戰後的紀念行動,凸顯我們對於戰爭的記憶很可能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建構。

 

作者介紹

藍適齊Shichi Mike Lan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執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中正大學,現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另曾任日本東京大學特任客座教授、日本立教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外國人研究員。研究主題包括近現代東亞史、歷史記憶、二戰和冷戰、以及移民史。近年以歷史顧問的身分,參與多項國内外以二戰歷史為主題的影視作品、藝術創作、和紀念活動。

 

目錄

序 漂流在浪湧間的島際旅程
 
第一章 消失的臺灣平民:抗日史觀下被遺忘的二戰記憶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遺忘的代價:不被肯認的一代人
不被認可的追思:李登輝的案例
倫理議題:我們所受到的傷害,以及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Part 1 在異鄉,屬於他們的故事
第二章 被日軍徵召,被盟軍審判:成為戰犯的臺灣人

成為通譯,成為監控者
意外獲得的權力:林一和武林鶴一的故事
「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潘進添的故事
最容易成為箭靶的戰犯:郭張興、楊樹木和許祺禪的故事
中華民國政府的曖昧與消極:臺籍戰犯是我國國民嗎?
臺灣民間輿論:無辜的戰俘,家庭倫理的悲劇
赦免之後,該去哪裡?
 
第三章 被當地人憎恨,被殖民者遺棄:旅居海外的臺灣商人
戰爭前赴香港發展,無須倚靠日本的臺灣商人
戰爭期間「助紂為虐」的臺灣人,以及被連累的臺商
戰爭後對臺灣人的「澈底掃除」
「很多人都不幸得了傷寒或痢疾」:威菲路兵營內惡劣的拘留環境
比日本人還晚遣返回國的臺灣人
殖民者的歷史責任:被日本帝國遺棄的海外臺灣人
 
Part2 在臺灣,關於他們的記憶
第四章 形塑臺灣戰爭記憶的歷史敘事:來自兩個政權的教科書

殖民時期教科書對戰爭的界定:拯救「亞洲諸民族」
強調臺灣人的參戰貢獻:從「高砂義勇隊」到「愛國儲金」
讚揚臺灣民眾履行「皇國義務」:防空演習,忠誠心,日臺一體
中國政府在戰爭期間的立場改變:從「弱小民族」轉向「收復臺灣」
國民政府教科書對戰爭的界定:「迫使中國屈服的陰謀」
一場「與臺灣無關的戰爭」:被邊緣化的臺灣人戰爭記憶
歷史的喪失,以及當事者的缺席
 
第五章 重建臺灣戰爭經驗的歷史記憶:平民經驗與國際脈絡
90年代起,填補「四十年的斷層」
「遲來的被重視感」:向政府和公眾尋求應有的肯認
「日本國感謝的話,你有聽到一句嗎」:向日本政府爭取肯認與補償
史學界新焦點:平民的生活經驗,遺族的未竟渴求
超越國族,將臺灣的二戰記憶放回國際脈絡當中
 
結語
第六章 戰爭記憶的倫理與方法:理論的啟發,以及其他國家的實踐

紀念活動為何重要?在英、美、法,戰爭遺族的視角
重新認可生命的「可悲傷性」
以地域性超越國族框架:馬來西亞華人的經驗
以地域性超越國族框架:日本地方自治體和民間組織的經驗
歷史和解的可能性:建立對人尊重的「論爭型」記憶
 

