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尖端

在歸零地，結一張品欽的網
但漢松

一、 網

一生酷愛豬仔玩具的品欽，想必應該看過《夏洛的網》。出生時搶不上母豬乳頭而險些遭到農場主淘汰的小豬威爾伯，頗像是品欽筆下一直記掛的“棄民”原型，而三番五次從既定的末日厄運中拯救他的，正是一張纖細而神奇的“網”。憑著在網上結出的神秘文字，“網”不僅成為鄉民和觀光客眼中的神跡，還傳遞出重審低賤生命之美的諭令。《致命尖端》（Bleeding Edge，2013）也是一部關於“網”的小說，只是這張網不是蜘蛛的唾液結成的，而是虛擬的二進位碼、伺服器、電腦終端和網線構成的隱匿賽博空間，如幽靈般懸掛在世貿中心遺址紀念公園的深井中。

這並不是品欽第一次在小說裡“觸網”。在前一部《性本惡》（Inherent Vice，2009）中，私家偵探多克就通過友人的電腦實驗室見識了“阿帕網”（即“網際網路”的前身）。站在20世紀60年代的終結處，嬉皮士們隱約感到一扇新的“伊甸園之門”正在開啟，網路將引領人類的肉身去飛升和超越，“就像是迷幻藥，完全是另一個奇異的世界。時間，空間，所有這些都不同”。然而，品欽也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網路時代的隱憂：“當年他們發現迷幻藥能變成一個通道，讓我們看見某些被他們禁止的東西，於是政府立刻宣佈這是禁藥，還記得嗎？資訊跟這個不就是一碼事嗎？”

先進美好，卻致命淌血，這正是當代社會所謂“血尖”技術的悖論。“網路”及其依附的人類數位化生存，由此成為品欽小說世界中像“火箭”一樣重要的文學―科技母題。其實，以惡托邦的筆法來諷刺這個資訊時代過度聯結的互聯網對人的異化，這在當代西方小說中並不鮮見，代表性的近作或許是大衛·艾格斯（Dave Eggers）的《圓環》（The Circle，2013）。艾格斯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挖苦了矽谷那些科技巨頭（如谷歌、臉書和蘋果）的虛假節操，大資料時代個人隱私的消失威脅到了人的基本自由，篤信“分享即關懷”的社交網路最終演變成一場全民狂歡的噩夢。相較之下，品欽對於高速資訊網路的態度則複雜含混得多，因為他深知互聯網從誕生開始，就是兩股迥異的歷史力量交纏的產物。

一方面，“阿帕網”當然屬於嚴格意義上20世紀70年代五角大樓的軍工產物，但另一方面，早期互聯網實驗室裡也攜帶著20世紀60年代美國西海岸大學校園嬉皮士的自由因數。那些最早的網路飆網者，將塑造一種“極客”亞文化，他們中的佼佼者後來打造出了“矽谷”，徹底改變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面貌。事實上，構成網際網路基石的TCP/IP協議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通信協議文化。如曼紐爾·卡斯特在著名的《網路社會》中所言，它是“通過給予別人以及從別人那裡獲得而形成的協同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它“從根本上實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用價值觀，而要共用通信價值”。甚至如品欽在《葡萄園》（Vineland，1990）裡神秘展望的那樣，賽博空間裡的人類生活將是“無重量、無形狀的電子在場與缺席的鏈條”，那一長串“0”和“1”表徵了更高級的人類存在方式，就像“天使，小神或UFO裡的來客”。

不過，這部《致命尖端》卻更像是網路時代的後現代啟示錄。小說以2001年春天的紐約開場，彼時穆罕默德·阿塔的劫機小組成員尚未從邁阿密動身，《老友記》中瑞秋的髮型依然是城裡女性競相效仿的時尚，華爾街的伯尼·麥道夫仍舊是高級投資者口中最值得信賴的生財機器。但是，一種詭異的微型末日感已悄然在紐約人腦海中盤桓.哪怕之前的“千禧蟲”危機被證明不過是虛驚一場，哪怕大部分人尚不明白在遙遠的阿富汗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意味著什麼，但納斯達克的大崩盤卻足以讓曼哈頓“矽巷”的創業者在那個春天心驚膽寒。作為劫後餘生的互聯網創業者，小說裡的電腦極客賈斯丁和盧卡斯似乎比任何人都提早意識到了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的危機四伏。

