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生活經典：格古要論

前言

卷上

古銅器論

古畫論

古墨跡論

古碑法帖論

卷中

古琴論

古硯論

珍奇論

金鐵論

卷下

古窯器論

古漆器論

錦綺論

異木論(雜物附)

異石論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出現關於文物鑑定和辨偽的議論，但是直到宋代，皆為只言片語，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和實用意義。北宋中後期，海內承平日久，社會富庶，博古收藏之風大盛，對鑑定、辨偽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逐漸出現一些鑑賞類著作，如米芾的《書史》、《畫史》 、《硯史》以及南宋杜綰的《雲林石譜》、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等，在古物鑑藏方面都有不少精當的論述。然而這些著述或限於單門獨類，或為隨筆雜議，範圍既窄，篇幅又小，並不具備鑑藏專著性質的體例和構架。

元代與明代初年，富饒的江南地區人文環境優越，為古物鑑藏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和文化基礎，出現不少專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躍的古物鑑藏與交易活動為背景，誕生了《格古要論》這部文物鑑賞專著。該書簡明扼要地對文物進行概述，對名玩優劣、作偽手法以及鑑偽要點均有所議論，使人展捲而能較為系統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獲得一定的鑑賞知識，因而為當時及後世文物鑑賞家所重視。更重要的是，該書在繼承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文物性質分設門類，門類之下又有子目，分別予以論述，突破了前人隨見隨記、次第不清、體例不明、內容駁雜的局限，創立了一種全新的著述體例，構築起通論性古物鑑定專著的基本框架，為後世提供了寫作體例方面的參考。從中國文物研究史來看，《格古要論》不僅是明代同類著作的第一部，而且堪稱後世文物鑑定類專著的開山鼻祖。

《格古要論》的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華亭(今上海市)人，生平不詳。曾編校《格古要論》的明代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稱曹氏“世為吳下簪纓舊族”，曹昭自稱“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據此，曹昭的祖上應是仕宦人家，他的父親雖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興趣、有能力購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僅嗜好古董，而且還將其當做一門學問來做，“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很有一股潛心鑽研、究根問底的精神，故而能夠在古物賞鑑領域“見之廣，識之精，而講之素”。他有感於許多紈絝子弟從事文玩收藏，“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所以“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纂成《格古要論》一書，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鑒。書成之後，曹昭親撰序文，落款時間現有兩種：一為“洪武二十年三月望日”，即1387年；一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這種分歧與《格古要論》的流傳版本有關。

據曹昭自序，《格古要論》為其晚年所撰，同鄉人舒敏曾對該書進行編校，明初刊本迄今未見。明清兩朝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節錄本等4個版本。三卷本應為曹昭原本，現有《夷門廣牘》本和《四庫全書》本兩種，前者刻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是現今可見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刊本；後者題為“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具體版本不詳。這兩個三卷本所收曹昭序文時間均為“洪武二十年”，門類劃分與文字內容完全相同，唯《夷門廣牘》本目錄略有訛誤。明代景泰、天順年問，江西吉水人王佐曾對《格古要論》進行大規模增補，不僅增加了“法帖題跋”、“金石遺文”、“文房論”、“古今誥勒題跋”等門類，而且在“古碑法帖”門類下大量抄錄各處碑帖和考證跋語文字，在次序編排上也頗有變動，成為十三卷本，仍襲舊名，於天順三年(1459)刊版流布。這個新增本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然自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和賞鑑家認為其內容多為雜抄，見識遠不如曹昭本，因而尊崇原本，輕視新增本。現在看來，新增本雖然客觀上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題跋、宋元遺蹟等資料，卻殊失“舉其要略，書而成編”之義，成了資料的堆砌彙編，於“要論”已名實不符。因此本次編校舍王佐新增本不用，一依曹氏原書。

《格古要論》全書只有一萬二千餘字，分三卷、十三論：上卷為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等四論，中卷為古琴、古硯、珍奇、金鐵等四論，下卷為古窯器、古漆器、錦綺、異木、異石等五論，共計201條。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一次序視為曹昭原書的安排，那麼可以說，曹昭不僅已對“文物”這一概念形成較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經具備了文物鑑藏史的意識。

