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佳的愛情

隘口
在莊園裡
在異鄉
祭文
安東諾夫卡蘋果
松樹
新路
噩夢
王中王
快活的一家子
從三藩市來的先生
輕輕的呼吸
圓耳朵
夜航途中
理性女神
中暑
幽暗的林蔭小徑
晚間的時候
淨罪的禮拜一
鄉村
米佳的愛情
 

譯本序

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蒲寧(1870—1953)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羅斯作家，也是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公認的語言大師。由於複雜的世界觀和僑居國外的經歷，這位作家在自己的祖國曾經被冷落了幾十年，直到去世之後才得以“回歸”，而在今天又成為廣大讀者和俄羅斯文學研究者關注的熱點。

還在上世紀初，高爾基便指出：蒲甯是“貴族出身的最後一位作家”。當然，就蒲寧的自身經歷而言，他既無殷實的家產，又無祖先的庇蔭，不過是一個讀了幾年書便輟學謀生的年輕人；在他告別雙親，離開奧廖爾省老家的破落莊園時，“除了脖子上掛的十字架，一無所有”；他走南闖北，當過報社校對員、圖書館管理員、地方自治局統計員，還擺過書攤，全靠發奮自學，才成了作家，在一九○三和一九○九年兩度獲得普希金文學獎，並在一九○九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名譽院士。但是，就內心世界而言，蒲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最後的貴族”：他始終不忘昔日顯赫的家世，特別引以為豪的是家族中曾經出過兩位文化名人——被卡拉姆辛譽為“俄羅斯的薩福西元前7至6世紀的古希臘女詩人。”的女詩人安娜·蒲寧娜(1774—1829)和被普希金奉為老師的俄國浪漫派大詩人瓦西裡·茹科夫斯基(1783—1852)。

然而，在實際上，當時蒲寧目睹的故園卻是一片凋敝的景象：他的父親閒散放蕩，沉溺於酗酒和賭博，把家產揮霍殆盡，面對日益貧困的家境一籌莫展。再看看周圍，落到破產境地的貴族莊園又何止蒲寧一家。在俄國農奴制改革之後的幾十年裡，迅猛發展的資本主義勢力無情地衝擊著俄國農村，動搖了舊的經濟基礎，不僅使廣大農民陷於赤貧境地，而且使那些一向過著優裕生活的貴族地主也手足無措：一個個“櫻桃園”被拍賣、砍伐；許許多多公爵、男爵淪落到社會的“底層”。白雲蒼狗，萬物無常——飽嘗世態炎涼的蒲甯從年輕時起便傾向于對人生道路的探索。

與此同時，不能忽視列夫·托爾斯泰對他的強烈影響。蒲寧後來回憶說：“在青年時代，我由於陶醉在對純潔、健康和善良的生活的憧憬之中……更主要的是由於對托爾斯泰這位藝術家的熱愛，我成了一名托爾斯泰主義的信徒……”《蒲甯詩文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69頁。一八九三年，年輕的作家在波爾塔瓦結識了幾名托爾斯泰的弟子。

不久，他又在莫斯科登門拜訪托爾斯泰本人。蒲甯的父親在一八五二年俄土戰爭中曾同托爾斯泰並肩作戰，一起保衛塞瓦斯托波爾城。當托爾斯泰獲悉老戰友的兒子在寫作時，便對他說：“寫吧，要是您喜歡寫，那就寫吧。不過要記住，這不能作為人生的目的。”“別對生活期望過多，對您來說，現在是再好不過的時候了……”老人還告誡他：想過一種淳樸的勞動生活固然很好，但不必勉強自己，不要把這種生活當作門面……蒲寧覺得，人們往往無意識地受著生物本能的支配，在塵世的瑣事中忙忙碌碌，而對以死亡為結局的人生的意義卻考慮甚少，只有像托爾斯泰那樣的哲人才會認真考慮這個問題。《蒲寧全集》(第9卷)，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127頁。他要像托爾斯泰那樣勤於思索，並且貫徹在創作之中。

