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

推 薦 期待第十五個觀點
導讀（一） 擺脫掩耳盜鈴的法律形式主義
導讀（二） 思想的能力與司法技藝
序 言 史上最偉大的法律虛構案
導 言 奇案背後的法理思考

第一部分 4300 年：五位法官，五個觀點
觀點一 尊重法律條文
觀點二 探究立法精神
觀點三 法律與道德的兩難
觀點四 維持法治傳統
觀點五 以常識來判斷
最後判決
後 記

第二部分 4350 年：九位法官，九個延伸觀點
觀點六 撇開己見
觀點七 判案的酌情權
觀點八 一命換多命
觀點九 動機與選擇
觀點十 生命的絕對價值
觀點十一 契約與認可
觀點十二 設身處地
觀點十三 判決的道德啟示
觀點十四 利益衝突？
尾 聲
跋
 

富勒虛構的案例是以一些令人揪心的真實案例為基礎的。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案例，無疑是1842 年美國訴霍爾姆斯案（U. S.v. Holmes） 和1884 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Regina v.Dudley & Stephens）。這兩個案件都與救生艇有關，都是在海難之後發生了殺人和追訴。在霍爾姆斯案中，殺人是為了讓嚴重超載的救生艇減輕負荷。在杜德利與斯蒂芬案中，殺人是為了給行將餓死的倖存者果腹。

霍爾姆斯案

在霍爾姆斯案中，一艘從利物浦駛往費城的移民船“布朗號”在紐芬蘭島海岸因撞到冰山開始下沉。船上只裝備有兩艘救生艇，可供八十名乘客和船員使用。最終共有四十一名乘客和水手擠到一艘二十二英尺長的大艇上，另有船長和船員共九人佔據了一艘只能容納六七人的小艇，剩下的三十個人則被棄在船上，與船一起沉沒。這些沉沒者之中沒有一個是船員，大部分是兒童。後來，船長命令一個助手帶著航海圖和羅盤加入大艇。這樣一來，有四十二人在大艇上，八個人在小艇上。大艇有槳無帆，小艇則兩者都有。

小艇駛向紐芬蘭海岸，最終被一艘漁船救起。大艇則因嚴重超載幾乎無法航行，在海上漂浮了一整天後，船舷上緣已緊貼水面。隨著天氣的惡化，海水開始溢入船裡。本有縫隙的大艇裂開了一個大洞，不得不大量向外排水。幾個大浪襲來，大艇在沉沒的邊緣飄搖。船長助手嚷著叫水手想辦法減輕負載，水手霍爾姆斯事後回應，在另外兩名水手的幫助下把六個男人和兩個女人拋出船外。第二天他又把另外兩個男人扔下船。

他們向東邊漂移，以僅有的一點兒食物充饑，幾周之後，船在法國海岸獲救。他們的經歷震驚了世界，有些倖存者返回美國後，給費城地區的檢察官施加壓力，要求指控大艇的水手犯謀殺罪。不幸的是，霍爾姆斯是當時唯一住在費城的大艇上的水手，於是被逮捕了。大陪審團不願意指控他謀殺，迫使檢察官將起訴減輕為非預謀故意殺人。

霍爾姆斯提出緊急避難的抗辯。他辯護說，如果殺人對於船上的人的存活是必要的，那在法律上就是正當的。這個案子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鮑爾溫法官審理，當時他臨時擔任費城承審法官。他告知陪審團，一定數量的水手是大艇航行所必需的，但超過這一數量的其他水手與乘客相比並沒有任何特權，這些水手必須與乘客一起經受命運的考驗。在這一原則的指引下，陪審團認定霍爾姆斯非預謀故意殺人罪成立，鮑爾溫法官對他處以六個月的監禁和二十美元的罰金。霍爾姆斯服了監禁之刑，罰金則被泰勒總統（John Taylor）赦免掉了。

杜德利案

在杜德利與斯蒂芬案中，澳大利亞遊船“木犀草號”從英國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沒，四個倖存者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長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兩個蕪菁罐頭。四人中，杜德利是船長，斯蒂芬是助手，布魯克斯是一個能幹的船員，派克是見習船員。派克只有十七歲，很快就成為四個人中狀況最差、最虛弱的人。四個船員以一個蕪菁罐頭維持了兩天，在隨後的兩天只能靠雨水度日，直到他們抓住一隻海龜。那天他們吃了第二個罐頭，也許想著他們還可以再抓一隻海龜。

一周後，他們吃光了海龜身上所有能吃的東西，但仍然看不到獲救的希望，也沒能找到其他食物。船員們的嘴唇和舌頭因為脫水而發黑，腿腳腫脹，渾身佈滿潰爛的傷口，並且開始喝自己的尿。派克喝了海水，這在水手看來無異于飲鴆止渴。

在第十九天，杜德利提議以抽籤的方式選出誰該被殺掉作為其他人的食物。布魯克斯反對，斯蒂芬在猶豫，計畫暫時被擱在一邊。後來，杜德利自信地對斯蒂芬說，無論如何派克會先死，因為他身體狀況已經很差而且沒有家人。那還等什麼呢？斯蒂芬被說服了。杜德利隨後殺了派克，三個人靠派克的屍體度日。一艘法國帆船“蒙堤祖麻號”在從智利的篷圖阿雷納斯去德國漢堡途中把他們救起時，他們已經連續四天以屍體為食並吃掉了大半。

