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為了相愛：殘酷戰爭下篤定一生的愛情誓言

前 言
01　舊日朋友怎能相忘
02　我們一起，滿心歡喜
03　你是我想回家最重要的原因
04　 以我之姓冠你之名
05　直到我們相愛，我們才算活著
06　這裡的含羞草都開了，但你在英國
07　我會安全歸來，回到你身邊
08　一定要提結婚
09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不會因為爭吵而失去彼此
10　小珍妮特還是小克里斯多夫？
11　你就在這個世界上，只是相隔千萬裡
12　我終於踏上歸途，去你的懷裡
編後記
結語
編者的話

1943 年秋，一位來自北倫敦、名叫克裡斯·巴克的29 歲前郵局職員發現自己在利比亞海岸百無聊賴。他是前一年入伍的，此時服役于托布魯克附近的英國皇家信號部隊。他並沒有看到太多戰鬥：晨練加一些雜務之後，他通常會去下棋、玩惠斯特牌，或者觀看從英國定期運來的電影。他最大的擔憂就是老鼠、跳蚤和蒼蠅；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像是只在別處發生的事情。

巴克自學成才，是一個書呆子。他吹噓自己是隊裡的最佳辯手，同時還寫了許多信。他寫信給自己的家人和之前郵局的同事，以及一位名叫黛布的家族故友。1943 年9 月5 日，那是一個星期天，他用一個小時的閒置時間給一位名叫貝茜·摩爾的女士寫了一封信。貝茜之前也是郵局的櫃員，現在是外交部的一名摩斯密碼破譯員。
 
戰爭之前，他們曾經彼此通信討論政治和聯盟問題，以及各自的抱負和對未來的期望。但他們之間一直都是柏拉圖式的友誼——貝茜當時跟一個叫尼克的男人約會，所以克裡斯在從利比亞寫給貝茜的第一封信裡認為他們是情侶。貝茜幾個星期後寫了回信，然後差不多兩個月才寄到，而這封回信將永遠地改變他們的命運。

我們手裡並沒有這封信，但可以判斷這封信肯定熱情洋溢。到他們第三次互相通信的時候，顯然兩人心中都燃起了無法輕易撲滅的火焰。不到一年，這對情侶便開始談婚論嫁了。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不能真正地見面，或者準確記得對方的長相。後來還出現了許多其他阻礙：轟炸、被捕、疾病、可笑的誤會、朋友的反對、對審查的恐懼等等。

他們之間的500 多封信得以保存下來，本書精選出其中最動人、最令人感興趣、最熱情的部分。這是一次了不起的通信，不止是因為它記錄了一段不屈不撓的愛情故事。信中毫無保留，現代讀者會隨著他們在無盡的渴望、欲望、恐懼、悔恨及毫不掩飾的真摯情感中潸然淚下。或許只有那些鐵石心腸的人才不會承認在這熱情洋溢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過去浪漫的影子。有些信稀鬆平常，但大部分都很幽默（我是說，對於我們來說很幽默，而對於他們來說顯然很重要），而所有的信共同巧妙而優雅地觸動我們。

這裡的絕大多數信出自克裡斯之手。為了節省行囊空間，同時避免別人窺視他們的親密關係，貝茜的大多數信都被克裡斯燒掉了。但每一頁信裡幾乎都是她，克裡斯回復她最近的觀點，就仿佛他們在相鄰的房間裡交談。我們帶著看肥皂劇般的癡迷追他們的信，最大的反派就是戰爭本身，第二大反派是他們指責的那些使他們分開的人。隨著克裡斯從北非遷移至希臘和義大利的熱點地區，郵政服務的不穩定性又成了一大煩惱，不過，通信竟然一直沒有中斷，也算是個奇跡了。我們為兩人擔心，他們越享受快樂，我們就越能預見到災難。

從1943 年9 月的第一封信到1946 年5 月克裡斯復員，克裡斯和貝茜只見了兩次面，他們的郵政浪漫描繪了一條斷斷續續卻又十分扎實的弧線。他們的許多信都有好幾頁長，裡面還有許多重複的內容，尤其是他們對愛情的渴望。克裡斯偶爾會發表對工會制度、家族政治及世界普遍狀態的長篇大論。為了展示一個逐漸展開且引人入勝的故事，我選擇只保留那些最相關、最重要和最引人入勝的細節。因此，許多克裡斯寫的信並沒有收入本書，而另一些也刪減得只剩幾段。

這兩個人是誰？在遇見彼此之前，他們最關心的主要是什麼？賀瑞斯·克里斯多夫·巴克（父母稱其為“霍爾”）出生於1914 年1 月12 日，一直過著那個時期的艱苦生活。他的父親是一名職業軍人，在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成為一名郵遞員（副業是清空公共電話亭裡的硬幣）。克裡斯起初在夏威夷長大，後來去了北倫敦，然後是距離托特納姆六公里的地方。十四歲意外離開德雷頓公園學校後，班主任留下的報告裡寫道：“一個非常可靠的孩子、一個誠實守信又出色的工人”離開了，“他在校期間表現優異：是學校最優秀的孩子之一，所有功課都完成得很好，非常聰明。”

父親為他在郵局尋了一份工作，可以想見，這是一個可以幹一輩子的鐵飯碗。克裡斯最初在匯款單部門做室內信差，他在郵局培訓學校取得了良好成績，然後在倫敦東區找了一份櫃員的工作。他的愛好是新聞和工會，經常在郵局的週刊專欄上將兩者合二為一。他不是派對上的中心人物，但絕對是躲在角落裡的一個可靠的人。
他顯然不是卡薩諾瓦式的浪蕩公子。

