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裘

中文版序言 / i
致 謝 / ii
轉寫說明 / vi
前 言 / vii

第一章 北京的視角 / 1
事物的衡量尺度 / 2
質樸的根與帝國的宮廷 / 5
漢人能穿毛皮嗎 / 13
清帝國的整合 / 17
新常態 / 23
被奢侈品連起來的世界 / 34
本章小結 / 37

第二章 珍珠竊賊與完美的秩序 / 39
作為生產區的東北 / 40
在滿洲故鄉之外：帝國機構和種類 / 45
烏拉、珍珠和清廷 / 51
蚌、人以及秩序的問題 / 57
人參的案例 / 62
重塑滿洲 / 70
本章小結 / 72

第三章 蘑菇危機 / 73
第一罪：無證 / 76
蘑菇貿易 / 83
控制采菇浪潮：1818年—1829年 / 88
帝國回應的本質 / 93
淨土與禁區 / 100
本章小結：純淨的環境與地域 / 105

第四章 毛皮產地的自然環境 / 107
全球毛皮貿易 / 108
東北貿易的崩潰 / 113
烏梁海的案例 / 118
淨化的必要性 / 124
烏梁海地區的毛皮危機：一個視角 / 128
毛皮危機的角度——對數量的考察 / 137
本章小結 / 143

結 論 / 145
清帝國的純淨故土 / 147
帝國的遺產 / 151
附 錄 1771年—1910年的毛皮進貢 / 156
注釋 / 159
參考文獻 / 216
索 引 / 242
譯後記 / 258
 

前言（節選）
清朝皇帝不是保護了純淨的邊疆，而是“創造”了它

1886年，H．埃文·詹姆斯（H.Evan James）a在滿洲地區發現了原始的自然景觀。他激動地向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 Society）彙報說：“這裡的景色……真是美不勝收——有森林、鮮花和茂密的草地——對於熱愛大自然的人而言這裡是天堂。”他看到的是秋天之前的景色，“（我）仿佛來到了伊甸園”。詹姆斯後來回憶攀登長白山時的情景：

我們來到了一片肥沃、開闊的草場。人類能夠想到的顏色的鮮花這裡都有，一片片藍色的鳶尾花、鮮紅的虎皮百合、香氣撲鼻的黃色萱草、橙色的大型金鳳花以及紫色的附子讓人眼花繚亂。更遠處是一小片一小片花園一樣的鄉村，成片的雲杉和冷杉裝飾著大地，短短的生苔覆蓋著土壤，數不清的深藍色龍膽閃閃發光。這裡還有各種淡紫色、淺黃色耬鬥草，白色和紅色的蘭花，以及其他諸芳百卉。[1]

滿洲大地堪稱大自然的恩賜。其他歐洲旅行家驚訝地發現滿洲地區2“完全未被開發”；看起來當地“杳無人煙”，且一直“與世隔絕”。[2]當時的一位俄國探險家說他從未見過這麼多魚：“大馬哈魚、鱒魚、鯉魚、鱘魚、鰉魚[3]、鯡魚從河裡跳出來，製造著震耳的噪音；這條（黑龍）江簡直是個人工魚塘。”[4]大馬哈魚和鯡魚遊到這裡產卵時，天上的“天鵝、鸛、鵝、鴨子和野鴨成群結隊地”尾隨而來。[5]茂密的叢林從未遭破壞，如果想通過這裡就得用手斧開路。古斯塔夫·雷德（GustavRadde）a一路“砍”過興安嶺。探險大功告成後，他說：“大自然以她全部的處女之力創造了如此豐富的植被”，所以“穿越這一區域……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A.R.阿加西（A.R.Agassiz）宣傳道：“現如今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狩獵活動正在迅速消失。只有在滿洲地區頑強地保存下來，為冒險家提供著打獵的樂趣。”[7]虎、熊、麋鹿、野豬、狐狸和貂遍佈叢林。滿洲地區只有一種秩序，那就是大自然本身。