序 漂流在浪湧間的島際旅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臺籍日本兵;歷史記憶;戰犯審判;海外臺灣人。這本書中的内容,主要環繞著上列的幾個關鍵歷史主題和研究對象。而這些關鍵字的排列次序,一方面顯示了我著手各項研究的時間歷程,同時也畫出了開展相關研究當下所在的幾個不同的空間。
  開始進行與臺灣的二戰歷史相關的研究,是從二○○五年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對臺灣二戰歷史的理解,與同樣在戰後臺灣接受教育的幾個世代的臺灣人一樣(大致是在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之間出生),接近於零。臺灣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在許多前輩學者的努力下,透過進行口述歷史和發掘史料,逐漸開始對臺灣的二戰歷史有了更多的認識(請參照本書中的相關討論)。但是很不巧(或者説是很巧)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負笈美國,從政治學、讀到亞洲研究、國際關係,一直到二○○四年取得歷史學的博士學位;期間卻一直鮮有機會參與學習臺灣學界關於二戰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五年恰好是二戰結束的六十周年;就是在這個時間點,才開啟了個人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與臺灣相關的二戰歷史。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啟幕的場景並不在臺灣。當時我剛剛開始第一份教職不久,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教授與近現代中國相關的課程。適逢新加坡的學術界和歷史博物館合作準備要舉辦一場盛大的學術研討會,名為「日本占領:六十年之後」(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xty YearsAfter),來回顧同時紀念這場影響深遠的戰爭。我在大學的一位同事、也是歷史學者的Kevin Blackburn 教授是研討會的籌劃人之一,專門研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二戰歷史記憶。他知道我初來乍到,就特地來邀請,希望我能夠寫一篇論文在會議上發表以共襄盛舉。
  由於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的研究主題是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和社會史,對二戰的歷史沒有深入的研究,對新加坡和東南亞的二戰更是陌生。幾經考慮,我婉拒了他的邀請,不過,他又專程來辦公室再一次誠摯地提出了邀請。而這次,他説了一個小故事。
  他知道我是在臺灣出生長大的,所以他特別告訴我:他在當地曾經進行了許多關於二戰歷史的訪談;在老一輩的華人的記憶中,日軍占領馬來亞和新加坡三年多的期間,對當地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所以,很多的老人都會說,「日本人很壞」。然而,這位同事又加了一句話;他說,也有很多的華人在受訪的時候同時告訴他,「臺灣人更壞」!
  「臺灣人更壞」這幾個字真的太令人震驚!感到震驚,不僅只是因為我是臺灣人;而是因為身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卻從來都不知道二戰期間有臺灣人在東南亞、更不知道這些臺灣人曾經對當地人做過許多不好的事情。
  從那個時刻,我開始投入研究二戰期間在東南亞的臺灣人,特別是在日軍中服務的臺灣人,之後也才會開始研究臺灣戰後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成為戰犯的臺灣人、以及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在印尼、澳洲、和香港等地被拘留的臺灣人平民百姓。這本書的内容,主要就是過去二十年之間,關於臺灣二戰歷史的小小研究成果。
  在二○二五年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發現自己這樣從外回看臺灣的研究位置,也許賦予了臺灣的二戰歷史一種「跨界」——一方面跨越空間的界限、另外一方面也跨越學科的界限——的研究視角。也因為如此,我在過去二十年之間有幸與臺灣、日本、香港、新加坡、澳洲、英國、法國和美國各地,來自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社會學、文化研究、和翻譯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們就二戰的相關研究主題進行交流合作。
  而在教學上,這樣從外回看臺灣的視角一方面給了我不同的想法,陸續規劃開授了以「跨界」為主題的課程,包括「臺灣國際關係史」和「近現代歷史中的人群移動」。同時,也有機會「跨界」受邀編寫國中和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進而參與許多和國高中老師們交流的工作坊和研習活動,特別是關於東亞史、人群的移動、以及「戰爭與歷史傷痛」等主題。另外一方面,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則是得到了許多教學相長的新收穫。✽
  而在近幾年,也得到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跨界」的機會。首先,我獲得跨越時間和世代的界限、接觸和認識歷史當事人的機會。如前所述,開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二○○五年,當時戰爭已經結束了六十年。因為年代久遠,並未考慮要訪問戰爭世代、也沒有想做過口述歷史。所以我的二戰歷史研究,完全只有根據檔案書面的資料。而且,就算我動念想要訪問當事人,例如臺灣籍戰犯或是他們的後代家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料,也會因為個資法的限制、個人隱私的考量,還有時空改變、地址變動等緣故,很難聯絡到他們。
 
