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

序 言 1
第一章 洪武權變 1       
第二章 永樂禍伏 40
第三章 仁宗反正 83
第四章 宣德改制 93      
第五章  正統失衡 111
第六章 景帝之誤 150
第七章 天順傳奇 162
第八章 婦寺之禍 188
第九章 弘治宏治 238
第十章 正德荒逸 250
第十一章 嘉靖權爭 302
第十二章 萬曆逐利 345
第十三章 錦衣誤明 371
後 記 407
出版後記 409

“錦衣衛”這三個字，就我以往的感覺而言，有些像記憶神經網路上的某個敏感節點，一旦觸及它，就會想起武俠小說或電視電影中的某些精彩場面，或者想起歷史小說和明人筆記中的某些悲慘情節。當然，這些場面或情節都發生在明朝，中國歷史上最具戲劇性的朝代。但是，現在我得承認，以往的感覺和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被誤導了。

錦衣衛到底是怎樣的機構？它在歷史舞臺上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明朝，是否真如人所言，誤于廠衛？早在二十多年前，我還是一個終日神游武俠世界的懵懂學生時，就已經被這些問題困擾著。由於本人先天資質已屬不足，後天教化又備受摧殘，長時間沉溺並迷失在毫無養分的思維真空之中，嚴重欠缺主動探索的精神，以致于老大以後，問題猶在，困擾猶在，驟然清醒，羞從中來。本書，算是我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是我寫這本劄記的初衷。然而，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更多的問題撲面而來，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問題是，對明朝皇帝而言，錦衣衛及相關機構─例如東廠─到底具有何種價值？這些價值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為此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這些代價是否值得？這些問題的答案於今日是否有借鑒意義？ 等等。

對於自己提出的大部分問題，我在書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因為有的問題懸而未決，有的答案失之晦澀，我覺得有必要在這裡集中表述自己的看法，希望在亡羊補牢的同時，收到抛磚引玉的效果。不過，在此之前，先對本書的主要內容簡做介紹。大體而言，本書主要圍繞兩條線索展開：其一是錦衣衛的建制始末與職能的發展過程；其二是錦衣衛及相關機構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表現。聯結這兩條線索的關鍵，是包括皇帝及皇親貴族、朝臣、太監以及錦衣衛官員在內的重要歷史人物的活動。這些歷史人物的才幹與性情各不相同，其立場與需要則或者相同，或者相異，或者時而相同、時而相異。通過觀察他們及他們的活動，本書得出以下幾個初步結論：

其一，明太祖設立錦衣衛的初衷，是要用它維護綱紀禮儀；儀衛（儀仗以及侍衛）是這個機構起初擁有的主要職能。但是，基於現實的需要，它被授予越來越多的權力。例如，基於反腐及剷除後患的需要，太祖臨時授予錦衣衛治理詔獄的職能；基於外交與政治上的需要，又授予錦衣衛官員受降、出使、安頓外賓等職權；基於緝奸弭盜的需要，明憲宗又正式授予錦衣衛官員提督五城兵馬司的權力。

其二，錦衣衛擁有的某些職能或權力，起初可能只是皇帝出於權宜之計而臨時授予的，並無建制上的相應安排。隨著這些職能的常規化、正式化，相關建制才逐漸完善。例如，早在洪武中後期，錦衣衛已經被授予治理詔獄的權力，可專治詔獄的北鎮撫司則直至永樂年間才設立。又例如，錦衣衛早在建文年間已經參與緝奸弭盜，然而專門負責緝查不軌、亡命、機密大事的東司房，以及專門負責緝拿賊盜的西司房，可能直至成化年間才設立。

其三，東廠之設，意在監督與制約錦衣衛，但這兩個機構之間的關係並非監督與被監督、制約與被制約那麼簡單，孰強孰弱，取決於掌事者才幹的高下，以及他們與皇帝間關係的親疏遠近。讀者或許會嫌以上陳述過於枯燥，那麼，讓我們來換種表述方式。

假設你可以穿越時空─我相信這是所有人都想擁有的能力，回到洪武十五年（1382 年），即錦衣衛初設之年，進入位於南京承天門外西南側的錦衣衛署衙，你可能會發現，官校們整日都忙於禮儀方面的事務，例如陳設儀仗、糾治文武大臣在朝堂上的失儀過錯，而非緝奸弭盜、敲詐勒索、巧取豪奪。

或許你可以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 年）的南京找到錦衣衛治理詔獄的蛛絲馬跡。可是，要想一探臭名昭著的北鎮撫司，你需要調整穿越設備上的時間儀器，前往永樂四年（1406 年）、也可能是永樂六年（1408 年）的北京。想要摸摸這個機構最早的印信，則必須前往成化十四年（1478 年）。

如果你想切身感受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盛景，去了永樂三年（1405 年）六月的太倉劉家港，並且登上了那艘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你會發現，通使外國也是錦衣衛的職責之一。王複亨、李滿、劉海、馬貴等幾位正四品錦衣衛指揮僉事一定會告訴你，這項職責非常辛苦，但升遷速度快。馬貴在這一點上最有發言權，因為臨出發之前，他還只是一名小旗（相當於班長，手下只有十名士卒）。