儘管《萬有引力之虹》中有過“萬物皆有聯結”這樣的名句，但品欽卻並非簡單暗示“互聯網泡沫”（Dot-Com Bubble）與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聯。《致命尖端》與其他“9·11”小說最不同的敘事視角，乃是將新世紀初互聯網產業的災難和世貿中心的災難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宏大語境下。換言之，歷史從未如福山所言的那樣走向終結，“雙子塔”的倒塌既不是一個無辜城市憑空招致的無妄之災，也不僅僅是某個超級強國霸權外交的咎由自取，而是一場不斷持續的災難堆積，將本雅明式的世界歷史廢墟又壘高了一寸罷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致命尖端》並不是品欽寫的第一部“9·11”小說。早在《反抗時間》（Against the Day，2006）這部尚未譯介的皇皇巨著中，品欽就以曲折的春秋筆法，將“後9·11”的歷史之思投向了19世紀末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投向了在威尼斯屹立千年後突然倒塌的聖馬可鐘樓，投向了發生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通古斯大爆炸……品欽似乎習慣於從全球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歷史運動軌跡中，審視人類社會這些突如其來的災變、戰禍、暴亂、衝突和坍塌，而“網路社會”或“9·11”不過是對這一連續體在當下階段的最新命名。甚至可以說，品欽並不是心血來潮才決定在晚年寫一部“9·11”小說，他畢生的文學創作都在預言這類“末日”事件的不斷到來，他筆下那些形形色色的與歷史對抗的鬼魂從未真正退場，他們遲早會從邊緣悄然越界，對現實的中心進行轟然一擊。

二、“帝國”

閱讀《致命尖端》時可資參考的一個重要理論資源，是哈特和內格裡那本極具影響力的《帝國》（Empire，2001）。這兩位左翼學者在新世紀伊始時提出，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乃是一種新形態的治理方式，它迥異于從前作為歷史征服力量的舊帝國（如古羅馬帝國、大不列顛帝國），而是一種沒有時空邊界的、超越民族國家範疇的存在。這個“帝國”並非專指今日的世界超級強國美國，甚至也不是歷史的某個分期階段，而是一種懸置歷史的力量，它試圖站在歷史之外，以“一種新的主權形式來有效規控全球交換”。哈特和內格裡進一步認為，這種“解域化”的“帝國”不僅在今日的社會生活中無孔不入，而且它的主權具有高度的虛擬性（virtuality），往往以高科技的媒介技術和資訊網路為載體，來實現德勒茲所說的“控制社會”（control societies）。

既然這樣的資訊帝國是全球化的晚期資本主義所呈現的統治生態，那麼品欽以虛擬的全球網路為背景來書寫紐約“9·11”恐怖襲擊也是情理之中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9·11”不再是亨廷頓所說的西方基督教與東方伊斯蘭教之間爆發的“文明的衝突”，而是哈特與內格裡所言的“帝國”與其不滿者之間的鬥爭。兩位作者甚至頗具爭議地寫道，“這些（帝國的）敵人常被稱為恐怖分子，這個簡化的術語在概念上很粗糙，它根植于一種員警思維”。詭異的巧合是，《帝國》出版後不久即發生了“9·11事件”。一些批評者常將上面這句話搬出來大加鞭撻，認為是對恐怖分子的一種洗白，但也有學者認為哈特與內格裡的左翼思想寫作是對全球恐怖主義時代到來的一次啟示錄式的預言。