兩個世紀前的1743年，乾隆帝（1735年—1795年在位）在《禦制盛京賦》中用相同的語言讚美了滿洲地區的富饒。與詹姆斯一樣，他也被當地多種多樣的動物深深吸引住了，這裡有“虎、豹、熊、羆、野馬、野騾、鹿、獐、麅、麂、狼、豺、封駝、狐狸、獾、貉”。他還讚美了滿洲地區豐富的植物（蘆葦、茅草、水蔥、紅花、蓼等）以及大量的禽類（野雞、沙雞、鵝、鴨、鷺、鸛、鶴、鵜鶘、燕子和啄木鳥）。[8]然而對於乾隆帝而言，滿洲的生命力不僅限於動植物，她的力量同樣觸及人類世界：“法天則地，陽耀陰藏……形勝之選，奕世永賴。俯臨區夏，襟控中外。”[9]b作為一位滿洲“聖主”，乾隆帝與滿洲的虎、豹、熊分享著某些共同的元素。他用滿洲最珍貴的物產豐富自己：貂皮和水獺皮袍子、口蘑、鑲嵌東珠的帽子。滿洲的大自然具有某種力量。

滿洲地區的環境和物產對乾隆帝和詹姆斯各自的世界來說都堪稱獨特，二人就此均有論著行世。他們都稱讚滿洲大地是資源的彙集地和自然生命力的源泉；這片土地本身就有自我創造力，而且完全未被人類侵擾。兩位作者都認為滿洲的自然是未加雕琢的璞玉；時光也沒有侵蝕這片沃土。詹姆斯和他同時代人看到的是一片史前的大地，滿眼都是遠離塵囂的風光。而乾隆帝心中的滿洲地區則是一個永恆的源泉，源源不絕地為帝國提供支援和世俗力量。對於詹姆斯而言，滿洲地區無非是另一個邊疆而已。這裡是乾隆帝的故鄉：它像皇帝一樣培育了文明。我們可以在有關亞洲、非洲和美洲原野的描述中找到詹姆斯所看到的景象。那麼乾隆帝眼中的滿洲地區是什麼樣的？究竟是滿洲地區造就了皇帝，還是皇帝造就了滿洲地區？是什麼構成了清帝國原始的自然，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書利用滿文、蒙古文的文獻重新考察中國清代的環境史。像滿洲地區這樣的邊疆，在環境史中的地位非常模糊：它是研究的重點，但是有關的很多文獻完全無人問津。不少人將邊疆視作農業和商業擴張的出口或文學想像的對象；大多數人之所以這樣看問題是受佔優勢的漢文文獻所限，而且他們力圖服務於一個更宏大的中國史敘事框架。這種研究方法忽略了另一半故事：與已經公佈的漢文記載相比，清朝的滿蒙文檔案為我們描述了邊疆地區別樣的圖景。一個全面的視角可以為我們提供全新的歷史。我們必須謹記要從兩個角度考察邊疆：中國歷史不僅僅是關於漢人的故事。

本書的重點在於揭示1760年—1830年之間滿洲、蒙古地區出現的環境變遷，當時一股史無前例的商業擴張和自然資源開發熱潮徹底改變了中國內地和邊疆的生態環境。這股浪潮之兇猛絕不亞於今天，它在制度、意識形態、環境方面淵源頗深，影響也相當深遠。其中還有伴隨而來的動盪、對環境的焦慮和危機意識。地方官的請願書如潮水般湧進北京：森林裡的貂、狐狸和松鼠消失；野生人參被採光；采菇人把蘑菇連根挖掉；淡水蚌（fresh watermussels）無法孕育珍珠。朝廷千方百計地試圖讓滿洲大地恢復原始的狀態：徵召士兵、設立卡倫、繪製輿圖、註冊人口、懲罰盜獵盜采者、調查貪污案件、改革官僚機構。官府還夷平參田、突襲采菇人的營地、設立無人區，在那裡殺害甚至“驚擾”野生動物都是違法的。皇帝下令“令蚌繁育”。他還要求“肅清”蒙古草原。“肅清”滿洲、蒙古地區的結果並非恢復大自然的原始狀態；它反映的是政府的本質。清帝國並不是在保護邊疆地區的自然環境，而是“創造”了它。本書即旨在闡明這一創造的歷史過程，並探究其背後的環境壓力和制度框架。為了說明演變的來龍去脈，本書將聚焦在檔案記錄*多的三種現象上：東珠的消亡、蒙古地區採摘野生蘑菇的狂潮、中俄邊界地區毛皮動物數量的銳減。以上每種現象都有更廣泛的歷史背景，即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席捲從清朝邊境到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商業浪潮。到1800年，從蒙古到加利福尼亞的毛皮動物獵手在同一個世界裡勞作、面臨同樣的問題、滿足同樣的市場需求。不過，只有在利用多語言文獻和多種檔案的情況下，這部環境史才能變得清晰。