在返航途中，“蒙堤祖麻號”駛進英國法爾茅斯港短暫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魯克斯以謀殺罪被逮捕收監。英國的內政大臣哈考特爵士諮詢了總檢察長、副檢察長和王室官員之後，批准起訴三名船員謀殺，但是法爾茅斯的公眾全部支援被告。因為擔心出現宣告無罪的結果，法官要求陪審團進行特殊裁決。這意味著陪審團只是認定事實，不用對該事實是否構成謀殺罪做最後的裁決（這一安排使法庭即使在陪審團同情被告的情況下也可能判被告有罪）。根據陪審團認定的事實，法官宣告被告犯有謀殺罪，駁回他們的緊急避難抗辯。被告被判處絞刑，隨後被維多利亞女王赦免了，提出赦免建議的正是支持起訴的哈考特爵士。

若想更詳細地瞭解上述案例，請參閱辛普森（A. W. Brian Simpson）在《同類相食與普通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4 年版）一書中引人入勝而又細緻入微的描述。而對該故事更加簡練，也更戲劇化的複述則可以查閱卡玆（Leo Katz）關於刑法的一本很好的著作—《不良行為與犯罪心理》（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司法意見的摘要經常可以從英美法學院使用的案例書中找到。

真實案例基礎上的虛構案

人們可以輕易看出富勒從這些案例中借用了大量事實：陷入絕境、抽籤、人吃人、公眾的同情、夾雜著複雜政治因素的追訴、緊急避難的抗辯、陪審團的有罪宣告、赦免的可能。甚至在細節上，比如杜德利、斯蒂芬案中陪審團的特殊判決，都在富勒的案例中再次出現。然而，這些可資借鑒的因素，最多只是減輕了富勒的創造成分，他把事故從大海中移到紐卡斯國的山洞裡，這既使管轄權問題尖銳化，又使非常重要的無線電通信這一因素成為可能。他增加了無線電通信所傳遞的醫生、工程專家的意見。這讓洞穴探險者通過可信賴的資訊確切知道獲救之前將會餓死，而不僅僅是驚恐地猜測。他增加探險者富有先見之明的安排，即要求洞穴探險組織在他們未能於特定時間返回時予以救援。他增加了威特莫爾意見的複雜反復：一開始同意加入死亡協定，接著撤回允諾，後來又認可其他人代他投擲骰子的公平性。他增加了紐卡斯國內戰與社會契約的歷史，謀殺罪的法定死刑，創造了自我防衛例外的古代司法行為以及其他許多細節，包括每個法官針對其地位和意義做出不同判斷的少量司法判例。

法律思想的多樣性

如果認為富勒調整了事實以致判決無罪和判決有罪的理由旗鼓相當，那就過於簡單化地理解他的獨具匠心了。若真如此，那麼盡職的法官將無法做出判斷，或只能通過向另一方意見做出重大讓步，才能做出自己極不確定的裁決。相反，富勒通過精巧地裁剪事實，既給一些法官很好的理由去判決無罪，又給另一些法官很好的理由去判決有罪。這兩種類型的大部分法官都確信事實是不平衡的，並且不平衡之處應該依他們的方式來解讀。如果最終判決有罪和判決無罪的票數一樣多，那主要是由於高級法院中的法哲學平衡而不是事實平衡所導致的。優秀的法官們具有不同的哲學思想。富勒巧妙地裁剪事實以便引起人們對法律思想多樣性的關注。

如果幾個不同觀點在論證上同樣有力，並且都忠實於法律，這個案子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說是平衡的。但是如果認為不同的法哲學表現出相當的論證力，僅僅是因為富勒把它們融入了案例或者是它們能提供論證，或它們確實來源於重要的道德、法律、政治哲學傳統，那就枉費了富勒的精明和一番辛苦。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的，是應該通過案例思考什麼，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從中得到什麼。這個案例不是富勒的結論，而是他提出的問題。

富勒的案例事實是以特別的方式達到平衡的，它給不同傾向的法官很好的理由從不同方向認定事實，然而該案例並沒有特別到無法教給我們有關真實案例的知識。相反，大部分引起公眾爭議的案例都同樣棘手。比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新近案例中提出的禁止雞奸、燃燒國旗或幫助自殺的法令是否合憲的問題。公眾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好像事實是平衡的；但各自主張的觀點都充分有力，似乎又表明事實並不平衡。當然，實際上，存在於法律原則和美國公眾觀點之中的平衡，多於存在於事實本身之中的平衡。這正是富勒通過巧妙地構造事實和睿智地解讀司法判例，在他的案例中所傳達的複雜而微妙的平衡。這也是他的案例能真正教會我們處理疑難案件的原因之一。

富勒是何許人？

富勒（Lon Fuller，1903—1978）是美國德克薩斯州人，曾就讀於斯坦福大學，後在哈佛大學任教。他撰寫了八部法律專著和大量論文，是20 世紀極優秀的法理學家。他反對實證分析法學，曾在法律刊物上就實證分析法學的價值與哈特（H. L. A. Hart）爭論。值得讚揚的是，如果一個人事先不知道富勒不滿法律實證主義，那麼忠實地閱讀《洞穴奇案》後仍不會感覺到這一點。在《法律的道德性》這本重要的法哲學著作中，他把反對實證主義的案例集中起來並加以系統化，為自然法的有限形式進行論證。在該書附錄中，他收入了他的第二個著名的虛構案例—怨毒告密者案。

聽說富勒是一位出色的合同法教授，但他在我進入法學院的前一年去世了，我沒有讀過他的合同法案例書。在我看來，富勒的偉大在於他用畢生的學術成就證明：嚴密的法律思想既不排斥創造性，也不要求專業的術語表達，更不會讓道德成為與法律無關的獨立變數或事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