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朱熹《四書集注》，有一點感悟。學術之研究，有三種境界：能俗而不能雅，能雅而不能俗，既能雅又能俗。所謂“能雅能俗”，就是化俗為雅，茹雅為俗，亦俗亦雅，大雅大俗。
由是，聯想到歷史學。歷史學的功能，各家說法不一。史學之功能，愚以為有五：一是傳承，二是文化，三是社會，四是資治，五是學術。這五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可謂“五元一體”。我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講“清十二帝疑案”，在中華書局出版《正說清朝十二帝》，冀以史學的五項功能，貫穿清史“正”、“細”、 “慎”、“通”、“新”五說，試圖有助於受眾走出清史、清帝、清官的“戲說”誤區。
一是“正說”。人類歷史演變，主要靠文字、文物、口述和音像去傳承，其中文字是文明史傳承的主要手段。歷史如果沒有文字記載，今人怎麼會知道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文字傳承歷史，貴在一個“正”字。 《漢書·藝文志》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記事，中正求真。許慎《說文解字》日：“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又日：“過，手也，象形。”“史”，就是用刀筆，記言載事，持中公正。因此，“中正真實”是歷史學的基本特徵。
“正說”就是按照歷史原貌，向廣大受眾中正、真實地講述歷史。 “正說”是針對“戲說”而言。上世紀80年代以來，長達20年間，中國的影視和文學作品，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對清朝歷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宮廷，情有獨鍾，戲說成風。既引發了民眾對清史的關注，又使得人們對之疑惑不解。人們普遍期待正說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 “正說”講的是歷史，“戲說”編的是故事。小說家、影視家對清史、清帝、清宮進行戲說，塑造人物，編創故事，那是藝術家們的事。對受眾來說，看“戲說”時應知道這是“戲”，瞧的是熱鬧，不可以當真。史學家對清史、清帝、清宮進行正說，傳承歷史知識，提高文化素養，這是史學家們的事。對受眾來說，看“正說”時應知道這是“史”，了解的是“真實”，不必圖熱鬧。人們對“正說”與“戲說”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學家去“戲說”，也不必苛求影視家去“正說”。然而，史學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向廣大觀眾和讀者，正面講述真實的歷史人物、真實的歷史事件、真實的歷史故事。
二是“細說”。歷史是有血有肉、豐富多彩的。教科書和史學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歷史發展脈絡，闡述重大歷史事件，評述重要歷史人物。 “細說”，把學術視野聚焦在歷史長河中的一些人物與事件上，進行深入細緻的敘述。這些人物與事件，多為觀眾、讀者所關注的重點、熱點、疑點。人們往往需要了解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細節，並期望專家學者給予特別的關心、詳述、解惑和詮釋。這就給歷史學者一個機會，盡可能細緻地講述歷史。我在“清十二帝疑案”和《正說清朝十二帝》中突出“正說”的同時，也注重“細說”。比如，人們需要了解光緒帝的死因，我就把有關光緒帝死因的五種說法，詳列檔案、文獻、口碑、論著的觀點與資料，分析綜合，深入淺出，雅俗共賞，加以解說。既有鮮明觀點、豐富史料，又有細緻講說、深入分析，並寓見解於敘述中。 《圓明園慘遭焚劫》播出後，有的觀眾來信說“受到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這既得益於“細說”，也得益於“慎說”。