一種物品能否進入收藏領域，不僅取決於其自身屬性與價值，而且受經濟水平、社會風尚、政治觀念、歷史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格古要論》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狀況，自“古銅器論”至“古硯論”六門以及“異石論”，宋元人多所論及，本書借鑒前人成果較多，卻也時見曹昭個人的精彩論述；自“珍奇論”至“異木論”六門，則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創新。這部分內容被公認為本書的亮點，對後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格古要論》列於卷首的“古銅器”，是夏、商、週三代的禮樂之器，由貴金屬鑄成，象徵著權力、身份與地位，深藏宗廟之內，不輕易示人，可以說，“藏”是青銅器的天然屬性。即使作為單純的收藏對象，其歷史也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北宋時已發展為專門的收藏門類，“金石學”成為最早確立的學科，出現呂大臨《考古圖》、宋徽宗敕編《博古圖錄》、趙明誠《金石錄》等各類公私著述。另外，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鐘鼎彝器辨”中有關於青銅器作偽、辨偽的介紹，此書對曹昭影響重大，《格古要論》是對該書的傳承和發展。

除了青銅器，《格古要論》上卷還包括與書畫相關的三論。就性質和功能而言，書畫可以說是天然的鑑藏對象，成為歷代皇室和民間收藏的大宗門類。繪畫藝術自漢代以來即受到皇家重視，被宮廷貴室收藏，理論著述則有南朝齊梁年間謝赫的《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宋代米芾的《畫史》等；書法藝術盛行於漢魏六朝，在唐代備受推崇，相關著述有唐人孫過庭的《書譜》、北宋米芾的《書史》、南宋姜夔的《續書譜》等。由於對書法藝術和書法作品的追求，在刻石與雕版印刷技術的影響下，珍稀難得的法書真跡自北宋起被製成碑帖，以復印本形式普及流傳。 《洞天清錄集》中的“古畫辨”、“古翰墨真跡辨”、“古今紙花印色辨”和“古今石刻辨”，為曹昭直接參考或引用，構成《格古要論》中“古畫論”、“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論”的基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畫論”。該論大體包括兩類內容：一，論述了古畫鑑藏中的評判標準、鑑定依據、注意事項等要點，首次記錄了元代藝術大師趙孟頻關於“書畫一法”和“士夫畫”的議論，為研究古代繪畫史留下無比珍貴的史料；二，在歷代畫家中“略取數人家法”，列出自唐代王維至元初高士安的簡單名錄，已經顯示出將過去的畫壇大家按宗派系譜方式排列、歸類成脈的畫史意識。前入評價《格古要論》，以為書畫部分多所承襲，較少新意，甚至因此而全盤否定該書的價值，這是有失公允的。

《格古要論》中、下兩卷所收各類器物，皆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文房清玩，反映著“博古好雅”的審美趣味與價值取向。

古琴論。琴曾是文人怡情養性、抒懷達志的重要媒介，唐宋時期王侯顯宦對琴樂的好尚，促進了製琴工藝的發展。 《洞天清錄集》中有“古琴辨”，涉及古琴鑑別、制琴工藝、收藏彈奏等方方面面，論述極為詳細。隨著士大夫階層素養結構的改變，琴的實用功能趨於淡化，越來越成為身份的象徵與書房的裝點，所以《格古要論》“古琴論”僅僅摘錄與鑑藏相關的斷紋、材質、樣式等方面的內容，排列在器物類文房清玩之首。

古硯論。硯為文房必備，性質堅固，能長久保存。大約在西漢中期，硯已從單純的書寫工具中分離出來，發展成文人案頭具有藝術內涵的“清玩”，成為鑑賞收藏的對象，出現《硯史》、《硯譜》等著作，《洞天清錄集》中也有“古硯辨”。由於五代與兩宋的持續開採，優質硯石資源至元代已經趨於枯竭，所以《格古要論》“古硯論”大體承襲前人成說。

珍奇論。此論包括玉器、瑪瑙、珍珠、犀角、象牙等珍奇異寶，共有近四十個品種，全都具有材質稀有、外觀華美的屬性，“奢侈昂貴”幾乎是其與生俱來的標籤。這些珍奇很多來自遙遠的異域，自古以來幾乎為特權階層所專享，後來隨著經濟發展、等級制度的相對淡化而逐步流入民間。從鑑藏角度而言，其中部分品種並非曹昭首次提及，但對諸多珍寶系統地品評優劣、鑑別真偽，則以《格古要論》為最早，而且後世也罕見如此系統的論述。

