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誰擁有更多的朋友？在今天的美國，答案很可能是女性。固有觀念認為，與男性相比，女性本質上更善於交際、更開放、更善解人意、更有教養、更易於合作、更“友善”。媒體則通過電影、電視節目，還有描寫少女與成熟女性享受一生親密關係的“小妞文學”，強化了這種固有印象。此外，一些學術研究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建立深厚、親密的友誼，而且女性之間的友誼對她們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對她們後代的生存也至關重要。就已婚夫婦而言，如果妻子先去世，丈夫往往會形單影隻、鬱鬱寡歡，甚至病痛纏身。反之，如果是丈夫先去世，妻子往往會得到朋友的關心和支持。現在，好朋友被認為是美國女性安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這些朋友是男性還是女性，也不管他們的年紀有多大。
男性與女性之間友誼模式的差異，成為流行文化和學術研究的熱點至少有二十五年了。大多數學術研究的結論是，男性之間的友誼與女性之間的友誼大不相同。一位社會學家這樣說：“男性聚在一起，形成一種‘肩並肩’的關係——我們一起做事。相比之下，女性更容易形成一種‘面對面’的關係。”許多女性向朋友傾訴心事，而許多男性則純粹喜歡混在一起。很多時候，競爭會影響男性之間的關係，阻止男性向朋友們流露自己的弱點和痛苦。因此，男人的親密談話通常只會留給他們的女友、妻子或者紅粉知己。這使許多男性能夠塑造獨立和自給自足的公眾形象，即“陽剛之氣”。
反之，一個沒有親密朋友的女人，無論她多麼成功，往往被認為缺少女性特有的情感資本。十幾歲或二十幾歲的女孩往往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習慣向朋友傾訴心事、獲得共鳴。雖然年輕女性在婚姻的最初階段可能會以家庭為重，減少與朋友們相聚的時光，但漸漸地，有需要時，她們會再次找到過去的朋友：在職場上，有需要時她們會尋求女性同事或良師益友的幫助；有孩子後，她們會與其他媽媽大聊媽媽經；步入更年期或離婚時，她們會互相傾訴令人煩憂的秘密；如果不幸罹患癌症或其他疾病，或者配偶去世，她們會相互扶持。我經常聽見女人說：“如果沒有朋友們，我恐怕無法撐過去。”
在現代社會，女性友誼的突出地位,會讓生活在遙遠過去的人們感到驚訝。在西方歷史的前兩千年（從西元前600年到西元1600年），幾乎所有提到友誼的文獻都與男性有關。當然，這些文獻是男人為男人書寫的。但對男性友誼的關注不僅僅是作者身份和讀者性別的問題。男性作者將友誼讚頌為男性的事業，不僅是獲得個人幸福所必備的條件，而且是公民和軍隊團結的必要條件。當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把友誼稱為人類最高貴的依戀形式時，他認為它與女性無關，因為她們不是公民，不是士兵，也不是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女性被隔絕在希臘家庭內部，她們之間有些人可能是朋友，但那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有什麼貢獻呢？
此外，在希臘人和羅馬人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對女性友誼一直持否定態度，普遍認為女性比男性更“脆弱”，天生不配用有最高層次的友誼。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女性被認為不適合最高層次的友誼，這種看法在希臘和羅馬之後一直存在。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明爭暗鬥、爭風吃醋和缺乏忠貞的標籤都被貼在女人身上。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女性之間是否能夠建立友誼？多產的加州作家格特魯德·亞瑟頓在1902年說：“男人之間的友誼是人類有限思維中最深刻、最高級的情感，而女性一輩子也達不到那種境界。”《納尼亞傳奇》（Chronicles of Narnia）的作者C.S.路易斯在1960年寫道：女性出現在男性圈子裡“貶低了現代友誼”，應該讓她們“沒完沒了地閒聊”，不應該讓她們玷污男性思想的優質交流。即使在今天, 電影和電視節目仍樂於展示心胸狹隘的少女和求偶競爭中的年輕女性，她們拉幫結派，組成自己的小圈子。這些都延續了傳統賦予女性的刻板印象，長久以來，削弱了女性作為朋友的價值。
在希臘和羅馬的公民之間，在中世紀的神職人員之間，在十字軍戰士、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之間，友誼的存在可謂“證據確鑿”。儘管他們受到時間、空間、語言和文化的阻隔，但他們在信件、論文、回憶錄和小說等各種文體中廣泛地書寫了男性友誼的高尚。例如，激動人心的法國史詩《羅蘭之歌》（The Song of Roland，約1100年），主要描寫了羅蘭和奧利維爾在戰場上英勇的情誼。故事遵循的文學傳統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荷馬的《伊利亞特》（Iliad）中的人物——阿喀琉斯和派特洛克羅斯，甚至追溯到更早之前，巴比倫帝國時期的吉爾伽美什和恩奇都的故事。相比之下，在古典文學或中世紀文學中，女性友誼並非主題。在罕見的個例中，女性友誼通常伴隨著異性戀曲，一位女性不過是扮演另一位女性的知己而已。