在明世宗嘉靖年間中後期，你將有機會見到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沉鷙、行步類鶴、總是穿著一襲火紅色官服的人物，他就是錦衣衛歷史上最具權力的傳奇人物——正一品掌錦衣衛事左都督陸炳，他能讓東廠太監俯首貼耳。

可是，如果你去了天啟三年至七年（1623—1627 年），並且潛 入魏忠賢的府第，你可能看到這樣一幕：一群錦衣衛高官跪倒在這位東廠太監面前聽其訓話，他們臉色蒼白、汗如雨下、渾身栗抖、體似篩糠；其中包括他的兩個義子，即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田爾耕，以及錦衣衛北鎮撫司掌司事都指揮僉事許顯純。

如果你在明朝停留的時間足夠長，跨越的年代足夠多，你一定還會認同這樣一個結論，即錦衣衛是“官 X 代” ─姑且借用這個現代人耳熟能詳的詞語─的先鋒隊、休養所、領取津貼的去處，以及理想的升職跳板。這是錦衣衛被授予越來越多權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於上述幾個初步結論，可以得出一個可能具有某種現實參照性的最終結論，這是對前文提到的幾個最重要的問題的回答。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在這裡提出三個概念：其一是專制資產，其二是專制成本，其三是專制收益。最終結論如下：錦衣衛及東廠等相關機構是極具明朝特色的專制資產，通過運用這些資產，皇帝試圖收穫可觀的專制收益，例如維護帝位或者政權的穩定。這裡要指出的是，專制收益並不限於政治層面，它還包括皇帝個人欲望的實現，例如實現其作為獨裁者的自由與任性妄為，以及實現其作為普通人在生理、心理及情感上的需求，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正因為皇帝的個人欲望相異，在明朝的不同階段，錦衣衛及東廠等相關機構掌事者的地位與權勢各不相同。例如，明英宗對太監王振的感情，決定了錦衣衛必然要屈從於東廠；明世宗對衛帥陸炳的信任，決定了錦衣衛的權勢必然要居於東廠之上；明神宗對個人財富的追求，決定了錦衣衛及東廠等機構必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用於攫取財富；明思宗對朝臣的猜忌與怨恨，決定了錦衣衛必然會成為他泄私憤的工具。

為了獲得專制收益，明朝皇帝支付了昂貴的專制成本。這些成本主要體現在錦衣衛一再增加冗員帶來沉重的財政壓力，在錦衣衛任職的皇親國戚及元勳權貴的家人或子嗣對人事制度的挑戰與破壞，以及司法秩序的混亂帶來的社會動盪等方面。

至於專制收益是否多於專制成本，則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價值判斷。例如，明太祖與明成祖可能更重視政權的穩定、社稷的福祉，而不是個人欲望或者私人享受的滿足，但明武宗、明神宗的標準可能正好相反。因此，面對錦衣衛官校以權謀私的事件時，太祖與成祖可能會用重典，武宗、神宗則甚至可能嘉獎。成化年間的錦衣衛官員可以通過向明憲宗進獻財寶而獲得擢升的機會，但是這種投機的做法在洪武年間極有可能是死罪。

確實，皇帝的個人欲望或者價值判斷可能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他們至少在兩個方面相同：其一是他們都十分照顧自己的親戚及親信；其二是他們都堅守同一條底線，即決不姑息謀逆行為，無論對方是誰，無論對方有何種背景，或者立下過何種功勞。

其實，不管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制度下，任何人照顧親戚與親信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容忍的規則。但在專制制度下，對皇帝而言，這條規則會帶來巨大的專制成本。以錦衣衛系統來說，在錦衣衛擔任要職的武官都是皇帝的親信，而這些武官也會委任自己的親信擔任下級要職，如此依次往下。整個系統似乎從上到下由一條信任鏈貫穿起來，按道理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拴在信任鏈上的每個人，他們的地位、品性、才幹、欲望等並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即只要不觸犯皇帝的底線，基本上任何罪過都可以得到原諒。因此，下級官員往往會倚仗上級的信任與支持─這種信任與支援一般都會通過分享賄金的形式進一步穩固與加強，在其職權範圍內肆無忌憚地徇私枉法，於是，巨額的專制成本隨之而來。

 崇禎之初，給事中許國榮曾言：“其（錦衣衛及東廠旗校）受皇上重托，而冀其不欺（君）者，止掌廠、掌衛之臣耳，（然其）勢不得不轉寄耳目於夥長、旗番，此輩又輾轉旁寄，豈盡忠肝義膽，見利不搖者乎？”這番話可謂一語中的，但它同時也留下不少餘地。事實上，無論是明成祖的篡位，還是明英宗的復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掌廠、掌衛之臣”的鼎力相助。也就是說，為了自身的前途與利益，即便是作為皇帝心腹的“掌廠、掌衛之臣”，有時可能也會為勢所迫，不得不做出賣主求榮的選擇。這個時候，專制皇帝試圖維護的專制利益（甚至包括自由與生命），被他倚仗的專制資產出賣了。

明末史家沈起甚至將廠衛列為導致明朝垮掉的罪魁禍首；他語出驚人：“明不亡於流寇，而亡于廠衛。”明思宗卻在自縊殉國的前一刻哀歎：“皆諸臣誤朕！”事實上，這筆長達兩百多年的糊塗賬，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清的。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