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爾奇思與歌爾得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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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譯後記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師從導師馮至研究歌德。一連兩三年接觸的都是《浮士德》等古典作品，儘管重新翻譯《少年維特的煩惱》收穫不小，可不久還是動了換換口味，嘗試一下翻譯現代作家的作品的念頭。

某天我走訪同在外文所的中北歐研究室的學長張佩芬，便向她和她的先生李文俊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請他們推薦一部不太長也不太難，但值得介紹的現代德語文學經典給我。

“那你就試著譯一下黑塞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吧。這本書在美國、日本影響巨大，也應該有好的中譯本。”

張佩芬是我國研究赫爾曼黑塞的專家，她聽了我的話稍作沉吟後說。

《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這本書我此前不但沒有讀過，甚至連名字也未曾聽說。然而我信賴一向對自己友善的張佩芬，於是很快找到赫爾曼黑塞這部小說細心研讀起來，誰知一讀便再也放不下了。

在京郊鐵獅子墳，在社科院一幫老研究生寄居的北師大學生宿舍裡，我用不到兩個月的暑假時間，夜以繼日地譯啊譯啊，一氣呵成譯完了這部二十萬字的小說。那年頭還只能用鋼筆一筆一畫地往稿紙上寫，一天十多個小時寫下來不可能不累，但是心裡卻異常痛快、得意和滿足。坦白交代，我真是所謂的一稿清，沒像前兩年翻譯《少年維特的煩惱》似的小心翼翼地改了又改，抄了再抄。

好個一氣呵成！好個一稿清！誰料想正在得意之時，我的身體卻出現了狀況，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覺天旋地轉，噁心得直想嘔吐。不得已我找了些感冒藥來對付，幾天後竟終於熬了過去。四十出頭畢竟還年輕啊！直到近些年才鬧清楚，那是一天到晚埋著頭爬格子，鬧下頸椎病啦。

我原先認為這本書的書名僅由兩個外國人的名字構成，

納爾奇思與歌爾得蒙

顯得既平淡又冗長，會讓人覺得小說內容枯燥乏味無疑。加之作者赫爾曼黑塞當時在中國還沒多大名氣，說實話我頗有些擔心自己這部譯著會遭到讀者冷遇。殊不知情況恰恰相反。赫爾曼黑塞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這部我冒著酷暑潛心趕譯出來的小說，它竟受到許多不同層次的讀者的關注和青睞，成了當年我僅次於《少年維特的煩惱》最受歡迎的譯作。特別是一些愛好文藝的青年更是喜歡它：著名旅德畫家程叢林告訴我，當時他們在四川美院的同學曾經排隊等著看這本書；《四川日報》的文學編輯李中茂則一下子“搶購”了十本，為的是公諸同好；有一年夏天，一位元在邊遠苦寒地區某師範學校工作的青年帶著女友來重慶的歌樂山麓看我，給我獻上一條雪白的哈達，就因為我是那本給了他人生啟示和力量的黑塞小說的譯者。最近又在《光明日報》2001年4月19日的“書緣”版讀到一篇文章，作者王以培坦陳《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對自己的巨大影響，還徑直把他和他的朋友詩人西蒙比作書中的一對主人公。

豈止青年。在餘秋雨流傳甚廣的《文化苦旅》中有這麼一段讓我喜出望外的文字：

什麼時候，那一位大手筆的藝術家，能告訴我莫高窟的真正秘密？日本井上靖的《敦煌》顯然不能令人滿意，也許應該有中國人的赫爾曼黑塞，寫一部《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NarzissundGoldmund），把藝術的產生，刻畫得如此激動人心，富有現代精神。（《莫高窟》）

出於對張佩芬的感激，我一改譯著幾乎都自己作序的習慣，恭請她為我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寫了序。

儘管我的譯筆和格調特別受到德語文學評論家葉雋博士的高度評價，我對自己近三十年前的“一氣呵成”和“一稿清”卻長期以來心有戚戚，早就動了修訂、潤色的念頭。要知道，比其問世早兩年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儘管翻譯時認真得多，初版後也已經修訂過不止一次啦。

現在終於等來了修訂《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契機：

我應出版公司之邀，翻譯赫爾曼黑塞的小說《悉達多》，於是趁此機會了卻自己修訂《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夙願。

我這次修訂十分認真，正文修改、潤色近千處。經過反復斟酌、推敲，我把主人公名字的音譯改作納爾奇思和歌爾得

納爾奇思與歌爾得蒙，書名也就成了《納爾奇思與歌爾得蒙》，目的不僅是讓人一眼看出這是修訂本，而且也讓兩位主人公更加名如其人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