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

導論 / 00
中國和市場經濟 / 00
中國和資本主義 / 00
中國及其當代經濟奇跡 / 0
研究計畫和主要觀點 / 0
本書的結構 / 0
 
第一部分 理論
 
第一章 市場、國家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中國 / 0
西方的國家與市場 / 0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 / 0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 / 0
現代工業資本主義 / 0
凱恩斯主義 / 0
新制度經濟學 / 0
發展型國家理論與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 / 0
結語 / 0
 
第二章 制內市場：一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 0
中國的國家和經濟 / 0
帝制時期中國國家和經濟的話語論述 / 0
“兩種市場”概念 /
中國的市場和市場體制 /
結語 /
 
第二部分  歷史
 
第三章 帝制中國的國家和市場 /
帝制國家、家庭和市場 /
帝制時期政治經濟的常態與非常態 /
自治和統治 /
帝國經濟秩序的再造 /
結語：帝制經濟秩序的理想與現實 /
 
第四章 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起源：地緣政治、大眾動員和國家構建 /
地緣政治、國家構建與現代中國政治經濟 /
晚清的危機與地方改革：1840—1895年 /
晚清“新政”的國家構建實驗及其後繼者：1895—1927年 /
党國的崛起與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
全面抗日戰爭和動員經濟的年代：1937—1953年 /
冷戰時期動員經濟的轉型：1953—1979年 /
結語：當代“制內市場”經濟體制的起源 /
 
第三部分 當代機制
 
第五章 基層資本和市場化：當代市場改革的動力 /
當代市場化 /
從邊緣成長起來的市場：1978—1994年 /
全面市場化：1994年以來國家主導的市場改革 /
當代中國的市場化及其限度 /
 
第六章 中間地帶：國家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紐帶 /
當代私營企業的來源 /
夥伴關係模式：作為先行者的私營企業 /
國家代理模式：國家作為主導行為者 /
國家吸納與主導的機制 /
結語 /
 
第七章 貨幣體制：財政和貨幣改革及其限度 /
貨幣化：改革和結構變革 /
打造一個新的宏觀經濟結構 /
1994年後的地方金融與現金紐帶 /
結語：貨幣在“制內市場”體制和中國社會中的媒介作用 /
 
第八章 國有資本：央企和經濟主導 /
“家庭自留地”理論和國有部門 /
國有企業改革 /
央企的擴張 /
作為財政體制的央企 /
作為政治行為者的央企 /
作為經濟行為者的央企 /
央企的監管困境 /
結語：國有企業與國家主導的動力 /
 
總結 /
“制內市場”的社會後果 /
“制內市場”與中國政治體制 /
全球背景下的“制內市場”體制 /
 
注釋 /
參考文獻 /
索引 / 483
譯後記 / 498
 

本研究試圖重新思考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我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被西方嚴重誤解，並且這種誤解在中西方的學者和決策者當中造成了各種形式的困惑與衝突。因此，對一些概念進行徹底的重構，將有助於澄清對中國的看法和誤解，從而促進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決策。

在本研究中，我們通過考察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繫，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概念化。雖然我們常常論及中國的歷史經驗，但主要關注的是當代中國。在方法論上，我們對問題的研究採取了實證的方法，即探討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變的，現在又是如何運作的。

在中國研究領域，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地位越來越重要。在歐洲和北美，學者們提出了諸多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用來解釋西方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漫長歷程。近代以來，中國開始接觸西方列強，中國學者逐漸接受了諸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等“標準”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並將其用於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長。然而，他們的解釋始終存在問題和誤導。2我們認為，要解釋中國，必須基於由中國自身的經驗提煉出來的科學概念和理論，就像西方學者基於西方經驗提出他們的概念和理論那樣。

