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關漢簡

前言
凡例
彩色圖版
1998年玉門關遺址出土漢簡
1990年懸泉置遺址採集漢簡、1987年至1989年懸泉置遺址採集漢簡補遺
敦煌其他烽隧遺址採集簡
《敦煌漢簡》所收零散採集簡的重新整理
紅外綫圖版
1998年玉門關遺址出土漢簡
1990年懸泉置遺址採集漢簡、1987年至1989年懸泉置遺址採集漢簡補遺
敦煌其他烽隧遺址採集簡
《敦煌漢簡》所收零散採集簡的重新整理
附録一 相關簡號對照表及尺寸規格
附録二 1998年玉門關遺址發掘簡報
 

本書（《玉門關漢簡》）所指的“玉門關”，亦稱“小方盤城”。兩名通行且大有前者取代後者的趨勢。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委員會將此公佈爲“世界文化遺産”，“玉門關”一名已約定俗成。需要説明的是：一、歷史上的玉門關有過多次遷移，即使漢代的玉門關址，學術界亦有不少爭論；二、取名《玉門關漢簡》只是表明書中所收漢簡的主體部分爲一九九八年在玉門關遺址發掘出土的新簡，而不是書中所有漢簡都出自玉門關。書中還有其他三部分，都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零星出土的。實際上《玉門關漢簡》收録了截至目前敦煌市博物館收藏的全部漢晉簡牘（其中包括兩枚晉簡）。

壹
一九九八年十月，爲配合敦煌小方盤城的加固維修，敦煌市博物館對小方盤城周圍進行了小範圍發掘，緊靠西、南兩面城墻開5×5米探方七個，城南二十多米處開探方十一個。出土漢簡三百餘枚，據本書所附發掘簡報稱，其中有字簡三百四十二枚，但一些所謂無字簡只是當時無法看清楚，後來用紅外綫掃描，發現尚存字跡。這批漢簡的內容十分重要，或許對玉門關址的探索以及對兩漢玉門關功能性質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從一九九八年至今的二十多年裏，我們一直致力於這批漢簡的整理，陸陸續續做了一些工作。其間敦煌市博物館的傅立誠、趙志英、石明秀等歷任館長都給予全力支持和配合。早在二〇〇三年全國文物資訊化之後，傅立誠館長就把他所拍攝的漢簡照片發給我們，經過初步整理，釋文已交中西書局排出大樣，但總覺得資料不夠齊全，照片效果不盡理想，因而一直在謀劃進一步完善。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張德芳和楊眉同志帶了照相設備和紅外掃描儀專程前往敦煌，在敦煌市博物館同志的配合下，重新對相關簡牘進行了拍照和掃描。此次整理，根據最新的彩色照片和紅外綫圖版，同時，對所有釋文進行了反復校改，對楊俊同志的《一九九八年玉門關遺址發掘簡報》加以必要的技術處理，附於書末。

玉門關漢簡原編三百四十二個簡號，但其中98DYC∶26與98DYC∶46合綴、Ⅱ98DYT1∶3與Ⅱ98DYT5∶75合綴，另有Ⅱ98DYT1∶43、Ⅱ98DYT4∶66兩簡因未找到對應的原簡且僅有一兩個字的釋文，故而不録，實際有簡號三百三十八個。另外還有四十多枚殘簡，過去憑目力而無法釋讀者未加編號，此次經紅外綫掃描發現，大部分都有筆畫和資訊，有些還有重要的文字，總共四十三枚，編爲98DYC∶51—93。其中僅有筆畫而暫時難以釋讀的，僅出圖片，不出釋文。如此，本書所收玉門關漢簡總計三百八十一枚。

貳
敦煌市博物館收藏了一百餘枚懸泉漢簡，分別採集於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敦煌漢簡》（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和《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收録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在懸泉遺址採集的六十四枚簡（1290—1353）。何雙全《敦煌新出簡牘輯録》（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將1353號簡列入後坑墩，另收録七條懸泉採集簡的釋文，標爲89DXC∶63—69。吳礽驤主編的《中國簡牘集成》（敦煌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三、四冊所收懸泉採集簡中亦照録了上述內容。此次整理，對1353號簡照録原書原號，同其他已在一九九一年《敦煌漢簡》中收録的零散簡一起，歸入第四部分。何、吳後來附加的七枚簡，收入本書第二部分。

一九九〇年在懸泉置遺址採集幷入藏敦煌市博物館的五十枚散簡，收入本書第二部分。是年十月，懸泉置的發掘已經開始。正式發掘過程中亦採集到部分散簡，一共八十九枚，收藏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爲了懸泉漢簡整理編號的統一和銜接，本書將收録的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五十枚採集簡接續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八十九枚之後，統一編爲90DXC∶90—139。這批簡牘同上述第一部分一樣，是本書首次公佈的新材料。

三
長久以來，敦煌地區一些烽隧遺址陸續發現和出土零散漢簡。一部分已收録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敦煌漢簡》中，但還有一部分或者當時未能收録，或者爲之後發現，總共有十多個批次。一九九〇年採集的五十枚懸泉簡上已述及，但還有其他地點出土的一些零散簡，一共七十九枚，作爲本書第三部分。編號照録敦煌市博物館館藏號，冠以“DB”表示敦煌市博物館。沒有館藏號者，依出土的時間地點變通處理，另行編號。