此外，蒲寧又受到東方哲學，特別是佛教思想的薰陶。在上世紀的頭十年裡，蒲甯曾經周遊過世界許多地方：多瑙河畔的中世紀城堡、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和鬥獸場、龐貝城的遺址、雅典的衛城和蘇格拉底墓、埃及的金字塔和薩拉秦王宮、巴勒貝克的太陽神廟、耶路撒冷的聖地、君士坦丁堡的寺院、錫蘭的阿納拉特哈浦拉古都……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人類古老的文明引起蒲寧的種種遐想：印度的古代聖書、猶太先知的啟示、釋迦的教誨、古蘭經的篇章使他產生濃厚的興趣，也使他對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又深了一層。蒲寧認為：凡是生物皆有生、老、病、死，這是自然規律，但只有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才意識到，生命的結局必然是死亡；生存的每一天、每一時刻都是向死亡的接近。這種意識本身便帶有某種悲劇性，千百年來它使無數人感到困惑和苦惱，也為宗教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土壤。天堂與地獄，涅槃與輪回，因果與報應……這都是宗教為擺脫生、老、病、死這些現象給人帶來的困惑而提供的答案。作為一個作家，蒲甯並沒有拘泥於宗教的教義，他的心願只在於藝術地表現人生的困惑，以及自己對這些困惑的看法。

蒲寧早就認識到，大自然既是人的出發點，也是人的歸宿。人只有接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之中，才能體會到生活的崇高和幸福，才能找到和諧、合理、美好的人生真諦。他知道，“生活不會止步不前——舊的事物漸漸消亡，我們常常會懷著巨大的悲痛同其告別”，但生活正是“由於持續不斷的更新才顯得美好”。問題在於：隨著礦藏的開採、森林的砍伐、工廠煙囪的冒煙、鐵路的四通八達……大自然遭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剝奪。安東諾夫卡蘋果的香氣正在消失，留下的只是對香氣四溢的日子的回憶……那麼，不禁要問：今後，樹幹潔白、枝葉繁茂、嫋娜多姿的白樺樹是否還會有一席之地?鬱鬱蔥蔥、一望無際的松林會有什麼樣的遭遇?當人類在越來越膨脹的物欲支配下，肆無忌憚地破壞自然環境時，他們的精神支柱在哪裡?蒲寧正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當時的社會危機的。在我們選譯的《在莊園裡》、《祭文》、《安東諾夫卡蘋果》、《松樹》、《新路》等小說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思想的軌跡。

蒲寧同時還認識到，一個人活著的時間極為有限，作為個體的生命十分脆弱。只有依靠所有先輩的經驗，人才能把自己微薄的才力加以擴展。離開了歷史，人會變得十分渺小，因為只有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生命才會得到真正的延續。所以，他的許多作品都以歷史和記憶為主題，力圖探究人類文明的源頭和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規律。在我們選譯的《聖山》、《寂靜》、《耶利哥的玫瑰》、《革尼撒勒湖》、《眾王之王的城市》等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的作品中，正反映出了他對古老文化，對生命價值的思考。

蒲寧同托爾斯泰一樣，批評俄國東正教的官方教會，認為它是沙皇專制政權用來愚弄百姓的工具，所以在作品中不乏揶揄諷刺神父之詞。但是，他也同托爾斯泰一樣，並不否定基督教道德本身，而把上帝授予摩西的十誡即：除上帝之外別無救世主；不可崇拜偶像；當紀念安息日；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妻；不可貪戀人屋、財物……視為人類應該遵守的神聖準則。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蒲寧處在苦悶、彷徨之中，為俄羅斯的前途，為全人類的命運深懷憂慮。在我們選譯的中篇小說《鄉村》和短篇小說《在異鄉》、《噩夢》、《王中王》、《快活的一家子》中，他十分清楚地表達了一種看法，即不管是貴族地主，還是接替這些貴族地主而在農村漸漸發跡的新主人——富農都沒有什麼美妙的前景，而脫離了土地的農民進城之後也同樣找不到什麼出路。作家不是從社會原因和歷史條件，而是從“斯拉夫靈魂”的抽象特徵和俄羅斯性格來解釋當時俄國社會的種種弊病，並為貴族地主和莊稼漢的舊農村“唱挽歌”。他用冷峻的筆調描繪了舊俄農村貧窮、愚昧、落後的真實面貌，同時認為：整個俄羅斯“都是鄉村”，對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還遠未做好準備。這一認識決定了作家在後來對待俄國革命的態度。