在中世紀僻靜的基督教修道院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和祈禱的僧侶之間產生了親密的友誼。德高望重的領袖和未來的聖人，如坎特伯雷的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和克雷爾沃的聖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都寫了許多信來表達了對其他僧侶的深厚感情。信件涵蓋教會多個層級，如男修道院院長、副院長、主教和修道院院士同僚。但是，到了1109年安瑟倫去世時，女修道院的修女之間也寫起了類似的信。賓根的希爾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用拉丁文寫的信件數量不亞于安瑟倫，它們證明了女性在修道院的親密友誼。通過希爾德加德寄給幾位她熟識並喜愛的女性的書信，她堅強的個性躍然紙上。今天，她的信件和安瑟倫的信件一樣，被彙編成三卷。雖然那時有這麼多女性朋友收到並回復了希爾德加德的信，當時友誼在一般人新中仍只存在於男性之間。
認為友誼專屬於男性，這是一個典型的男性假設。著名的義大利人本主義者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寫了一篇文章《論家庭》（On the Family），他在文章中想像了如下場景，一位富有的佛羅倫斯商人在婚後不久講述了他的親身經歷：“她（商人的妻子）和我跪下來祈禱……祈禱上帝讓我們可以過和睦融洽的生活……祈禱他能賜給我財富、友誼和尊榮，並賜給她正直、純潔和完美主婦應有的品格。” 姑且不論阿爾伯蒂是否打算認真對待這位商人的話，它都反映了義大利丈夫的願望，對他們來說，與其他男性的友誼在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相對於此，女性的活動則被限制在家庭和居所中。
16世紀法國作家蜜雪兒·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提供了男性友誼的典型例子。他與艾蒂安·德·拉博埃蒂相交甚短，卻充滿熱情。蒙田的隨筆《論友誼》（Of Friendship）記述了兩人的友誼並使它永世流傳。《論友誼》是蒙田最著名的隨筆之一，以兩人一起學習過的希臘和拉丁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為原型的。為了實現古典主義理想，他們渴望達到相當於亞里斯多德“一個靈魂寄居在兩個身體裡”的結合。在拉博埃蒂英年早逝之後，他化身為蒙田筆下的文字，流芳百世，啟發後人。當蒙田問自己為什麼喜歡拉博埃蒂時，他的答案揭示了他們之間相互吸引的奧秘：“因為是他，因為是我。”
蒙田對女人成為朋友的公開看法完全是負面的，這在他那個時代和更早些時候是司空見慣的。他寫道：“女性平庸的能力不足以促成這種交流……她們的靈魂似乎無法承受如此緊密而持久的聯繫所帶來的壓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蒙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結交了自拉博埃蒂去世後最為真摯的友誼。不過對方是一位年輕的女性——瑪麗·德·古爾內。她幫助蒙田編輯了《蒙田隨筆》的最終版本，並且全身心地滿足他個人和文學的需求。
鑒於歌頌男性友誼的歷史由來已久，女性又將如何把友誼帶到世人面前？可以肯定的是，雖然缺乏記錄，但是在故去女性之間還是有某種聯繫。從什麼時候起，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女性之間的友誼，並把它作女性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來歌頌? 除了中世紀的修女們，歐洲女性直到15世紀才開始寫下她們對友誼的看法。在寫作方面，一旦本國語言取代了拉丁語，女性就更容易拿起筆來，更頻繁地給朋友寫信。有些女性還寫了散文和小說，所以從克莉絲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在1405年前後用法語寫成的《淑女之城》（The City of Ladies）開始，我們就有了用女性的觀點來看待女性友誼的證據。在義大利，溫蒂亞·方特（Moderate Fonte, 1555—1592）寫了一篇關於友誼的小對話，基於這樣的論點：“一個女人跟其他女人交朋友比一個男人跟其他男人分交朋友更容易”，而且女性之間的友誼更持久。
1592年方特去世時，不僅在法國和義大利，而且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國，一個友誼的新時代已經為女性開啟。在那裡，許多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的女性獲得了新的自由，其中包括公開與其他女性建立聯繫的自由。莎士比亞的戲劇反映出女性形成了新的聯盟，尤其是為了保護彼此免受男性的誤導（比如《無事生非》（Mucho Ado About Nothing）中的貝特麗絲和希羅，《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鮑西婭和尼莉莎。
