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七個秘密：全球動盪時代德國的經濟韌性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小即是美
第三章 詩人與思想家
第四章 根與翅膀
第五章 基礎設施
第六章 筆記型電腦和皮短褲
第七章 德國製造
第八章 當德國人真好
第九章 結論：與時俱進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2003年11月我們聚首耶拿時，德國正深陷經濟泥潭，失業現象令人憂心，自我懷疑情緒日益彌漫，眼看這個國家就要如此焦慮不安地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自從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1990年10月3日重獲統一激起一陣興奮之後，德國的經濟增長一直停滯不前，以致這個曾經分裂之國雙方的人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實現了什麼。西部人對“統一稅”（或稱團結互助稅）的怨恨與日俱增；東部人（尤其是老一代）則興起緬懷往昔穩定共產黨政權下可預測的生活品質。

我們受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ax Planck Society，簡稱馬普學會)主席彼得·格魯斯（Peter Gruss）博士委託，負責創建並指導馬普經濟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conomics)在耶拿剛成立的創業、增長與公共政策部門的工作。同事問起怎麼沒給新部門取個德國名稱，我們的回答惹來一片譁然：德語中沒有表達“企業家精神”的詞彙。最接近的概念為Unternehmertum，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級經理。

在一個似乎沒有企業家立足空間的國家，我們要去哪兒尋覓富有才華外加訓練有素、熱情飛揚的學者啟動研究議程，探索德國和其他國家該如何最好地激發企業家的創造力與創新精神？在陰冷的11月，望著空蕩蕩的辦公室走廊，誰敢想像這樣的年輕學者真的會存在。

但是我們竟然找到了。幸得馬普學會的慷慨和專業，以及其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世界一流聲譽，有人發現了我們。一群意氣風發的年輕學者，坐三個小時的火車從柏林或法蘭克福趕來加入我們，大家來自不同國家：中國、日本、義大利、西班牙、德國、瑞典、美國、印度、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哥倫比亞、葡萄牙。這些學術和國家背景大相徑庭的年輕學者齊聚耶拿，不僅研究哪些因素影響創業、創新，也討論如何最充分地利用這兩股力量促進社會共同發展，尤其是促進經濟繁榮。

必須感謝所有這些年輕學者，我們從他們的知識探索中學到很多，並深受他們的靈感、精神和樂觀所鼓舞。在耶拿，我們與年輕的同事展開漫長而激烈的探討和辯論，這才誕生了本書呈現的某些最重要的觀點。

耶拿並非作者撰寫此書的起始地。1985年大衛來到柏林，最初在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任研究員，後來成為代理主任兼研究教授直至1997年。這是難得的機會，可以觀察甚至參與被柏林牆和冷戰割裂的德國如何轉型為一個統一、自治的國家，並最終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成為歐洲的主要經濟引擎。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相遇，不過直到2002年，埃裡克在印第安那大學發展戰略研究所花一年時間完成他的教授論文後，我們才開始攜手合作。2003年我們分別擔任馬普經濟學研究所正、副主任，合作研究的勢頭也越來越強。事實上，我們的研究所科研團隊發現，德國正迅速演變為創業驅動型經濟體；我們與朋友兼同事馬克斯·凱爾巴赫（Max Keilbach）合著的《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200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對此做了翔實的描述和解釋。

我們的研究超出大衛2009年離開馬普經濟學研究所時的領域，旨在確定哪些因素對德國有效哪些無效，並逐步表明，多個關鍵因素共同為德國在全球動盪時期提供了某種經濟韌性。本書旨在分享我們與馬普經濟學研究所同事瞭解到的德國的高度經濟韌性，並指出這一點為何以及如何可能對其他國家具有啟發性意義。

我們要感謝直接或間接促成這部作品的眾多同僚。首先鄭重致謝馬普經濟學研究所的同事以及各個領域的學者，他們參與研究並奉獻想法、靈感和精力，努力從新穎的角度看待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繁榮興旺的因素和力量。感謝印第安那大學發展戰略研究所的Chemain Nanney、Aileen Richardson和Sara Cockerham，以及奧格斯堡大學經濟貿易系的Cornelia Noglinski，他們在手稿寫作的每一階段提供了認真細緻的幫助與支持。他們為本書付出的辛苦和貢獻是無價的，實在感激不盡。我們還要感謝幾位傳統中小企業和管理者的寶貴建議，尤其是Alexander Starnecker、Manfred Starnecker和David R Eisenbeiss。

最後，要特別致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經濟與金融執行編輯Scott Parris和他的助理編輯Cathryn Vaulman對本書的堅定支持。非常感謝他們的熱情、鼓勵以及對高品質學術和出版物的保障，在指導作品從初稿到最後出版的寫作過程中，他們付出了關心、努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