  在二○一八年六月,我接到了一封email,内容寫著:
 
藍老師好,在網路上搜尋拜讀了您的文章,我家正是老師所說的蘭印時期被澳洲拘留的臺籍平民,母親則是老師提到十八位在澳洲出生的嬰兒其中之一。
 
  看到信的内容,當下真的有觸電的感覺!沒想到,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居然主動來跟我聯絡!跟來信的林小姐確認之後,才知道她的祖父一家人(林家)和外祖父一家人(江家)都是二戰之前就定居在荷屬東印度群島(Netherlands East Indies,當時在臺灣稱為「蘭印」,即今天的印尼)的臺灣人。在二戰爆發之後,兩家人(連同住在當地其他數以百計的臺灣人)都立刻受到荷蘭殖民政府拘留,一九四二年一月再輾轉送到澳洲拘留,直到戰爭結束之後在一九四六年才被遣送「回到」臺灣(請參與本書的第三章)。
  而林小姐的母親江秀蓮女士,就是江家被拘留期間在澳洲出生的。我何其有幸,後來拜訪結識了江女士;不但聽到了她的家人從臺灣到印尼、澳洲、再到臺灣的「跨界」生命史,更有機會嘗到她親手做的家庭料理——荷蘭─印尼─臺灣「跨界」的可樂餅,還聽到她在六十歲之後才到師大報名學習、卻因為從小耳濡目染能夠字正腔圓説出的印尼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她們家中拜訪的時候,在供桌上看到兩個袋鼠圖案的錢幣,上頭刻著 Australia Penny 1942。這兩個澳洲戰爭時期的一分錢幣,是江家人從澳洲帶回來的少數「紀念品」,在臺灣的家中作為拜拜時「擲筊」之用。
  隔了一年,在完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而且居然就在歷史現場。二○一九年的八月我參加了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所舉辦的馬來西亞田野調查與參訪團。在十天的行程當中,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參訪行程是檳城著名的極樂寺。雖然這是第一次造訪檳城,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對檳城(與臺灣二戰歷史的一段特殊因緣)一直銘記在心。
  大概在十五年前,我在日本找到了一份一九五○年代日本厚生省留下的官方檔案,其中有關於一九四六年一位臺籍戰犯楊樹木在馬來亞的檳城被英國法庭審判的資料(請參閲本書的第二章),包括楊樹木被審判時所登記的地址。這個地址其實是被盟國法庭判處死刑的臺籍戰犯們的家人(「遺族」)的地址,目的是讓法庭在將這些臺籍戰犯處決之後能夠通知他們的家人。幾乎所有的臺籍戰犯登記的地址都在臺灣,但是楊樹木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樣。因為他在戰爭之前就到了檳城工作、跟當地的華人女性結婚、在當地成家,所以登記的地址是在今天馬來西亞的檳城。也因為他的情況比較特別,我就特別有興趣對他進行研究,也把楊樹木的資料、特別是他在檳城的地址拍下來,存放在手機裡面(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用)。
  不過,二○一九年到馬來西亞和檳城的田野調查與參訪,我進行的研究主題是當地華人的二戰紀念和記憶,完全沒有想到要找尋與臺籍戰犯或是楊樹木相關的資料。當我們抵達極樂寺的時候,當地豔陽高照,團員們都興高采烈的要開始參觀。不過,下車看到寺廟在一個高高的山坡上、需要走一段長長的階梯上山;於是就跟導游說,我在停車場附近的咖啡店休息就好,兩個小時之後、你們參觀結束再來會合。之後,在附近隨意找了一間咖啡店,雖然沒有冷氣,不過有好吃的檳城美食。不過,我把店裡好吃的都吃完了,也才過了一個小時。只好找咖啡店的老闆聊天。
  我問老闆,這附近還有什麼地方值得去逛逛?老闆說對面就是 Ayer Itam市場;他說的Ayer Itam,其實就是這個區域的地名。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地區叫做 Ayer Itam。當時心裡覺得,奇怪,為什麼對這個地名好像有一點印象;可是,我以前沒有來過檳城啊?怎麼會記得這個地名?過了一會兒才突然驚覺,對了,我在檔案資料中看過這個地名。過去閱覽過的跟檳城有關的史料並不多,那就一定是楊樹木的資料。我趕緊把手機裡的照片拿出來看,他在檳城的地址果然就寫著是 Ayer Itam。原來,我偶然地到了楊樹木曾經住過的地區了;第一次覺得跟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和地點,竟然這麼的接近!
