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敵人

第一輯
星
在路上
車裡的音樂
奧斯維辛的燕子
斯托拉爾斯卡街
家譜
卡梅裡卡街
長街
塔德烏什·康托爾
威力電影院
聖體教堂
是否
彩虹
朋友們
西西里
靜物畫
暴風雪
詩歌尋求著光芒

第二輯
發音教師自戲劇學校退休
在一間小小的公寓
舊式禮拜
羅馬，敞開的城
海
讀米沃什
穿過這座城市
平凡的生活
和你一起聽過的音樂
在大教堂腳下
不可能的友誼
雨滴
蝴蝶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
卡莫利
博利亞斯科：教堂廣場
斯塔列諾
雙頭男孩
我們的世界
小物品
保衛詩歌，等等
主題：布羅茨基
自畫像，並非不帶懷疑
交談
老年馬克思（一）
致亞歷山大·瓦特的幽靈
夜晚是一隻蓄水池
暴風雨
舊松奇的傍晚
布萊克
古跡遊覽筆記
蘇巴朗
諾托

第三輯
乘火車沿哈得孫河旅行
希臘人
大船
台洛斯的艾麗娜
王國
錫拉庫薩
被淹沒的城市
喜歌
門
新年夜，2004
沒有童年
聽過的音樂
平衡
清晨
老年馬克思（二）
海豚
管風琴調音
消防員的頭盔
一隻鳥在傍晚歌唱
等待一個秋天的日子
凱薩琳·費里爾
生活不是一個夢
取決於
美國的太陽
雨中的天線
譯後記
 

譯後記

《永恆的敵人》是紮加耶夫斯基在美國出版的第五部詩集，收入作者在2002年後創作的新詩，有些發表在各種專業期刊上了，但並未單獨出版過波蘭語版集子，只是由詩人本人編選、由他詩歌的主要譯者克雷爾·卡瓦納女士翻譯成了英語。此前，紮加耶夫斯基在紐約著名出版社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Farrar,Strausand Giroux）先後出版了《震驚》（1985）、《畫布》（1992）、《神秘主義入門》（1997）和《無止境：詩選與新詩》（2002）的英譯本，這些詩集的出版，間隔通
常在五年左右。在出版這些詩集的時候，紮加耶夫斯基部分時間生活於美國，在休士頓大學教授創意寫作。《震驚》由米沃什作序，又被哈樂德·布魯姆列入了著名的《西方正典》書目之中。而據作者本人稱，《無止境》代表了他一生創作的“主要成果”，這很好理解，因為《無止境》畢竟是一部總結性的“選集”，差不多囊括了之前出版的幾部詩集的全部精華。

《永恆的敵人》出版時，紮加耶夫斯基已經結束在國外的漂泊生活，從巴黎回到了波蘭古城克拉科夫定居（仍有一個學期去美國教書）。我記得紮加耶夫斯基在出席一次詩歌活動後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他，他是否是一位職業詩人，紮加耶夫斯基幽默地表示自己“正在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奮鬥的路上”。可以說，紮加耶夫斯基在大部分時間裡已經過上了一個職業詩人的生活：寫作、旅行、閱讀。而紮加耶夫斯基的詩歌寫作，與他本人的生活是結合得比較緊密的，這也在《永恆的敵人》這本詩集裡充分體現了出來。

集子裡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詩人“在路上”的所見所感。在開篇詩作《星》中，詩人說“多年後我回到這裡”—回到了波蘭，因此隨後便有不少篇什涉及作者在波蘭的足跡。接著是一組極短的詩《在路上》—在歐洲，主要在義大利的行跡。詩人所到之處，義大利、法國、美國，他都留下了詩篇，這與詩人注重“即興能力”應該有很大關係。紮加耶夫斯基曾經在文章裡說，“即興能力是波蘭詩歌的一項偉大傳統”，在密茨凱維奇、米沃什這樣的大詩人身上都有充分體現。如果說紀遊詩主要還是“即興”，涉及詩人在波蘭各處的詩章，則更多表現出懷舊和沉思的基調；這後一部分詩，尤其能夠見出作者的才力和水準，時間與積澱的意義，大約也體現在這裡。詩人往往看似隨意的幾行，就能道出一般人難以道出的深意。比如《奧斯維辛的燕子》：

在營房的闃寂裡，
在夏日的星期天的無聲裡，
燕子刺耳地尖叫。
是否這就是
人類的話語所剩下的一切？

“二戰”結束後，應該有很多人到奧斯維辛參觀或者採訪過，大概只有詩人留意到這裡的燕子，“燕子刺耳地尖叫”，進而聯想到人類的話語，在面對二十世紀這一悲劇時，是何等的蒼白無力！這裡，又回復到了紮加耶夫斯基曾表述過的主題：人類的惡與苦難是無法穿透的，就如黑暗本身；它存在過，卻難以理解。但是後人不能、也不該遺忘，所以，“記憶”理應是詩歌的一個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將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倒過來理解，正如紮加耶夫斯基所言：阿多諾的說法固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一道指令，卻不意味著應該取消詩歌。毋寧說，在奧斯維辛之後進行詩歌寫作，應該三思而行，甚或思考更多次。