後來，由17世紀的法國女雅士和18世紀的英國藍長襪（該團體由18世紀英國倫敦的女文人組成。——譯者注）創辦的沙龍允許女性成為當時社會地位最高的友誼圈裡的一員。這些社交圈鼓勵女性尋找可能的朋友，然後就可以私底下在自己的閨房和客廳會面。到了18世紀末，一個女性和其他女性之間的友誼已經成為她們生活中受到尊敬且消耗時間的重要部分，僅次於她們對家庭的照顧。事實上，這種模式主要適用於有經濟能力的女性。農婦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她們的家人、牲畜和莊稼，就算很幸運了，哪裡還有時間交友；工薪階層的女性也不可能像上層社會的女性那樣講究友誼的細節。職業女性通常無法靜享友誼，她們往往是分娩、生病或生命快走到盡頭時，才會打電話叫女性朋友來。但是對於生活更優渥的女性來說，款待女性朋友是她們社會地位的象徵。她們可以通過寬頻女性朋友增加社會情趣，還可以向貴婦圈的其他人炫耀。
這種情況並不局限於歐洲。到美國獨立戰爭時，這種友誼的“儀式”已遍及十三個殖民地。同一地區的朋友經常互相拜訪；如果她們的家相距遙遠，信件則會為她們搭橋鋪路。阿比蓋爾·亞當斯和梅茜·奧提斯·沃倫之間引人注目的通信為我們提供了兩位典型美國女性之間友誼的詳細寫照。她們兩個都是公務員的妻子，養育了幾個孩子，承擔了很多家庭責任。不過，她們每個人都留出大量時間來維持友誼，主要是通過書信往來，因為她們的居住地相距甚遠——阿比蓋爾住在麻塞諸塞州的布倫特裡，而梅茜則住在普利茅斯。
如果說1600年歐洲社會開始勉強認同女性對友誼的訴求，那麼1800年則是歐洲和美國的女性友誼的公眾形象改變的轉捩點。友誼逐漸被認為女性也可以擁有，而不僅專屬於男性。事實上，可以說整個友誼的概念——尤其是在英美世界——變得女性化了。女孩和婦女們開始用充滿愛的語言互相寫信，這和異性之間表達思念之情所使用的語言沒有太大的區別。當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孩和婦女們熱情地通信時，像“最親愛的”“親愛的”“寶貝”“真心”“愛”和“奉獻”這樣的字眼很容易就從她們的筆下流淌出來。基於宗教、種族、政治和文化利益基礎上建立的眾多俱樂部，使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的女性有機會在社會團體中會面，並促成無數的友誼。女子學校、神學院和學院的建立，也成為了她們終身友誼的溫床。這一時期的大學有：在美國東北部的曼荷蓮女子學院、瓦薩學院、威爾斯利學院；南部的藍道夫馬肯學院、瑪麗鮑德溫學院、艾格尼絲斯科特學院，還有西海岸的密爾斯學院。
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那種認為友誼完全或者主要存在於男性之間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推翻了。女性被認為比男性更體貼、更溫柔、更有愛心，因此更適合做朋友。友誼本身被認為具有女性特質的親密感情，不再是英雄或公民間情誼的代名詞。女性之間的友誼曾被男性詆毀，而女性也常常覺得它只不過是家庭關係的副產品，現在卻因女性自身價值的提高而受到重視。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女性友誼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穀歌的Ngram網站掃描了1500~2008年的五百二十萬本圖書，將其數位化，便於從中搜索特定詞語的出現頻率。檢索顯示19世紀下半葉“女性友誼”這一短語在經過三個半世紀的平穩發展之後，顯示出了巨大的上升趨勢。
我們這本關於友誼的書涵蓋了兩千多年的歷史，但我們不敢妄稱包羅萬象。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是希望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呈現一個熟悉的主題。我們應在特定的時間框架內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觀察女性作為朋友的嬗變。因為我們認為，如果不關注友誼產生的環境，就無法理解友誼。中世紀的德國修女，16世紀英國鄉村的“長舌婦”、17世紀法國的貴族、早期美國的殖民地女性、工業革命時期的女工、美國西部邊疆的拓荒婦女、20世紀的女權主義者，以及21世紀的工薪階層，這些群體中的每一個都受到其周圍社會結構的支援。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友誼，我們或許能夠理解為什麼女性的友誼——這麼關鍵的人際關係曾經被邊緣化，以及為什麼它們現在終於佔據了主導地位。我們為什麼要在意？因為過去是序幕，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擁擠、充滿衝突的星球上，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關係工具。女性友誼一直存在，但不幸的是，有人傾向於忽視它。如今情況大不相同了。女人在友誼中尋求的力量和發現的智慧，可以引領後人過上有尊嚴、有希望且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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