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齡全集（全三冊）

陶望齡為明代大儒，他推崇王陽明。篤信陽明致良知之教，在他看來，歷代聖賢對聖人之教的表述雖有不同，實則“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陶望齡：《歇庵集•聖學宗傳序》），它們在本質上是同一種學問，即心學。這種學問至王陽明而發揚光大，所以他說：“古今談道術者不為不盛矣，而未有如陽明先生。”（陶望齡：《歇庵集•招隱篇》）在陽明傳人中，他十分尊崇王龍溪和羅近溪，而尤嗜近溪之語，贊之為“人天之眼，賢聖之腮”（陶望齡：《歇庵集•與何越觀七首》）。在他看來，“新建之道，傳之者為心齋、龍溪”（陶望齡：《歇庵集•旴江要語序》），而羅近溪是心齋之學的傳人，因而是陽明之道的延續者。為了繼承近溪之學，他精研近溪著作，特輯《近溪語要》一書。由此，陶望齡在思想上便成為心齋、近溪一脈的傳承者。同時，他又與周汝登一道倡道越中，延續龍溪等人學脈，闡發王學思想。這使得他在思想上又深受周汝登影響，與其一併成為龍溪一脈在越中的重要傳人。就修養工夫而言，陶望齡既強調本心的無善無惡、無為無染狀態，反對執著用智，又強調本心與百姓日用的合一狀態，反對道事分離。他解釋“良知”說：“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聞泯睹，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陶望齡：《歇庵集•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陶望齡的思想不僅體現了兼承“二王”（王心齋、王龍溪）、融會“二溪”（羅近溪、王龍溪）的特點，而且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他經常遊歷山林、出入寺院、結交僧流、閱讀釋典，尤其與雲棲祩宏、湛然圓澄等人交往密切。他修習禪法，參悟“話頭”，是當時有名的佛門居士。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融會儒釋、貫通三教的傾向。他認為，三教雖然形跡不同、教法有異，但其歸宿和宗旨卻是相同的，它們都是通往性道的途徑，因而，學者不可執著於三教的差異，而應借助三教的教法，實現自我心性的發明。他說：“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陶望齡：《歇庵集•與徐魯源先生二首》）由此，他反對理學史上長期以來的辟佛傳統，並認為明道、陽明、龍溪等人對佛教的批判實際上是“名叛而實近”、“陽抑而陰扶”，“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陶望齡：《歇庵集•辛醜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五首》）。他將佛教思想與陽明心學相融合，用佛學思想去闡釋陽明的良知之學。

陶望齡在初入翰林時便以詩文著稱於世，其著作受到時人追崇，流傳于士林。嗣後，他任職翰林院，參與編修國史、撰述制誥，作了大量館課、制草等官書公文；又與焦竑、袁宗道、袁宏道、黃輝、董其昌、周汝登等眾多文人名士相交往，或集會結社，作詩作文，或書信往來，辯難酬答，或遊覽名勝，記述雅興，寫了大量文字著述；此外，還因他夙有文名，而常為人請托，撰寫碑記、墓銘、贈序、書啟等文章。本書收《歇庵集》、《功臣傳草》、《歇庵制義》、《解老》、《解莊》、《陶石簣評會稽三賦》數種。

陶望齡（一五六二——一六〇九）

字周望，別號石簣，人稱石簣先生，晚年榜所居曰“歇庵”，學者又稱歇庵先生，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陶家堰（今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陶堰鎮陶堰村）人，是明朝後期著名的理學家，陽明後學的重要代表。陶望齡出身書香世家，祖上歷代業儒，父親陶承學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望齡為承學三子，深受家風熏沐。他自幼聰慧，雖在稚年，便進止有度，儼若成人。萬曆十二年，時二十三歲，自燕返越，補試睦州，被浙江提學副使林偕春置為案首。次年參加浙江鄉試，中第二名。萬曆十七年，得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與同科狀元、翰林院修撰焦竑一起讀書秘閣，相互激勵，專力聖人之學。萬曆二十三年，與袁宗道、董其昌等一起充任會試同考官。

後請告歸家。萬曆二十九年複職原官，不久轉為太子中允，撰述制誥，次年三月升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萬曆三十一年冬，“妖書”案發，以大義切責執政沈一貫，力救被陷的郭正域。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充任廷試受卷官。踰月，乞骸骨以歸。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詔起國子監祭酒，上疏力辭不赴，後以新銜在籍。望齡歸家後，一心研修學問。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卒於家，享年四十八歲。天啟元年，以學行諡文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