巴克一家在二戰爆發前不久搬到了肯特布羅姆利的半獨立“別墅”，克裡斯一直在那裡生活到1942 年。他作為電傳打字機操作員所接受的訓練使他能夠得到一個保留職位，後來，軍隊增援的需求在1942 年先是將他帶到了約克郡的訓練營，然後又帶往北非。

貝茜·愛琳·摩爾（家人和一些朋友稱她蕾妮）出生於1913 年10 月26 日，比她的哥哥威爾弗雷德小兩歲，早年住在南倫敦的佩克姆拉伊（Peckham Rye）。她還有其他兩個兄弟姐妹，但都不幸早夭。她的父親叫威爾弗雷德，是郵局裡的另一位“終身勞役者”。貝茜上中學時獲得獎學金，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然後成為一名郵政電報員。她認為，可能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值得、更充滿人情味和多樣性、致力於公共服務的工作。

1938 年，25 歲的貝茜隨家人一起搬到布萊克希思。摩爾一家過著相對富裕的生活，定期去海邊度假，而且經常光顧倫敦西區劇院。貝茜尤其喜歡蕭伯納和吉卜林的作品，而且愛好園藝和手工。二戰爆發後不久，她接受的摩斯密碼訓練使她獲得了一份在外交部破譯截獲的德國無線電資訊的工作。她經歷了閃電戰，並承擔放哨的職責，還志願加入了空軍婦女輔助隊，直到1942 年母親去世。

我第一次看到克裡斯和貝茜的信是在2013 年4 月。當時我正在創作我的書《書信的歷史》（To the Letter ），這本書主要是讚頌正在消失的書信藝術。然後，令人意外的是，我越來越意識到，我的書裡缺少的正是信。更具體地說，缺少出自普通人而非名人之手的信。我一直在關注小普林尼、簡·奧斯丁、特德·休斯、貓王艾維斯·普雷斯利，並且一直在和檔案保管員談論，歷史學家們很快就得費勁地通過文本和推特（twitter）來記錄我們的生活了。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這本書需要的是能夠典型地表現書信改變普通人生活的實例。

後來，我突然交了一次好運。我曾向薩塞克斯大學大眾觀察檔案室的管理員菲奧娜·卡裡奇提起我的書，她非常信任我。後來，她提到最近新到了一大批關於一個叫克裡斯·巴克的人的資料，一大堆箱子裡裝滿了新聞報導、照片、檔，還有許多信——一堆發黴的終身珍藏。我立刻就去了檔案室。在屋裡看了十分鐘後，我確定他與貝茜·摩爾的這些通信正是我要找的。不到一個小時，我幾乎要落淚了。

這些文檔的珍貴對於第一個遇到它們的歷史學家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所有的信幾乎都是手寫，有許多顯然是匆忙之間痛苦地倉促完成。（通信是另一種我們如今已經完全喪失的樂趣，大家只需要看一看外皮上雜亂的郵票、題文和說明就會明白，這些信在途中並不順利。）回來之後不久，我就跟負責在檔案室裡擺放檔的人聊了聊，請求在我的書裡使用這些信。我當時順口說了句，將來這些信可能也可以獨立成書。得到允許後，我從五十多萬字的信件中選取了大約兩萬字，將其穿插在我已有的章節中。

幾個月後，我的書出版，許多讀者熱心地詢問關於克裡斯和貝茜的故事。還有更多人說他們跳過了主要章節，就是想知道這對情人後來怎麼樣了。之後不久，克裡斯和貝茜成為名為《書信生活》（Letters Live ）的系列表演的主角，在表演中，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路易士·布裡利、麗莎·德萬、凱莉·福克斯、派翠克·甘迺迪和大衛·尼克爾斯的精彩演繹更是為他們贏得了更多粉絲。因此，我可以真誠地說，應大眾要求，這裡是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更完整描述。

從他們的交流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首先，書信所賦予的極大的親密性是任何其他東西都比不了的。宏大的歷史沒有時間去關注繁多兵舍裡的惱人細節，或是戰時不幸的購物行為，更不用說低等戰鬥人員的默默奉獻。但除了大冒險之外，最讓我們揪心的是這些偶發事件：電影中拉金式的失望；前同伴因嫉妒而含沙射影；引領時尚的燈芯絨褲子；漸漸深入靈魂的艱苦；法國的雷雨導致的郵政延誤可能會讓一個人非常擔心。

其次，他們在信中表現出來的熱情比本人更勝。克裡斯一次次提到後悔在兩人中間見面時，自己結結巴巴、詞不達意。他們生動的表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那種決然的淒涼（“我們支了個帳篷。我們把帳篷拆了。”戰爭結束時，背負著那些年所有荒廢的歲月，克裡斯這樣寫道）。

我確信在未來幾年裡，我們會驚奇又開心地讀著這些信。這裡既有一些奇聞逸事，也有一些日常瑣事。克裡斯和貝茜為之獻身的郵政服務最終回報了他們——以及我們。在他們書信通情的許多年後，這對情侶一直活著講述他們的故事。但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

這裡面最吸引我的一點就是沒有英雄。我們的書信是脆弱的、恐懼的，有時甚至是充滿遺憾的。他們經常責備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但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直接、更天真、更漫無邊際、更完全坦誠的交流。當戰爭還在繼續時，這對情侶製造了他們自己的騷動。當彈火滿天飛時，他們自己的騷動成了活下去的更強大的理由。我想說的是，雖然在邱吉爾的大演講中並沒有宣佈，但我們是為克裡斯和貝茜這樣的人而戰。與其說是為了陽光普照的英國牧場，不如說是為了讓相愛的人們在牧場上團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