  日本厚生省留下的官方檔案中紀錄的地址,還很明確地寫著當時的街道名稱和門牌號碼。雖然已經是七十多年前的地址了,還是想碰碰運氣,於是就拿著地址問老闆:請問,這個地點距離這裡有多遠啊?沒想到,老闆居然告訴我:我們就在這條路上啊!再請老闆看看門牌號碼;沒想到,楊樹木的地址居然距離這家咖啡店只有十幾個號碼!
  我心想,雖然已經隔了七十多年,楊樹木的家人很有可能早就搬到別的地方、或者是原來的房子已經改建了,但還是想去他的地址看看。畢竟,我不知不覺的居然就到了楊樹木的老家附近!但是這個時候,距離跟其他團員們約定會合的時間只剩下了不到二十分鐘。咖啡店老闆熱心指引了正確的方向,我急忙謝過店家,就快步走向楊樹木的老家地址。
  登記的門牌號碼,是一間看起來很傳統的房子;因為太過於興奮,居然忘記了禮貌、直接就去按門鈴!當時也沒有先準備,如果真的有人出來,我要說什麼?要問什麼?無論說什麼,應該對方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吧。還好,沒有人出來。
  這個時候,剛好有隔壁的鄰居出來;我趕緊問他:這裡住的還是姓楊的人嗎?鄰居回答說,好像是哦,不過他們都出門了、沒有人在家。在門口多看了一下、還偷偷的拍了一張照片(現在回想,這樣的行為真的很像「不審者」,即日文中的「可疑分子」),心裡想著:在空間上能夠這麼接近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也是很好的收穫了。因為時間有限,我必須趕快走回停車場,要去跟團員們會合。
  大概走了兩、三分鐘,突然聽到後面有摩托車靠近的聲音。回頭一看,一位先生把車停下來,走向我問:你要找楊家的人嗎?我嚇一跳;不過還是回答他,是的,我想知道住在這個門牌號碼的是不是仍然是姓楊的家庭?這位先生繼續追問:你為什麼要找楊家的人?我說:我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歷史研究者,因為研究的關係,在歷史資料中看到了楊樹木先生曾經住在這裡,所以想來問問,楊樹木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裡?聽完解釋,這位先生才告訴我:他剛剛騎車回到家門口,鄰居就告訴他,剛剛有一個人來找楊家的人;因為沒有人在家,那個人就離開了。他覺得很奇怪,所以才騎車上前來追問。
  這時這位先生告訴我,楊樹木是他的祖父,他是楊樹木的長孫,家人一直都住在這裡。
  聽了真的差點昏倒!沒想到,我居然見到了楊樹木的孫子。當下有幾十個、幾百個問題想問這位先生,想知道楊樹木和家人所有的故事。不過,我必須趕快去跟團員們會合;所以趕緊詢問能否交換聯絡方式,讓我可以繼續跟他聯絡?現在回想,自己的行為真的很像詐騙吧?沒想到,這位先生居然說,好啊!他告訴我他的名字是 Simon (楊炳煒),我們還很快地自拍了兩張照片。
  回到臺灣之後,開始跟Simon聯絡,他才告訴我:其實他的家人也幾乎從來不說祖父的事情,他也只聽過很簡短的故事。所以,當我說正在研究他的祖父的歷史,他非常的驚訝、也非常的有興趣。所以才在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很快地決定要相信我,讓我可以繼續跟他聯絡。因為在一九四六年楊樹木被判刑處決之後,他的「遺族」——太太、還有四個小孩,都繼續住在原來的地方,當地有一些人對他們是很不友善、甚至是會報復的。所以,Simon也知道,自己的祖父被當成戰犯審判處決,是因為曾經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還是想要多知道關於楊樹木的事情;因為無論好事還是壞事,那都是他的祖父的歷史,他都想要知道,因為這樣才能夠讓他更認識這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祖父,也才更能夠理解自己家人經歷過的事情。
  不過,在我們聯絡的過程中,Simon的内心還是有不少的掙扎。在看過一些英國法庭的審判紀錄後,他曾經問我:為什麼要研究這些歷史?事情發生在幾十年前,事情過去就已經過去了,為什麼現在還要説出這些事情?對家人來説,這些都是痛苦的回憶。我告訴他,在歷史上楊樹木可能只是個小人物,但是他的故事能夠讓我們現在的人更瞭解什麼是戰爭;尤其是幫助我們思考,一個平凡的人在戰爭當中,會面對什麼樣困難的處境、又要做出什麼樣困難的選擇。我也理解,作為家人可能不希望再説出這些黑暗的歷史。但是如果他願意的話,讓大家知道楊樹木的故事,對我們瞭解歷史、思考歷史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沉澱,Simon後來告訴我:好的,他想要知道更多;而且,他也希望透過我的研究,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歷史。在那之後,Simon就非常熱心的提供了家裡僅存的一些資料和照片給我參考,也告訴了我更多在楊樹木和家人的故事。
 