從本書精心編排的目錄裡，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在紀游詩外，穿插了篇幅不小的“人物詩”。這些人或是詩人交往的友人，或是讀書時讀到的人物；有的詩作具有哀歌性質，有的詩作是評述性的。對於他們，詩人往往表現出一種積極的理解，借由他們展開“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這充分顯示了詩人寫作的寬度和深度，也是我極其欣賞的地方。如果說走出去的、“在路上”的那些詩歌展開的是作者的直接經驗，這一類“人物詩”則更多開掘了作者的“間接經驗”。

紮加耶夫斯基自稱是一個擁有歷史意識的詩人，這無疑是確切的；我要補充的是，他也是一位有著極強現實感的詩人，也許正因此，他的詩是“落地”的，並不虛幻，也很少晦澀或難以理解。在我看來，他的詩是親切的、自然的，是很容易“進入”的那一類型，但並不是說他的詩歌沒有難度（無論就寫作，還是就閱讀而言）。在這一點上，他跟他的同胞詩人米沃什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拒絕難以理解的詩歌”，而他們詩歌的難度，不在字面，不在修辭，而在思想和情感的獨特發現與深度—要理解這些，的確也並非易事。

紮加耶夫斯基的詩歌技藝，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非常成熟而穩定了，至少我沒有看出存在什麼明顯的變化。除了寫作方向（深入當代現實、歷史、日常生活）的一貫性，他在詩歌技巧上也臻于統一和完善。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知識份子氣息的詩人，對哲學、文學和詩歌，都有著極為廣泛的視野和見解，他的詩歌在歷史、現實與審美要求之間，達到了一種理想的平衡，而這，也可以說是“波蘭詩派”（PolishSchool）標誌性的特徵，它是經由幾代波蘭現代詩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詩學共識，紮加耶夫斯基繼承、加入和發展了這一優秀的傳統。

紮加耶夫斯基自青年時代起就非常熱愛哲學和音樂，他詩歌的思想性是非常明顯的—這些在翻譯中大體比較容易留存和呈現；而他詩歌的韻律和節奏，雖經轉譯，我希望仍然能夠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儘管這是很難的）。他作品的風格一直都很統一：平靜、溫和、細緻而不失力度，這種精神氣息貫穿了他四十多年的寫作—也許除了年輕時所寫的那些詩作，那時他還是一個“憤怒的詩人”。其實，說“憤怒”也沒有一般想像的那麼“憤怒”（如果對比一下金斯堡或者拉金）。

在我看來，紮加耶夫斯基走向“和解”的途徑，一是審美主義（純詩），一是反諷（或曰幽默）。無論是詩人的審美主義，還是反諷傾向，紮加耶夫斯基都不是極端的，他從不過度；換句話，他有所節制。我們從他的散文、隨筆或者訪談裡都可以看到，對此他是有著充分自覺的。我們知道，“純詩化”從來不是米沃什以及他那種風格的詩人所追求的，但是他們也並不拒絕“純詩”的合理意義。在紮加耶夫斯基這裡，純詩有時是創造一首詩的靈魂，有時可能只意味著一首詩裡幾行最成功的句子，其重要性是不一樣的，但是不難發現，純詩式的詩行大量而顯眼地存在。因此可以說紮加耶夫斯基是一個“有篇有句”的詩人。他的詩，在結構上非常講究，有著一個嚴肅詩人老到的佈局和筆法，通常是精緻的，作者惜墨如金。這是說他的佈局謀篇；而他的“有句”，則表現為大量潛伏于全詩的那些“金句”，往往是一些精妙的比喻（隱喻），或是一些高度濃縮、十分亮眼的警句，用詩人本人的話說，它們“提供一個狂喜的時刻”。相信這些地方，一定是讀者可以玩味和欣賞的“亮點”。

翻譯《永恆的敵人》是在2009年，距今剛好十年。此前我譯完了所能讀到的紮加耶夫斯基大量的詩歌（它們大多收在《無止境》裡）。那時並不存有出版的想法，純粹就是喜愛，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總說，翻譯必須是出於熱愛。同時我也一再表示過，翻譯最先受益的肯定就是譯者本人。通過翻譯紮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我越來越相信，紮加耶夫斯基正是哈樂德·布魯姆所說那樣一種“難以窮盡的詩人和作家”。當然，翻譯也是一個“無止境”的工作，這還不是從“數量”這個角度而言，而是從最大限度接近原文、理解原作者這個意義上來說的。我知道，熱愛只是翻譯成功的必要條件，未必是充分條件。雖然我一直沒有中斷對紮加耶夫斯基的興趣與研究，仍然不敢說我在翻譯過程中的理解和處理就是完善的—沒有最最好，只有更好，這也許可以說是“無止境”的另一層意思。在此，我也真誠地期盼著來自各方面專家、讀者的批評指教。

李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