譯後記

多年前，我有幸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舉辦的一次滿文文獻國際研討會上聽過謝健先生關於清代貢貂問題的報告。當時一位老師對我說，日後中國年輕一代清史研究者的主要競爭對手就是這些熟悉理論、懂語言（滿、漢、蒙古語等）的外國同齡人了。不過會後我沒有再關注此人的研究。2017年下半年，我的博士生導師張永江老師向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王立剛先生推薦我翻譯謝健的這本《帝國之裘》。當時我工作繁忙，頗有推辭之意，但簡單翻閱部分章節後，感到該書獨具特色，確有向國內同行介紹之必要，遂應下此項工作。

該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作者打破了傳統中國環境史的框架。國內外已有的相關著作多注目於漢地的環境變遷而不及於邊疆。如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卻》堪稱典範，但作者採用的是漢地中心的研究範式：

“中國”的社會歷程，大抵是“漢族”或“華人”人口、政權和文化所經歷的4000年的發展史……總的來說，這幅圖畫在一個方面反映了漢人的中國向天然疆界，也即海岸、草原、沙漠、高山和叢林的擴展。

這種忽視邊疆的研究會讓人們誤以為草原、森林原本是“純淨”的，是等待漢人移民開發的“真空”（原書第7頁）。這種刻板印象已經成為邊疆史、環境史固有的敘述模式。謝健則利用滿蒙文檔案證明歷史上存在一個“更寬廣、複雜的世界：不是漢地，而是整個清帝國”（原書第15頁），且中國歷史“不僅僅是關於漢人的故事”（原書第3頁）。作者注意到，為了滿足清代君主和內地消費者對毛皮、珍珠、口蘑、人參等邊疆特產的需求，生活在烏裡雅蘇台的獵戶、東北的烏拉牲丁等各族群在朝廷的指派下投身資源開發和貿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當地的自然環境，還融入了一個將內地、邊疆以及其他國家連接在一起的貿易網路。而這些變化的出現比漢人移民進入當地早得多。

其次，國內外有關毛皮、蘑菇、東珠貿易的研究數量不少、品質亦高，但作者以以上三種物品為例，為我們介紹了在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初期，中國北方邊疆出現的史無前例的環境變遷，並探究其背後的制度、意識形態原因及後果。作者更注意到中國如何參與19世紀全球貿易：中國市場對邊疆、海外珍稀物品的需求，將北京、廣州、恰克圖、北海道、俄羅斯、夏威夷，甚至更遙遠的阿拉斯加連為一體，而中國消費者對商品的熱切追求也導致很多地區出現了資源過度開發、物種滅絕的問題。從全球或區域（如內陸亞洲、東亞等）的角度研究中國史的著作已不稀奇，但關注奢侈品貿易網及其引發的環境、政治後果者尚不多見。

*後，作者諳熟滿文，系統地利用了中國**歷史檔案館的《內務府奏銷檔》《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軍機處檔折件》以及蒙古國家中央檔案館的《烏裡雅蘇台將軍衙門檔》。這些檔案為讀者揭示的內容往往不見於漢文史料。例如第三章提到的內地人潛入蒙古地區采菇問題，在漢文文獻中僅有隻字片語的記載，而作者通過烏裡雅蘇台將軍衙門的滿文檔案不但將采菇熱潮的發展變化過程描述出來，而且深入地剖析了若干案例，彌補了傳統史料的缺漏，也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與某些外國學者簡單地摘引幾條檔案即敢於立論不同，謝健研讀檔案非常仔細，故得出的結論可謂信而有征，這一點從其對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毛皮進貢數量的統計即可見一斑。a當然，作者作為年輕的美國學者，著作中出現若干錯誤在所難免。如第68頁混淆了扈倫的烏拉國和打牲烏拉。此外，作者對滿漢文文獻的理解有一些偏差。如第42頁將清世宗的話張冠李戴為大臣的話；第85頁將受處分的開原城守尉六十七和複州驍騎校七十八兩人的名字誤作人數。（以上錯誤皆已由作者本人改正）不過，這些錯誤對作者的論點之成立與否基本沒有影響。

*後需要說明的是，我在翻譯該書的過程中多次向好友孫思淼、ПламенСтаниславовАндреев求教語言、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愛人孟修幫我查找了很多資料。我的博士生導師張永江教授在春節期間撥冗審閱譯稿，並糾正了原著和譯文中的錯漏。沒有他們的幫助，我的這本譯著恐怕難以問世。因我缺乏翻譯英文學術專著的經驗，翻譯時間亦較緊迫，譯文中必然有很多不如意之處。所有翻譯中的錯謬皆由本人負責，在此懇祈方家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