金鐵論。金銀屬於儲量有限的貴金屬，以之製成的器物，很早就成為人們珍藏的對象，但是把金銀器明確作為鑑藏門類，從理論上加以歸納概括，在此前的同類著作中尚未出現。 《格古要論》重視金銀器，可能與元代統治者近乎痴迷地喜愛金銀器物、極大地促進相關工藝的發展密不可分。鑌鐵和定鐵製成的刀具鋒利無比，在元代也頗受重視，因為冶煉工藝複雜，這兩種材料極為難得，也屬高檔藏品。曹昭的敘述，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古窯器論。陶瓷的歷史極為漫長，但長期以來只是作為生活實用器具，宋元時期的著作均末將瓷器列入鑑藏範疇，偶然有論述，大多語焉不詳，不成體系。曹昭的“古窯器論”是最早的關於陶瓷器的專論，對五代以來的柴窯等十餘種窯器論述特徵，品評優劣，介紹真偽鑑定方面的知識，不僅為當時的陶瓷鑑藏家提供了參考，而且為後世保存了大量的珍貴資料，有些論斷為中國陶瓷史上首次記載，後世多沿襲至今。

古漆器論。漆器較早就作為生活實用器具使用，曹昭首次將其列入鑑藏範疇，並對主要品種加以系統梳理，而且留下關於元明之際著名漆工張成、楊茂、彭君寶等人的記載。晚明人黃成的《髹飾錄》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漆藝專著，其中的許多認識直接源自本書。

錦綺論。本論記述一些特殊紋樣的古錦、刻絲工藝以及西域、南方等地傳入的織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時期紡織業的發展狀況與中外交流情況。

異木論。唐宋時期，家具形制發生重大改變，明代家具更是發展至繁榮和巔峰狀態。許多珍奇木材應用於建築、家具和小型器物加工領域，受到人們的大力追捧。在這種背景下，曹昭首次將木、紫檀木等十幾種珍稀木材納入鑑藏範疇，進行系統梳理，加以品評，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異石論。中國藏石、賞石之風源遠流長，唐宋時期園林藝術的興起，帶動了賞石文化的蓬勃發展，至宋代達於鼎盛，出現多部論石專著，如杜綰《雲林石譜》、常懋《宣和石譜》等。曹昭記錄了靈璧石等近二十種名石，雖不及《雲林石譜》等專著種類豐富，卻也增添了幾種前人未曾涉及的種類，反映了元末明初鑑藏奇石的社會風貌。

作為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體系相對完備、門類十分豐富的古物鑑藏專著，《格古要論》自問世迄今已有六百餘年，卻始終未以單行本形式刊行，也沒有點校本出版。在考古學、文物學日益顯示其重要作用的今天，當我們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和總結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時，便不能不承認《格古要論》的學術價值及其重要地位。我們現在整理出版這個註釋點評本，一方面是希望世人了解《格古要論》一書的學術地位和價值，另一方面也希望這部書能為當代文物收藏活動提供一些借鑒。

本書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門廣牘》本為參校本。全書文字一依《四庫全書》本，個別條目據其相關性進行微調，以便於點評。對於書中個別刊刻錯誤，直接改正，未出校記；對於一些比較重要的異文，在註釋中略作說明。

“註釋”主要解決難以理解的字詞與文化常識性內容，偶爾對難以理解的語句進行串講，力求簡明扼要。 “譯文”以直譯為主，但是為使語句通順流暢，個別地方採取了意譯的處理方式。 《格古要論》的編纂宗旨在於描述古物特徵，品評優劣，鑑別真偽，它所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古物鑑藏狀況，與今天隔了六百多年的歲月。從生活時代而言，曹昭所“格”之“古”對今人無疑更加古老，我們渴望為書中那些琳瑯滿目的文物勾勒出更為清晰的歷史背景；從文物鑑定方法而言，我們擁有曹昭從未夢想過的技術手段，可以從科學角度對其經驗性的判斷作出解釋，對其受時代限製作出的錯誤判斷進行糾正。因此，我們在“點評”部分用力尤多，力求根據文物特點，在有限的篇幅內為讀者提供歷史、藝術、科普等方面的知識，說明該文物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並對古人的一些錯誤認識作出解釋與說明，從而使這部著作能夠真正跨越時空，走進今天的文物鑑藏領域，走進當代入的視野。

曹昭幼承家學，畢生鑽研，直至老年仍不敢懈怠，唯恐學問不精，誠懇坦言自己的著作“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何況筆者識見淺陋，註釋、點評中難免存在紕漏訛誤，尚希方家斧正。

楊春俏

2011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