蒲寧認為，由於人類忘掉了上帝授予摩西的十誡，一味沉溺於物質享受，忽視了對人生目的的追求，崇拜的是“金牛犢和鐵牛犢(即金錢和暴力)”，導致普遍的人性淪喪，精神墮落。這正是產生種種罪孽和禍害的根本原因，而一次大戰的劫難則更是加深了這種印象。他在小說《從三藩市來的先生》中有力地譴責了西方上流社會的虛偽、冷酷、貪婪、自私。在小說《圓耳朵》中，他塑造了人群中的一個敗類——殺人慣犯的形象，並且由此批判了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的西方文明世界。而在小說《輕輕的呼吸》中，作家通過一個花季少女毀滅的故事，對當時俄國世風日下，戕害後代的狀況表達了無窮的遺憾。

蒲寧反對暴力，幻想用文化，用精神，用“上帝的準則”來拯救俄羅斯，並把階級鬥爭視為全民族的災難。然而，客觀現實同蒲寧的思想追求之間的距離實在是太大了。當迅速發展的俄國革命形勢迫使作家回答“何去何從？”的問題時，他不得不作出最違心的選擇：于一九二○年永遠地離開他如此熱愛的祖國，這也是當時一大批俄國知識份子所走的道路。從個人而言，蒲寧的這一抉擇也許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但從總體而言，他流亡國外以及然後得以繼續文學創作的經歷也可以說是一件幸事，因為許多留在國內的舊俄文化人不久便遭到了厄運，成了大饑荒中的餓殍或是“古拉格”集中營中的死囚。蒲甯自己的大哥葉甫蓋尼、二哥尤裡和妹妹瑪麗亞便是在二三十年代相繼遭難致死的。

蒲寧幾經周折抵達巴黎，後來又移居到法國南方的格拉斯小鎮上。遠離祖國使他的心靈受到了創傷，不久前的種種遭遇使他積郁了滿腹怨懟。作家在巴黎的俄僑報紙——《復興報》上發表了他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在莫斯科和奧德薩所寫的一組政論性的日記——《該死的日子》。這是一份反映俄國十月革命年代嚴酷現實的見證材料，強烈的政治傾向已經壓倒了藝術上的要求。在這一時期創作的小說《理性女神》通過一位女演員在法國大革命年代的不平常經歷，譴責了雅各賓派專政時期的極端行為，而在實際上則是把矛頭對準了當時蘇俄政權反宗教的過激措施。作家悲觀失望的情緒也表現在這一時期所寫的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夜航途中》，流露出一種否定塵世生活的消極思想。

不過，蒲寧在緊張的精神探索中又漸漸恢復了常態。這位作家所接受的思想影響本來便是多方面的。他欽佩托爾斯泰的藝術成就和道德追求，但不贊成後者的宗教禁欲主義說教。他在無數次目睹破壞、災難、暴力和死亡之後熱望為生活尋找一個支點，這個支點便是由人的雙手和智慧創造出來的一切美好的東西，這個支點便是拯救世界的“美”。“美拯救世界”，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公式，但蒲寧不知不覺地把它接受了過來，再加以肯定，儘管他本人並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作家。蒲寧想告訴人們：人性應趨善，善應該是真實的，美好的，美能夠激起愛的激情。愛不是自私的佔有，而應該是最崇高的奉獻，最充實的人世間的幸福。從二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在創作中越來越注重於愛與死的主題。這類作品能夠打動讀者，其原因不僅在於它有著強烈的藝術表現力，而且還在於它包含著某種哲理性，以致出人意料地使作家那種清醒的、“無情”的現實主義風格增添了一重浪漫主義色彩。在中篇小說《米佳的愛情》中，護林人的媳婦阿蓮卡為了五個盧布委身於人，同米佳相愛的卡嘉則為了當名演員而投入戲劇學校校長的懷抱，米佳因失戀而絕望，終於開槍自殺。蒲寧以此批判了一切為了錢，一切都是買賣，甚至愛情和婚姻也不過是一種交易的社會現實。而在小說《中暑》中，他又描寫了一對青年男女在旅途中邂逅相遇，墜入情網，真正地做到不帶任何自私動機的“兩情相悅”。這種戀情是短暫的，但對人的一生卻產生了巨大影響。