品欽顯然希望再現“恐怖分子”標籤背後的極端含混性。他筆下的“9·11事件”真相撲朔迷離，各種陰謀論的敘事猶如“量子糾纏”一般鬼魅。核心的反派人物艾斯是一個四處並購的IT巨頭，利用可疑的互聯網公司hashslingrz在世界各地進行洗錢和金錢輸送，與之關係曖昧的既有中東的阿拉伯極端組織，也可能涉及俄國、以色列和美國政府高層之間的博弈。品欽並未在小說中將艾斯的真實背景和盤托出，也沒有確鑿說明在紐約公寓樓的天臺上那些用“毒刺”防空導彈演習的准軍事分子如何捲入了“9·11”襲擊。但毫無疑問，艾斯以及其名下鬼影幢幢的互聯網產業只是站在前臺的代理，居於幕後的正是哈特與內格裡書中探究的那個無以名狀的、虛擬態的“帝國”。

透過一個小說人物之口，品欽如是描述我們所處的帝國之網：“晚期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金字塔騙局，那種你用人類作為犧牲品一層一層摞起來的金字塔，同時還要讓那些傻瓜相信會永遠這麼持續下去。”在這樣依靠虛假承諾和信心而維繫的龐氏騙局中，所有的人類犧牲品就如同“帝國”每天製造出的垃圾（“瑪克欣扔掉的每一個裝滿了土豆皮，咖啡屑，沒吃完的中餐，用過的衛生紙、衛生棉球、餐巾紙和尿不濕，腐爛的水果，變質的優酪乳的費爾威購物袋”），堆積在遠離紐約市中心的垃圾場裡。然而，他們和它們並沒有憑空消失，而是“進入了集體的歷史，如同身為猶太人，發現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終結”。

如果說製造出這些當代棄民的，是互聯網驅動的全球資本主義，那麼收容他們的同樣也是互聯網。一方面，電子網路的虛擬性、即時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讓“帝國”可以更好地製造出超級全景監獄，實現生命政治的全面控制；但另一方面，網路的這些特性又説明“帝國”的不滿者在0和1的數字世界裡去反叛、去逃離。《致命尖端》告訴我們，那個熟知的網際網路已被資本主義高度商業化，搜尋引擎和各種網路“後門”軟體讓我們在“帝國”裡無處遁形；與這種“淺網”相對的是“深網”（Deep Web），後者是一個“結構精美的垃圾場”，那裡“大多是廢棄的網站和斷開的連結”，內部則是“一套完整的具有重重限制的隱形迷宮”。

賈斯丁和盧卡斯所設計的“深淵射手”（DeepArcher）就是深網之中的虛擬“庇護所”：在這裡，為了躲開搜尋引擎的“爬蟲”程式和政府機關的監管審查，一切的節點訪問都是匿名的，一切的網頁連結都是隨機生成的。當女主人公瑪克欣進入這個神秘的網路地帶，居然發現那裡人滿為患，到處是“探險家、朝聖者、僑居他國靠國內匯款生活的人、逃跑中的愛侶、強佔他人土地者、潛逃犯、神游症患者”。而在“9·11”發生之後，“深淵射手”又成為紐約那些死難亡靈的遊魂收容站，他們以虛擬的後人類身體繼續寄居在這裡。自不消說，那些尋找新的“雙子塔”進行攻擊的恐怖分子，也會選擇這樣的匿名社交網路進行串聯和組織。

由此可見，品欽眼中的全球電子資訊網路是一把雙刃劍。它為“帝國”實現“控制社會”提供了史無前例的便利，也服務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擴張，正如《致命尖端》中寫到的那樣：“在二進位的微環境裡，在全球各地沿著不見天日的光纖和雙絞線，如今以無線連接的形式，穿過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網路血汗工廠裡的每一處地方，閃閃發亮的繡針一刻也不停歇地在那張永不平靜的帷毯上編織。”但與此同時，這張網又為“帝國”的反叛者提供了最佳的對抗武器，給予了那些資本主義的他者一種寶貴的自由和保護。1984年，品欽在《紐約時報書評》發表了一篇題為《做一個勒德派是否可行？》（Is It O.K. To Be A Luddite?）的文章，探討了勒德派與機器的悖論關係。在當下的時代，無數電腦組成的萬維網似乎就是當代勒德派分子要去抗爭的超級機器，然而資訊革命又為大眾實現了賦權，讓他們可以實現從前無法想像的自由和聯結。所以，品欽無意像《圓環》那樣將互聯網生存諷刺為赫胥黎式的“美麗新世界”，他迫切希望我們去思考網路被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所異化的危險，但同時也要將萬維網繼續作為對抗“帝國”的武器。