詳細資料

  • ISBN:9786267811191
  • 叢書系列:Pelagius 海島人
  • 規格:平裝 / 296頁 / 25k正 / 21 x 14.8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消失的臺灣平民抗日史觀下被遺忘的二戰記憶
 
「那麼,當年在這裡戰死的數千名臺灣原住民阿公們的靈魂呢?日本人在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NewGuinea)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現在的臺灣政府,也遺忘了那些陣亡在新幾內亞的臺灣原住民阿公的靈魂。」
──Futuru(蔡政良),《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二○一一年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中國及其民眾正投入一場激烈的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抗戰」──對抗日本帝國。與此同時,臺灣及其民眾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臣民,被動員投入「大東亞戰爭」。雖然中國與臺灣的民眾同時參與了同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分屬敵對陣營。
  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臺灣被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光復」,臺灣人民也因而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一夕之間,過往的敵人變成了「同胞」。在戰後臺灣,中日戰爭從與盟軍並肩作戰者的經驗出發,毫無疑問地被塑造成一場勝利的戰爭。然而,同一場戰爭從那些與日本並肩作戰的臺灣人的經驗來看,則被視為一場戰敗,這與中國國族主義對這場戰爭的敘述有本質上的不同。
  臺灣人在戰爭中與日本一同作戰的經驗,顯然為戰後中國的集體記憶帶來了難題。那麼,歷史書寫的行動者是如何記憶──以及遺忘──戰後臺灣這些彼此衝突的戰爭經驗?
  而從戰爭記憶研究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學者們認為,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與德國而言)以及越南戰爭(對美國而言)這類「不名譽戰爭」,為歷史教科書編寫者與學校教師帶來了艱鉅的挑戰。那麼,為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道德正當性」,戰後以「苦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為基礎的歷史敘事,又是如何面對、處理類似的艱難課題,也就是那些具有爭議、甚至不名譽的臺灣人戰爭經驗?同時,為了追求政治團結,戰後臺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歷史書寫者是否找到調和這些衝突觀點的方法?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在任何戰後的歷史敘事中,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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