三是“慎說”。電視台的講座，出版社的出書，都面對社會廣大受眾，必須乾乾翼翼、謹謹慎慎，正像《詩經·小雅·小曼》所言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每一個人物，每一件史事，每一條分析，每一個論斷，都要力求做到：文有徵，言有據，不虛美，不隱惡，求真求是，科學縝密。講稿、書稿可能有錯誤，正確的態度是：聞過則喜。我的《正說清朝十二帝》問世一年多，已經重印16次，每次都對個別疏誤進行修正。既不能掩蓋錯誤，也不能文過飾非。這裡我講一個“半字師”的故事。 《巢林筆談》雲：“東海一閨秀作藍菊詩云：'為愛南山青翠色，東籬別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別字尚硬，為去其側刀，人稱為半字師。”我則碰到“一字師”的讀者。 《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轉引光緒帝《圍爐》詩：“西北明積雪，萬戶凜寒飛。惟有深宮裡，金爐獸炭紅。”中國傳媒大學張蔚同學來信說：“飛”字從韻律上應作“風”字，建議我查對下。我托故宮博物院一位資深研究員，查對光緒帝《御製詩集》。回答是“風”字。沒有親自核對，心裡忐忑不安。我親自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再查對《清德宗(光緒)御製詩集》原文，發現“寒”字應作“嚴”字。就是說做學問應當親自查閱第一手史料。嚴肅的歷史學，文直事賅，言必有據。史學工作者應有責任感，讓社會上廣大的觀眾與讀者，對講座或書稿，既覺得可親，更覺得可信。
四是“通說”。司馬光《資治通鑑·進書表》雲：“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我在《百家講壇》欄目中，橫向講了清朝12個皇帝，縱向講了清朝12個專題，既有橫向闡析，也有縱向探索。貫通清朝全史、清朝列帝所演繹的內在聯繫，其興衰、成敗、治亂、福禍之鏡鑑，需要集中、系統地進行解說。比如，清朝的歷史地位，296年間的十二帝，各有其歷史貢獻，也各有其治策弊端。那麼，清朝的興、盛、衰、亡，有些什麼經驗與教訓呢？我說過：清太祖努爾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種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顯然，八旗制度是其“種子”與“基因”的一個表徵。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會制度。八旗盛則清興，八旗衰則清亡。又如，清朝圖強維新的八次歷史機遇，單獨看一次維新機會的喪失，可能看不清事物的本質。如果將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九朝的歷史機遇喪失，貫通來看，縱橫聯繫，論考行事，察敝通變，從中找到一條鮮明線索，進而得到一點新的啟迪。
五是“新說”。學術研究，貴在創新。歷史術功能，要促進學科自身發展。我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中，運用了一些新視角、新資料、新分析、新論述。比如，關於順治帝，從其同母后、叔王、愛妃、洋人、僧人五個關係切入。又如，關於康熙帝，則從其對自己講學習、對朝政講勤慎、對臣民講仁愛、對西學講吸納、對子孫講教育五個方面切入。再如，關於道光帝，道光朝鴉片戰爭失敗的歷史責任，既應看到其失敗之必然性，又要剖析其失敗之偶然性——指出道光帝應對鴉片戰爭失敗負主要歷史責任。另如，關於辛酉政變，以往多從“承德集團”與“北京集團”對立的兩極進行“二元分析”。我則從帝后、朝臣、帝胤三股政治勢力的對抗與整合做出“三元分析”。對咸豐帝則分析其''錯、錯、錯”——錯坐了皇帝寶座、錯離了皇都北京、錯定了顧命大臣。復如，關於宣統帝，對現行教科書、專著所論的“張勛復辟”，提出新見，切磋商榷。“復辟''一詞，“复”者意為恢復，“闢”者意為君位；張勛作為一個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其有何“闢”之可“复”？因之，我以“張勛兵變，宣統復辟”為題而展開對這段歷史的闡述。
總之，“正說”、“細說”、“慎說”、“通說”、“新說”，旨趣在於體現史學傳承、文化、社會、資治、學術的功能。這種嘗試，尚在求索。對待歷史，要在敬畏，應當敬畏歷史。為什麼要“敬”？因為吸取前人經驗，會得到寶貴的智慧；為什麼要“畏”？因為重蹈前人錯誤，會受到歷史的懲罰。對於歷史，既不能浮躁，也不能片面。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忘卻歷史的恥辱，另一種是抹去歷史的輝煌。正確的態度是，既不要抹去歷史的輝煌，更不要忘卻歷史的恥辱。同樣，對待清朝的歷史，既不要忘卻清史的恥辱，更不要抹去清史的輝煌。應正視以往的輝煌，要記住歷史的恥辱。總結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勸獎箴誡，自強不息，如《尚書大傳·卿雲歌》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上文為筆者於2005年3月31日在中央電視台“清十二帝疑案”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做了修改)，代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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