更多的開源軟體？更隱匿的網路訪問方式？更多的斯諾登？更多的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極客文化中復興？或許吧。品欽冷靜地提醒讀者，“深淵射手”和它所在的“深網”並不能一勞永逸地實現逃離和超越，“一旦等他們下來［深網］這裡，一切就會被郊區化，速度比你說的‘晚期資本主義’還要快。之後一切都會跟上面淺灘裡一樣了。一個接一個的連結，全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既安穩又體面。每個角落都有教堂，所有酒吧都有營業執照。誰還想要自由，就不得不套上馬鞍，往其他地方奔去”。

三、“大蘋果城”

在關於“帝國”和互聯網的宏大敘事之外，《致命尖端》還是一部關於紐約城的黑色偵探小說。品欽雖然生於紐約長島，但常常被視為加州作家。《拍賣第四十九批》是在加州灣區的漫遊記，《葡萄園》的故事發生在加州的安德森河谷，而《性本惡》的情節則是圍繞洛杉磯的衝浪海灘小鎮展開。按照一些真假難辨的說法，品欽正是20世紀70年代在南加州的海邊小屋寫出了那部石破天驚的《萬有引力之虹》。

“加州”之所以成為這位後現代小說家首選的地理座標，當然有著深刻的文學成因。加利福尼亞有燦爛持久的陽光，有超級大都市洛杉磯，有衝浪聖手雲集的海灘，有造夢的好萊塢，有沙漠、葡萄園和雪山……而與此同時，這裡也有霧霾、焚風、《休倫港宣言》、瓦茨暴亂、房地產投機、曼森家族和霓虹燈下醜聞纏身的LAPD。或許在品欽看來，沒有哪個地方像加州這樣表裡不一，永遠在最明媚光鮮的外表下掩藏著最齷齪可憎的醜惡，吸引著錢德勒筆下的私家偵探馬婁去不斷探尋黑色的傳奇故事。
那麼紐約呢？這個品欽筆下極少涉及的故鄉之城，到底對他的文學想像而言意味著什麼？據說最近二三十年，品欽一直定居在紐約市，而且和自己的文學經理人梅蘭妮結了婚。1998年在曼哈頓街頭被記者拍到時，這位年過六旬的文學隱士正牽著自己七歲的兒子傑克遜過馬路。“9·11”恐怖襲擊發生的時刻，品欽很可能是這場城市浩劫的親歷者，並最終在十二年後寫出了《致命尖端》。對法國思想家來說，曼哈頓“歸零地”代表的是圖像與現實之間的後現代哲學關係，而雙子塔則是全球經濟自由主義的象徵性符號；但對品欽來說，紐約卻不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提喻，它更是一座留下了他生命記憶的活生生的城。

沒有誰比《夏洛的網》的作者更精准地描述了“大蘋果城”的特點。在那篇廣為傳頌的《這就是紐約》（Here is New York）一文中，E. B. 懷特曾這樣寫道：