其中包括：
一、條湖坡四枚（DB∶139—142），一九八八年出土。地點在玉門關以東十六公里的波羅湖邊上，西距朱爵隧一?二公里，地理坐標北緯40°25′16.60″，東經94°1′31.70″。
二、人頭疙瘩十枚（DB∶145—154），一九八八年出土。大致位置在條湖坡以西二公里處。
三、玉門關一枚（DB∶157），一九九〇年採集。當時一共採集三枚簡，其中兩簡收入《敦煌漢簡》，編號爲1239、1240°但不知何故，尚有一簡未收録，這次補入。
四、東堿墩兩枚（DB∶165、DB∶294），分別採於一九八七年和二〇〇〇年。出土地點東堿墩在敦煌市區東北三十八公里、懸泉置遺址西北三十九公里處，坐標北緯40°25′35.60″，東經94°55′9.30″。
五、高望隧一枚（DB∶237），一九九一年採集。地點在河倉城以東三十三公里處，北緯40°25′45.00″，東經94°21′22.20″。
六、酥油土封檢一枚（DB∶244），一九九二年採集。其地在河倉城以東十三?五公里處，北緯40°26′22.30″，東經94°7′24.10″。
七、鹽池墩一枚（DB∶296），二〇〇〇年採集。出土地點鹽池墩在玉門關西北三公里處，北緯40°22′44.30″，東經93°50′48.00″。
八、賊莊子六枚（DB∶676—681），二〇〇九年採集。
九、灣窯南墩二枚，出土地點當爲斯坦因所標T6d，即最西面的廣昌隧。因沒有館藏號，故本書收録時編爲DG∶1—2。“DG”表示敦煌廣昌隧。
十、一九九〇年，在敦煌西北一百一十多公里、玉門關正西四十三公里（均爲直綫距離）的清水溝烽隧出土“地節元年曆譜”一冊，二十七枚。還有其他零散漢簡十四枚。最早於《簡帛研究》第二輯（李學勤主編，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上發表的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清水溝漢代烽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和殷光明《敦煌清水溝漢代烽隧遺址出土〈曆譜〉述考》二文，其編號除《曆譜》單獨發表外，其餘十四簡都以阿拉伯數字順序編出，只有釋文而未見照片，而且説明出土地點是在D9即T1（前者爲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編敦煌地區烽隧序號，後者是斯坦因的編號）。二〇〇一年吳礽驤編著《中國簡牘集成》第三冊《敦煌漢簡》時，收録了上述疏勒河北三墩《曆譜》和十四枚漢簡，但其編號冠以“90D8”，意思是一九九〇年出自敦煌第八號烽隧。其實D8和D9指的都是一個地點，只是他們對敦煌烽隧的編號略有出入。第三次文物普查時測定的準確坐標是北緯40°20′20.80″，東經93°21′5.60″。《地節元年曆譜》二十七簡編爲一冊，敦煌市博物館的館藏號只編一個號，即238。此次亦不編新號，依敦煌市博物館的編號，編爲DB∶238。另外十四簡，因沒有連續的館藏號，亦無法按前人發表時的D8、D9繼續照搬，因而另編爲DQ∶1—14。“DQ”指敦煌清水溝，順序號依照最早發表的《敦煌清水溝漢代烽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一文的順序排列。
十一、二〇〇八年，在敦煌西部一棵樹烽隧出土漢晉簡牘十六枚。本書收漢簡八枚，晉簡二枚。出土情況和簡牘內容雖有專文介紹，但只有兩枚有館藏登録號，其餘沒有館藏號，本書收録時重新編號，冠以“DYK”，表示出自敦煌一棵樹烽隧遺址。地點坐標爲北緯40°7′43.10″，東經93°14′10.20″。
上述十一個批次的漢晉簡牘，諸如條湖坡、人頭疙瘩、清水溝、一棵樹等地所出簡牘，過去雖有零星文章介紹過，但都沒有清晰的照片和完整準確的釋文。此次把所有零散簡牘集中收入本書，紅外、彩色照片和釋文同時出版，亦屬首次。

肆
一九九一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纂出版的《敦煌漢簡》，力圖在整理出版一九七九年發掘的馬圈灣漢簡的同時，收羅歷年來在敦煌境內出土的所有漢簡，爲學術研究提供一個完整的讀本。但是，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書中一些圖版模糊不清，相應的釋文不盡準確，圖版釋文的編排亦不夠科學。隨著近些年來攝影技術、紅外綫技術以及印刷技術的發展，利用新技術，重新整理這批漢簡已顯得十分必要。二〇一三年，我們出版了《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甘肅文化出版社），對《敦煌漢簡》一書所收第一部分一千二百一十七枚馬圈灣漢簡進行了重新整理，無論在圖版、釋文的水準上還是在編輯排版的科學合理性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此次出版《玉門關漢簡》，我們又將一九四九年以後敦煌地區所出二百一十二枚漢簡（1218—1430，其中1413與1414合綴，1426僅出釋文）作爲本書第四部分收入其中。爲了簡號的統一和研究徵引的方便，一仍《敦煌漢簡》的原有編號，不再自編新號。

重新整理的這部分漢簡，紅外和彩色圖版同時呈現，隨圖附有釋文，且釋文進行了重新校核。因此本書第四部分，亦屬重新整理之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