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的抗爭：美國女權運動史（增訂版）

前言
1975年序
 
第一部分
第1章 1800年以前美國婦女地位
第2 章 爭取教育平等的早期努力
第3章 婦女組織的興起
第4章 改革的開始
第5章 1848年塞內卡福爾斯會議
第6章 從塞內卡福爾斯會議到南北戰爭
 
第二部分
第7章 南北戰爭
第8章 1860—1875年間婦女的知識進步
第9章 1860—1875年間工會中的婦女
第10章 參政權運動的開始
第11章 西部的初步勝利
第12章 參政權運動的突破性進展
第13章 婦女組織的成長
第14章 工人騎士團和早期美國工人聯合會中的婦女
第15章 改革的時代和婦女權益
第16章 參政權運動的聯合
 
第三部分
第17章 進入20世紀
第18章 進入主流工人組織
第19章 1906—1913，參政權運動的成熟
第20章 1914—1916，聯邦修正案的新生
第21章 1916—1918，局勢的改變
第22章 誰在反對女性參政權？
第23章 1916—1920，艱苦卓絕的勝利
第24章 結論
 
後記
參考文獻
注釋
致謝
 

前言
 
您手中的這本書，講述的是美國歷史上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爭取女性參政權的鬥爭，可謂一場持續時間最長、最成功的鬥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對美國政治選舉體系所發起的最激進的挑戰。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數百萬人為爭取婦女的參政權，矢志不渝地鬥爭著。許多宣導婦女參政的先驅從未在有生之年品嘗過自己奮鬥的果實。另外一些人雖然看到了成功，但卻註定要面對這場艱難的勝利所帶來的某些讓人沮喪的後果。

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裡，女性因為習俗、慣例和法律等因素，無法擁有正式的政治權利和責任，這是我們現在很難想像的。而正是這種權利和責任，支撐並維持著美國當時還年輕的民主制度。然而，婦女無權正式參與大多數政治選舉這一事實，卻持續了一百多年。婦女參政權論者深知，投票權不僅僅意味著能夠為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投票，它還會喚起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個體將不再會因為性別而被區分對待，每個人都會平等地享受公民待遇，每個人也都肩負著維持社會有序運轉以及創造共和國未來的責任。不僅如此，投票權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敲門磚。在家庭之外的廣袤世界裡，有著財富的彙聚和觀點的交鋒。只有參與公共事務中去，才有可能把控未來。這些，僅憑旁觀政策制定和被動地尋找對應的策略，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很長一個時期，婦女都無法擁有參政權。這不單單是因為當時主流觀點認為婦女的身份和能力不足以參與選舉，也是因為某些人精心策劃陰謀、公然阻礙婦女行使民主權利。而在許多方面，相比反對勢力的陰謀，關於男性和女性特質和責任的固有觀念更加難以顛覆。事實上，婦女參政論者需要克服的第一個障礙，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對女性的成見。女性從小就受到這種觀念的灌輸，她們認為自己應該待在家中，自己的首要職責是照顧和維繫家庭。挑戰甚至顛覆這些約束婦女能力和社會地位的觀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氣和視野的。

有些女性已經在自己的生活中質疑甚至拋棄了主流道德標準。但如果她們想要改變社會，就必須更進一步。她們需要創造一種方法，讓世人看到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桎梏，同時她們又必須防止自己的抗爭被世人視為一種病態的表現，或是被嗤為不服從社會規範的人的無端妄想。這對參政論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宗教領袖，特別是在19世紀出現的所謂的“科學家”，不斷地在為女性天性被動和從屬於家庭的特質提供長篇大論的理論支撐。也許，參政論權者最艱巨的任務，是在公開場合明確反抗不公——公開演講本身就是對傳統意義上的女性特質的挑戰。她們必須說服那些盲目接受陳規陋習的人，讓他們重新審視當時的價值觀和習俗，儘管這些東西看上去無可指摘、無懈可擊，也從未受到公共政策的約束。

重任在身，數以百萬名男人和女人投入漫長的爭取參政權的運動之中。還有更多的人在熱切關注著這場運動的進程，他們為參政論者們爭取女性平等政治權利的決心而鼓掌喝彩。他們的支持維繫著這場運動，讓它走過風雨，迎來彩虹。1920年8月，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正式把女性參政權納入國家政策。對好幾代參政論者來說，這意味著一場勝利，雖然它曾經看上去那麼遙不可及。

在近代美國政治史上，參政權運動的戲劇性是其他歷史事件所不能企及的。然而，大部分美國歷史學家很少關注婦女爭取參政權的故事。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埃莉諾•弗萊克斯納決定撰寫這本書時，才有所改變。儘管歷史學家似乎覺得有必要記錄賦予婦女參政權的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獲得批准的情況，但是很少有人會去探究帶來這一重大變革的漫長社會運動以及這場運動背後的力量。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是為數不多的例外。她本人就是一名積極的參政論者。她的丈夫查理斯•比爾德雖然沒有她積極，但也深受參政權論的影響，兩人有時還會合作著書。在《美國文明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書中，比爾德夫婦闡述了婦女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瑪麗•比爾德在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做了許多關於婦女和政治的工作，堪稱此領域的先驅。