不論你身在紐約何處，都免不了與偉大時代、輝煌事功、奇人、奇事、奇聞發生感應。此刻，我坐在中城悶熱的旅館房間裡——房間緊靠高樓天井的半截腰處，忍受華氏九十度的高溫。房間裡沒有一絲風，然而，我仍不由得感受到周遭有什麼東西撲面而來。隔二十二個街區，是魯道夫·瓦倫蒂諾的遺體安葬處；隔八個街區，南森·黑爾給人處決；隔五個街區，歐尼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辦公室直搗馬克斯·伊斯曼的鼻樑；隔四英里，沃爾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頭為《布魯克林鷹報》寫評論；隔三十四個街區的一條街上，薇拉·凱瑟住過，她來紐約，寫一些關於內布拉斯加州的書；隔一個街區，馬塞林曾經在競技場劇院的舞臺上插科打諢；三十六個街區外一處地方，歷史學家喬·古爾德當著眾人的面，將一台收音機踢得粉碎；隔三十個街區，哈裡·索槍殺了斯坦福·懷特；隔五個街區，我曾經在大都會歌劇院為人引座；僅隔一百零二個街區，老克拉倫斯·戴在主顯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惡。

與蔓生的“天使之城”洛杉磯相比，紐約以令人窒息的密度，在每個街區散發著各種城市傳奇的味道。它與其說是一個典型的美國都市，還不如說更像是屬於全世界的大都市，詭譎而異質。然而，透過瑪克欣的“偵探之眼”，品欽敏銳地感覺到紐約城20世紀末以來發生的變化，那種曾讓懷特心心念念的城市特質消失了。就像《致命尖端》中寫的那樣，在“朱利安尼和他那幫開發商朋友們”的合力整治下，“已經把這個地方迪士尼化了，它變得非常貧瘠。陰鬱的酒吧、賣降膽固醇和減肥藥的藥房、色情影院已經被推倒或翻修了，邋裡邋遢、無家可歸、沒有發言權的弱勢群體被趕走了，也不再有毒販子、皮條客或表演三公術的賣藝者，甚至都沒有翹課的孩子在玩彈球遊戲了。都被趕走了”。

當然，新世紀的這個“潔版”紐約並未變得更加天真無害。和那些坐在雙層敞篷觀光車上的外國遊客相比，以商業詐騙調查為職業的瑪克欣更清楚這些光鮮的摩天大樓背後隱藏的罪惡。品欽幾乎毫不掩飾地讓瑪克欣戲仿了《拍賣第四十九批》中的南加州家庭主婦俄狄帕，後者要偵查的是那個代表了美國遺產的地下郵政網路，並在旅行中對20世紀60年代的南加州進行了一次認知繪圖，而前者則是試圖弄清21世紀的紐約及其虛擬的地下網路如何成為“帝國”的角力場。不過，瑪克欣對於眼前的黑色城市（noir city）並沒有俄狄帕那般生澀；相反，瑪克欣在職業生涯中和紐約的三教九流打過交道（她說自己“跟收賬人、軍火交易商、如瘋狗般亂吠的共和黨人起爭執時總能獲勝”），她所從事的財務審計行業“有一種道德感褪去後的光環，一種願意跳出法律的束縛、把審計員和稅收員的行業秘密公之於眾的令人信賴的意願”。某種意義上，她更像是《性本惡》中那個嬉皮士私家偵探多克，將蓋茨比式的美國大亨（和他們諱莫如深的“金獠牙”企業）從曖昧不明的歷史語義場中曝光出來。

這裡，艾斯或《性本惡》中的烏爾夫曼都不過是品欽戲謔編織的偵探敘事中的邪惡代理人，主人公追凶之旅的終極意義指向的其實並不是具體的人，而是那個城市。對於這一點，品欽在《致命尖端》的開篇引言中就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了：“倘若紐約以角色的身份出現在懸疑小說裡，那麼它既不會是偵探，也不會是兇手。它會是那個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卻不打算說出來。”這段出自紐約偵探小說家唐納德·E. 韋斯特雷克（Donald E. Westlake）的話，替品欽道出了《致命尖端》中這個城市的詭異本性：“大蘋果城”深藏著太多的秘密，所有暴力與邪惡的犯罪都無法直接歸咎於它，但它似乎又並非純然無辜，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屬於那些“9·11式”可怖罪愆的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