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徐季子卷

第一輯 浙東文化綜論
寧波傳統文化及其道德思想
心學與浙東傳統文化
“四明學派”簡論
由心學向實學轉化的浙東文化
王應麟的學術品格
傳統文化與甬幫商人經營之道
浙東文化與“寧波幫”精神
千年月湖
月湖記勝碑
月湖人物記
四明文采
明州佛教
蘇東坡和阿育王寺大覺禪師
第二輯 佛教哲學與中國文學研究
第三輯 書序與隨筆

這本文集的主要內容有兩方面，一是浙東文化的研究，一是佛教哲學和中國文學的研究。

浙東學術文化，興于兩宋，盛于明清。自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立《浙東學術》篇，揭示浙東學術之源流，闡發浙東學者的思想要點之後，浙東學術引起學界普遍重視，前輩學者章太炎、梁啟超等大師對浙東學術都作過精闢的評述；何炳松還出版了《浙東學派溯流》的專著，研究浙東學術的內涵，探討“浙東學派”的傳承。浙東學術是浙東文化的華章，對浙東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著名的歷史學家陳祖武先生認為，“明清時期的浙東學術，已經遠遠逾出地域學術的範圍，從而成為一個具有普遍文化價值的學術形態”。概要地說，浙東學術文化繼承了孔子的仁、忠、恕、儒學；發揚了孟子性善論的心性學說；確立了尊德性、立誠信、致良知、貴實踐的道德觀；建立了“天下為主君為客”、民為邦本、《經》為今用、史為國用、經史致用的浙東史學；倡導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求真務實、嚴謹治學的思維方式。歷代有代表性的浙東學者，都對浙東學派、浙東學術、浙東學風的形成，作出各自的貢獻。

與浙東學術相對稱的還有寧波的商貿文化，浙東學術文化和商貿文化都有過輝煌的歷史，兩者同時出現在四明大地上，相互間不能不受影響。歷來善于經商的寧波工商業者都是務本求實、勇于開拓創業的實踐家，他們長期形成的務實思想，無形中影響寧波人的思維方式。浙東學術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在學術思想上要求真務實，主張在行為實踐上下工夫，這與寧波商貿文化的影響不無關系。同時，我們也看到寧波幫的商業智慧也受到浙東傳統文化的影響，寧波商人常說“做生意要講良心”、“經商要以誠信為本”。顯然，這種商業道德同浙東文化影響有著密切關系。寧波商貿文化以務實精神影響浙東文化，浙東學術文化以誠信、尊德、重義思想影響寧波商人，兩者相濟相成，使甬幫商人有較高的商業智慧和良好的商業信譽，這是“寧波幫”能夠不敗不衰的歷史原因。

有一與浙東文化緊密相關的地方叫“月湖”。明州月湖是唐貞觀四年(630)開闢的城中水地，到北宋嘉*年間(1056)和元*八年(1093)由錢公輔、劉理兩任明州太守主政時先後營造完成的水鄉勝境，湖上有七橋三堤十洲，“湖水之深靜，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潔，足以勵清節。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機”(全祖望《湖語》)。月湖是四明高官致仕後，息影林泉休閑之地，也是浙東學者名士問道講學之處。宋孝宗時任宰相的史浩致仕後，在月湖讀書賦詩；宋代鴻儒樓鑰、王應麟在月湖著述《攻*集》和《困學紀聞》；心學大家楊簡、袁燮、沈煥、舒磷四明四先生在月湖傳授象山心學；黃宗羲、萬斯同等師徒在月湖附近白雲莊探究浙東史學；一代才士全祖望在月湖完成鴻篇巨制《鮚埒亭集》……月湖可以說既是浙東文化的一面鏡子，也是浙東學術的發祥地之一，介紹月湖也就是介紹浙東文化。

《佛教哲學和中國文學研究》是筆者從事古代文學和古文論研究部分論文的匯編。印度佛教在東漢時傳人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時間與中國文化相斥相濟的磨合，終于與中國文化逐漸融會，到了隋唐便形成了有中國文化因素的漢化佛教，同時也進一步擴大了佛教在中國的影響。本土化的佛教思想對我國古代文學藝術和文學理論都有較大影響，尤其是大乘空宗哲學、般若學、中道觀以及禪宗明心見性的證心法門，對古代文論、詩論、畫論的影響尤深，文論和詩學中的境界、意象、意境、情性、空靈、妙悟、氣韻等觀點，大都是受佛教哲學的影響而生發的。我國古代的詩歌、小說、戲曲、繪畫、音樂受佛教思想影響的作品更是難以勝數。研究古代文論和文學藝術，既要深入了解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釋家思想的影響。我們在了解古代文學家和文論家論著和創作時，發覺逾能吸收融會諸家思想的作家和理論家，愈能寫出醒人耳目、不同凡響的作品和論著。如盛唐三大詩人，杜甫詩篇處處流露仁愛思想，被稱為“詩聖”；李白詩篇豪邁恣縱，不受拘束，被稱為“詩仙”；王維詩篇清靜恬淡，被稱為“詩佛”。其實，杜詩中也有道家的曠達，李詩中也表露過“仁政愛民”的儒家思想，王詩中也抒發過“政通人和”的人世精神，在他們形象化的詩句中，蘊涵著多種哲理思維，是很自然的。宋代大家蘇軾更是將儒道佛思想融會貫通，在不同境遇中做出不同的反應。他有時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有時以佛老思想為主導，有時則水乳交融，不露痕跡，將三種思想融化于一篇詩文中，如他在元豐五年(1032)被貶在黃州時作的《赤壁賦》，就是在特定環境、特殊心境中，將儒道佛三種思想熔于一爐的千古絕唱。又如南朝梁代杰出的文學理論家劉勰，他那“體大思精”的巨著《文心雕龍》，稱儒家的經典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文心雕龍‧征聖》)，“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宗經》)；他著《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是“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序志》)的儒家思想，而他對作家、作品“擘肌分理，唯務折中”的分析方法，卻是以龍樹的“不即不離，雙遮雙照”的思維方式，“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佛祖統記》卷六)的“中道觀”為依據。他言“為文之用心”，論文思理之周密圓通，就得益于他儒佛兼修的學養。我國儒釋道三家思想，在民族傳統文化中既相對立又相統一，是相輔相成的。宋明儒的理學，在義理上視佛教為異端，排佛態度明顯，而在他們的思維方式上，不論是理學家還是心學家，都在有意無意中吸納“禪”的思維方式，他們的心學與理學都含有“禪”的意識。佛教哲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有許多方面都值得研究。

以上是對本卷內容的一些說明，以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