然而，在埃莉諾•弗萊克斯納的《百年抗爭》問世之前，許多關於女性參政權的歷史著作都是由那些本身參與過參政權鬥爭的女權主義者所撰寫的。弗萊克斯納在參考文獻中寫道，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蘇珊•安東尼（Susan Anthony）以及瑪蒂爾達•凱奇（Mathilda Cage）曾在1881—1886年編纂過《女性參政史》（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的前三卷，她們為這一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三卷書發表於女權主義者取得勝利之前。第四卷發表於1902年，由蘇珊•安東尼和艾達•哈珀（Ida Harper）共同編纂。第五卷和第六卷均發表於1922年，由艾達•哈珀獨立編纂。弗萊克斯納指出，後三卷書都存在著歷史分析不充分的問題，而且在描繪歷史事件時，過於強調記錄人名、日期、事件和區域性勝利。當然，她們對構建參政權運動這一歷史事件的努力是不可抹殺的，她們也為弗萊克斯納以及之後的歷史學家進行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但是，可以想見的是，早期編年史家所描繪的婦女參政權運動缺乏“客觀性”，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參政權運動的參與者。

雖然當時有一些零星的歷史記錄，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埃莉諾•弗萊克斯納提筆撰寫《百年抗爭》時，婦女參政權運動的歷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個無人問津的話題。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是什麼促使埃莉諾•弗萊克斯納把視線集中到婦女參政權運動上的呢？個中原因很複雜。儘管弗萊克斯納本人並未承認過，但她的家庭經歷無疑對她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她父母的人生，本身就折射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塑造女性主義的多股力量。埃莉諾的母親安妮•克勞福德•弗萊克斯納（Anne Crawford Flexner）對《百年抗爭》的寫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895年，安妮從瓦薩學院畢業，當時美國的女大學畢業生還為數不多。畢業後，安妮成了一名頗有聲望的劇作家。她對民間故事《捲心菜屯的威格斯夫人》 的戲劇改編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讓她從此生活富足。正因為安妮為埃莉諾留下了足夠的財產，埃莉諾才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進行本書的研究和創作。
弗萊克斯納的父母都是女性參政權運動的支持者。他們並肩參加了1915年夏天在紐約舉行的婦女爭取參政權的大遊行。晚年的弗萊克斯納對這樁童年往事依然記憶猶新：“那個夏天，小兒麻痹症流行，而我得了風濕熱。我父母從外面回來，穿著白色的衣服，他們得把衣服全換了，才敢進我的房間。”弗萊克斯納的父親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顧問。他在社會和公共事務方面的進步觀點遠近聞名。此外，他還是一位著作頗豐的作家。1910年，他發表了關於美國醫學教育的報告，影響深遠。他的著作還涉及包括教育在內的廣泛社會議題。對埃莉諾•弗萊克斯納而言，有如此成功的父母有時像是一種負擔。她後來回憶說，“在別人眼裡，我只是亞伯•弗萊克斯納的女兒”，這讓她感到厭倦。“每當有人介紹我的時候，就會有人問，到底是弗萊克斯納家的哪個？我花了好長時間才讓我的名字不依賴于父母而獨立存在。”

除了父母的影響之外，埃莉諾•弗萊克斯納從小就顯露出了對歷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她就讀於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ague），主修歷史和英語，還參與了一個強調小班教學的創新榮譽課程。她本科論文的主題是瑪麗•都鐸（Mary Tudor），這篇論文為她贏得了獎學金，可以去牛津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深造。1930年從斯沃斯莫爾學院畢業後，埃莉諾就去了牛津。在那裡，她繼續學習歷史。但遺憾的是，因為她之前接受了多年的新式教育，所以她的拉丁文並不能達到獲得牛津大學學位的要求。儘管如此，她還是在歷史學領域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準備論文寫作的研究過程中，她需要閱讀大量一手文獻，而埃莉諾對整個過程甘之如飴。

相比家庭影響、學術興趣和學術訓練，對本書的寫作影響最大的，還是20世紀30年代這一歷史時刻。當時，弗萊克斯納從英國回到美國，大蕭條剛剛開始。美國因經濟崩潰而風雨飄搖，淒慘的景象隨處可見。僅在紐約市，失業率急速上升，申請救濟的人數不斷增長，這些都是苦難的明證。弗萊克斯納回憶：“我回來的時候，蕭條已經很嚴重了。不過，因為我父母雙方的收入都是固定且有保障的，我們家得以奇跡般地免收苦難……我覺得我有必要去感受一下國內所發生的一切。”恰巧，弗萊克斯納的一個表親把她介紹給了福利委員會。福利委員會下設許多志願救濟機構。當時羅斯福還未當選總統，賑濟失業者和貧困者的努力遠遠無法滿足他們的實際需求。弗萊克斯納在委員會期刊上寫道：“經濟危機的廣度令人不寒而慄。同時，我也像很多人一樣被罪惡感吞噬。我得以倖免於難，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多有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