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即是光輝：保拉·莫德松-貝克爾的一生

譯者序：大寫的女性 董瑩
一、死神與少女
二、戀愛華爾滋
三、年輕的妻子
四、重返巴黎
五、置之度外
六、尾聲
致謝
參考書目
 

大寫的女性
董 瑩

有生之年只賣出過三幅作品的保拉•莫德松-貝克爾，是藝術史上第一位繪畫自己裸體的女畫家，第一位畫出自己懷孕的模樣的女畫家，第一位擁有專屬博物館的女藝術家。聲名之於她，已是身後事。

瑪麗•達裡厄塞克（MarieDarrieussecq）筆下的保拉•莫德松-貝克爾的一生是從死亡開始的。生死兩茫茫，有多少相遇相知跑得贏死亡的腳步？

或許，你完全不認得叫這樣名字的兩個人。其實，當初，瑪麗•達裡厄塞克也全然不知保拉•莫德松-貝克爾是誰。跨越一個世紀的光陰，跨越萬水千山的阻隔，跨越生與死的界限，兩人終因一幅畫而結緣。2010年，瑪麗•達裡厄塞克正在為自己的第三個孩子哺乳，一幅繾綣相依的母子圖不經意間打動了她，而那正是保拉•莫德松-貝克爾1906年的一幅舊作。畫家保拉審視和表現女性的方式及效果，在一百年後的某一天，觸動了另一位女性的心弦。由此，作家瑪麗•達裡厄塞克開始了追尋與書寫：“讀得越多，看得越多，我越感到書寫這位女藝術家的生平，為展示她的作品盡一己之力的必要。”

一幅畫，一本書，兩位元以筆作為存在方式的女性就這樣相遇了。

瑪麗•達裡厄塞克對保拉一生的書寫，恰如作者本人所言，“其實這並非保拉•莫德松-貝克爾真實經歷的人生，而是一個世紀之後，我從中感悟到的一條軌跡”。書寫的意義，在於求證一個女子，一個畫畫的女子的存在。

畫家保拉，性別是她與生俱來的第一身份，畫畫是她後天選擇的“存在於斯”的方式。那一年，她十六歲，原本被送到英國跟姨媽學習管家，卻半路跑回來，埋頭畫起畫來。從此，畫畫杠上了“女兒身”，二者一刻不停地相互爭搶她有限的生命。這場與時間的賽跑，止於保拉三十一歲英年早逝，她的面前擺著一幅尚未完成的作品，還有一個十八天大的嬰兒。

生子，難產，臥床，栓塞，一命嗚呼：身為女性的命運最終要了她的命。對保拉而言，這是成為畫家的路上唯一沒能跨過去的坎。難怪，倒斃的瞬間，她脫口而出“Schade”（ 德語，“可惜”之意）。這是她最後的遺言，傾盡一生為自己奮力爭取，而今卻再無可能的扼腕歎息。

儘管如此，卻不得不承認，正是托了“女兒身”的福，畫家保拉在她短暫的繪畫生涯中才看到了、畫出了專屬於她的東西：女人筆下的女人。“她的繪畫是歷經千百年男性畫家目光審視之後的繪畫”，“終於赤裸的女人，掙脫男性目光的女人。不為男人充當模特的女人，不受男性肉欲、侵略性、佔有欲、支配欲和自相矛盾的目光審視的女人”。

瑪麗•達裡厄塞克對保拉•莫德松-貝克爾一生的書寫，呈現出兩個鮮明的特徵。首先，從純語言的角度，作者大量使用短句——熟悉法語特點的讀者會知道，這其實並不符合法語“節外生枝”的語言特點——或乾脆省略動詞，製造出許多名詞短語或名詞獨立句。這種表達方式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選擇，目的在於製造一種急促的、迫切的、生怕來不及的感覺。

之于作者，她為“強加於保拉的死亡”而不平，為她“像從前的女人們一樣死去，死得那麼老套”而遺憾。“這個素昧平生的女人讓我懷念。我希望她活著。我想要展示她的作品。訴說她的生平。我想還她以公道，不僅如此，我還想還她以存在，還她以光輝”。作者的心緒被自己筆下的人物命運牽制，心裡的千言萬語你爭我搶地往外湧，無暇顧及常規的句法似也在情理之中。

之於保拉，短促而急切的語流恰到好處地應和著她急不可待的生命節拍。1902年，年僅二十六歲的保拉在日記中將自己未來的墳墓細細地描摹了一番。那一刻，她預感到了什麼？而那一年，正值保拉藝術創作生涯的多產之年，如她所言，她的“整個人正處於破曉時分，曙光即將噴薄而出”。一面是來日無多的預感，一面是“我正在變成什麼人”的爭分奪秒的生命蛻變。急，急，急，只怕來不及……生命越是迫近終點，她越是亢奮，“她與自己的作品朝夕相處，深夜醒來借著月光審視它們，清晨天剛濛濛亮就又重新拿起畫筆。她試著慢下來，儘量在每幅畫上傾注更多時間。但是，在一幅畫上流連不前，便意味著‘滿盤皆輸的風險’”。瑪麗•達裡厄塞克看似“出格”的語言行為，卻在敘事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發揮出難言的妙處。

其次，女性主義視角是瑪麗•達裡厄塞克求證保拉一生存在的基本著眼點。

如前文所述，這本書的誕生基於女性之於女性共同命運的感悟。作者耿耿于保拉“像從前的女人們一樣死去，死得那麼老套”，而她原本可以在藝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所以，她要用和保拉一樣的武器——筆，去誅伐曾經的那個時代，一筆一筆剖開它對女性的不公。

瑪麗•達裡厄塞克對女性身份的探索，從家庭到社會，從愛情到婚姻，從對女性的命名到女性所受的教育，從女性經濟獨立到女性的自我審視與自我認知，從女性與藝術的關係到女性藝術家及其地位，這一切反映在保拉的成長與蛻變中，再借由保拉的筆，呈現在她的畫裡，落實到她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身上。或者反過來說，瑪麗•達裡厄塞克從保拉的作品中捕捉到她女性特質的一面，然後順藤摸瓜還原出畫出這樣作品的保拉的人生軌跡。由此可見，作者與她筆下的人物已經合二為一，二人共同代表的是大寫的女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女性藝術家。

保拉身上女性意識的覺醒，固然得益於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這當中有一點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閱讀。不難想像，易卜生、巴什基爾采夫、漢姆生、梅特林克、喬治•桑等人的文字以及他們筆下人物的思想和命運，如何潛移默化到保拉年輕的生命中去，使她走上一條全然不同的成長道路。

“存在即是光輝”，三十一歲的生命何其短暫，然而，與生命的長度相比，生而自知，生而自覺，更顯得彌足珍貴。唯其自知自覺的存在，縱然是死亡也奈何不得它，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它就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