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

他序
自序
序曲 文明的崩塌：西元前1177年
第一幕 武器與人類：西元前15世紀
第二幕 愛琴故事：西元前14世紀
第三幕 為諸神和國家而戰：西元前13世紀
第四幕 時代的終結：西元前12世紀
終章 大難來臨的“完美風暴”？
收場白
人物表
致謝
注釋
延伸閱讀

自 序

希臘經濟一片混亂，利比亞、敘利亞和埃及內亂紛紛，外族人與外邦戰士又火上澆油，土耳其唯恐捲入這場危機，以色列亦是如此，約旦擠滿難民，伊朗磨刀霍霍，氣勢洶洶，伊拉克則動盪不定……這說的是2013年吧？沒錯。但這也是早在三千多年之前的西元前1177年發生的事情，當時，青銅時代的地中海文明相繼崩塌，永遠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發展進程和未來走向。西元前1177年是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古代世界中的一大轉捩點。

青銅時代在愛琴海地區、埃及和近東持續近兩千年，從大約西元前3000年起，止於西元前1200年之後不久。文化和技術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後，最終迎來末日：在西至希臘和義大利，東至埃及、迦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廣袤土地上，地中海地區這個文明程度高的區域化世界的大部分猝然崩潰，發展了幾個世紀的大型帝國和小型王國迅速瓦解。隨著它們的終結，一個過渡時期到來了，這個時期曾被學者們視為史上第一個黑暗時代。直到幾個世紀之後，希臘和其他受影響的地區才出現了文化復興，為我們今天所知的西方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儘管本書主要講述的是三千多年前青銅時代文明的崩塌以及導致崩塌的種種因素，但它也包含著一些我們應當汲取的教訓，這些教訓也與當今全球化、國際化的社會息息相關。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青銅時代晚期的世界與我們當前技術驅動的文化之間並無可比性，其實不然：從外交使節與貿易禁運、綁架與敲詐、刺殺王室成員、作用顯著的婚姻與令人不悅的離異、國際陰謀與軍事欺詐、氣候變化與乾旱問題，甚至還有一兩次海難等狀況來看，過去與現在不乏相似之處。細觀三千多年前那個時代中的種種事件、民族和地區，就可以理解我們並不只是在從事一個古代史研究的學術活動。1 審視當今經濟和近來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如飽受地震和海嘯襲擾的日本，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等國風起雲湧的“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美國和歐洲的財富和投資狀況錯綜複雜混雜在包括了東亞和中東的石油生產國的國際體系中。因此，審視三千多年前同樣錯綜複雜的各文明以及它們分崩離析的原因，我們可以尋找到不少前車之鑒。

探討“崩塌”緣由、比較帝國興衰並非新思路，至少從18 世紀開始，學者們就已經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了，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就是當時的巨著，而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著的《崩潰》（Collapse）則是新作的代表。然而，這些作者探討的都是單一帝國或單一文明—如羅馬人、瑪雅人、蒙古人—的終結之因，《文明的崩塌》一書則是從全球化的世界體系的角度來探討的。在這個體系中，多個文明相互作用，至

少有一部分文明是彼此依賴的。歷史上這樣的世界體系寥寥無幾，兩個典型的例子，一是青銅時代晚期，一是如今這個時代，兩者的類比—或說“比較”更恰當—時常會引起人們的關注。

舉例說明，英國學者卡羅爾·貝爾（Carol Bell）近來評述道：“錫在青銅時代晚期的戰略重要性……可能不亞於當今的原油。”那時，錫僅可在阿富汗巴達赫尚（Badakhshan）地區的某些礦場中大量開採，只能遠途運至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和北敘利亞地區，從那裡再分別運往北部、南部和西部更遠的地方，包括渡海運至愛琴海地區。貝爾繼續談道：“為了得到足夠的錫來生產……武器級的青銅，哈圖沙（Hattusa）的大王和底比斯（Thebes）的法老一定是絞盡腦汁。同樣道理，如今的美國總統為了讓美國越野車司機以合理的價格買到汽油也費盡了心機！”

曾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任職，目前在謝菲爾德大學執教的考古學家蘇珊·謝拉特（Susan Sherratt）十年前就開始對這種類比提出了論證。她認為，西元前1200年和今天的世界存在著某些“真正有用的類比”，這體現為政治、社會和經濟碎片化與日俱增，以及在“前所未有的社會階層和距離”上的直接交流。她最為相關的研究是，對比青銅時代晚期與當今世界的情形，發現我們有著“越來越同質化，卻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全球經濟和文化，其中……世界一端的政治動盪會極大地影響到幾千英里以外的經濟狀態”。

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言：“把青銅時代的故事用戲劇化的形式寫出來並非難事，它充滿了侵略、戰爭、掠奪、政治災難和曠日持久的經濟崩潰，是‘民族之間的首輪衝突’。”他還認為，青銅時代的歷史“不但可以寫成一個充滿戲劇和暴力場面的傳奇故事，還可以寫成一個充滿良性互動的故事，這些良性互動不僅發生在商業和外交上（儘管年代久遠），在文化上更是如此”。布羅代爾的見解深深地影響了我，因此我在本書中將青銅時代晚期的故事以四幕戲劇的形式呈現出來，在介紹某些主要角色的時候—從赫梯（Hittite）的圖特哈裡（Tudhaliya）、米坦尼（Mitanni）的圖什拉塔（Tushratta）到埃及的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和亞述（Assyria）的亞述烏巴立特（Assur-uballit），我適當採用了記敘和倒敘手法來營造合適的情境，特別是在他們初登世界舞臺，而後又謝幕退出的時候。（本書末尾提供了人物表，以便希望明確人物名字和時間的讀者使用。）

然而，我們的敘述也會類似于一個偵探故事，充滿一波三折、虛張聲勢的氣氛和重要線索。用愛葛莎·克利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丈夫就是位考古學家）筆下的比利時傳奇偵探波洛（Hercule Poirot）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動用一下我們那些“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在我們這部編年史的結尾將絲絲縷縷的證據編織起來，以便為這樣一個問題找到答案—為何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在繁榮了幾個世紀之後突然崩塌。

此外，為了真正瞭解西元前1177年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何這一年是古代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時刻，我們必須要從早前的時間開始追溯，正如若要真正理解當今全球化世界的本源，我們就要回到18世紀，從啟蒙運動的高潮、工業革命和美國建國開始談起。儘管我的關注點主要在於剖析青銅時代西方世界各文明崩塌的原因，但我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也就是在西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帝國和王國轟然崩塌之後，在這個角落的文明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倒退（這種倒退在某些地方長達數個世紀）並發生不可挽回的改變之後，世界究竟承受了什麼樣的損失。這場災難的規模是巨大的，同等程度的損失直到1500多年之後羅馬帝國崩潰時才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