愛與死的主題不僅在蒲寧的自傳性長篇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中有了延續，而且在作家的又一部小說集《幽暗的林蔭小徑》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開掘。值得注意的是，《幽暗的林蔭小徑》一書中的大部分作品寫於歐洲局勢動盪不安，二次大戰爆發的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當時，蒲甯困居在格拉斯鎮，過著極為艱苦的“自願流放”的生活：他拒絕去巴黎，同佔領軍合作，而是一心嚮往著處於浩劫中的俄羅斯祖國。作家忍受著饑餓和病痛的煎熬，日夜不斷伏案寫作，終於完成了這一部被譽為“愛情百科全書”的大作。在法西斯侵略勢力到處橫行的年代裡，這種創作成了蒲寧對戰爭噩夢的一種反抗。正如作家自己所說的，他在戰亂期間寫出這樣一部有關愛情的書，就像當年薄伽丘在黑死病肆虐的日子裡創作《十日談》那樣，面對嚴酷的現實，嚮往著一個充滿真情的世界。

在我們選譯的與該書同名的那篇小說中，男主人公面對三十多年前的戀人為自己的背信行為申辯：“一切都會過去的，我的朋友……愛情啊，青春啊——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

那是件庸俗的、平凡的事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通通都會過去的。”可是，女主人公卻不同意，她說：“上帝給每個人的安排是不一樣的，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每個人的青春都會過去，但愛情，卻是另外一回事。”在小說《晚間的時候》中，主人公在夢境裡回訪故地，重溫初戀的情景，刻畫了當年所愛的姑娘那令人難忘的形象。蒲甯認為，這是小說集中寫得最為出色的作品。而小說《淨罪的禮拜一》則引起許多評論家的矚目，認為女主人公身上體現出了匯合東西方兩股潮流的俄羅斯文化的特點，同時又反映出俄羅斯性格中那種東正教徒“受誘惑—墮落—贖罪”的行為模式。

蒲寧是以寫詩開始其文學創作活動的。在所謂的俄國文學“白銀時代”(1890—1917)派別林立的詩壇上，他以既能繼承傳統，又能推陳出新的特色而獨樹一幟。他的小說和散文作品的風格在許多方面是借助詩歌創作的經驗而形成的。這裡選譯的早期散文作品《隘口》象徵著蒲甯進行人生探索的艱苦經歷，而名篇《耶利哥的玫瑰》則體現出了作家創作活動的綱領。蒲寧在其生前最後一本小說集中再次收入這篇作品，以此作為他的文學生涯的總結。

蒲甯的優秀作品已經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九三三年，瑞典科學院因其“以嚴謹的藝術才能在文學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羅斯性格”而授予這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並作出了中肯的評價：

“伊凡·蒲寧在俄國文學史上已為自己確立了重要的地位。而且，長期以來，他無疑是一位舉世公認的大作家。他繼承了十九世紀文學輝煌時期的光榮傳統，開闢了一條持續發展的道路。蒲甯力求語言豐富、完美，而獨到的精確觀察是其描寫現實生活的基礎。他以最嚴謹的藝術創作態度抵禦了單純追求華麗辭藻的誘惑；儘管他生來是個抒情詩人，但從不粉飾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實地予以反映。他的語言樸實而富有韻味，正如他的同胞所說，此種韻味使其語言猶如醇酒一般，即便在譯文裡也會透出醉人的芳香。這種能力來自他的卓越的、出神入化的才華，並使他的文學作品具有世界名著的特點。”

確實，我們在閱讀蒲甯的作品時，不能不為其塑造人物形象之生動、描寫自然景色之細膩、表現心理過程之深刻而歎為觀止。

馮玉律
二○○三年五月於上海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