雖然中國歷史悠久，但中國學者並沒有像西方學者那樣，提出一套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儘管如此，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裡，踐行著不同形式的政治經濟體系，在這一點上，中國有著豐富的歷史經驗。對於政治經濟理論家和政策分析家而言，將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踐經驗概念化，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探索。而當代中國的轉型歷程已經超過30年，中國是社會科學各領域的最大實驗場。有鑑於此，這一努力將整體上為政治經濟學的各個重要研究領域提供新視角，特別是為中國國家和經濟的研究提供新視角，進而提高和深化我們對中國的理解。考慮到有關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這對於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這個時代，所有有關中國崛起的理論問題，都是激烈辯論的話題。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然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仍然是個謎。中國是市場經濟體嗎？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語境下意味著什麼？中國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例子嗎？或許，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這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眼中長期效率低下的模式，卻能夠如此有效地應對經濟危機？毋庸置疑，這些問題對理論發展和政策分析都有著巨大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常常困擾著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因為他們發現，很難將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主流理論應用於中國。由此，許多國家都不確定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在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來回答“中國是什麼”的問題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國政策的難度可想而知。

我們寫這本書有著雙重動機：其一是求知的欲望，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來，我們一直困惑於有關中國發展的兩個相關的長期爭論，即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長期爭論。我們認為，理解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奇跡及其可能的未來，關鍵在於從理論上分析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思想與結構。由於這項任務的緊迫性，我們的這項研究展示了一種以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當代演變為基礎，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進行理論分析的嘗試。

中國和市場經濟

中西之間的首要爭執，事關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過程讓人印象深刻。中國不僅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投資的受益者，而且成為似乎擁有無限增長潛力的經濟體。然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體系，也引發了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其中，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同意在一定時期內被視為非市場經濟體（NME），期限最長為15年，以期能在過渡期結束前發展成為市場經濟體。中國領導層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動中國成為市場經濟體的決心。在世貿體系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國家被分為“市場經濟體”（ME）或者“非市場經濟體”。儘管俄羅斯在2002年就被美國認定為“市場經濟體”，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柬埔寨、哈薩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場經濟體”的陣營中。中國被歸類為“非市場經濟體”的後果是，在反傾銷調查中，世貿組織不會使用中國製造的出廠價格來計算最終出口產品的公允市場價值，而通常會使用來自像印度這樣的“替代國”的價格資料進行計算。這種運用“替代國”資料進行計算的做法，常常導致對中國出口企業不利的裁決和更高的反傾銷稅。在許多情況下，選擇“替代國”是偏見的一個重要來源，它往往被各國當成一種便利的工具，以對付國內競爭對手施加的政治壓力。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並改革其法律制度以來，中國放寬了經濟體制，從而使得經濟活動大幅增加，自由貿易出現空前的增長。對於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事關國際貿易爭端中的反傾銷案件，具有重要意義。不難理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許多年裡，中國領導人在與歐美領導人會面時，總會敦促他們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然而，從西方的角度看，由於中國還遠未成為西方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因此它還不應被賦予市場經濟地位。3在中國，國家仍然是經濟決策的最終權威，市場在很多領域依然未能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這些領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護的產權、過時的勞工制度、對金融體系的持續控制、貨幣波動，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國採取的所有這些形式的控制和監管都抑制了企業活動，阻滯了經濟增長。

在所有這些問題領域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引發了海外觀察家之間的持久爭論，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顯著標誌。的確，中國國有企業的龐大規模和覆蓋範圍，使得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樹一幟。也正是由於這一龐大部門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被貼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籤，即由國家開展商業經濟活動，但卻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管理和組織生產資料。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時常招致海外的審查和國內的批評。時任麥肯錫諮詢公司上海辦公室主任的華強（Jonathan Woetzel）在2008年的一份麥肯錫報告中寫道：

多年來，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國國有企業。有人持懷疑眼光看待這些滲透者。例如，中國鋁業公司近期斥資數十億美元購買力拓股份，這筆交易引發了人們對中國計畫收購澳大利亞資源的擔憂。還有人將國有企業視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打手：它沒有私營企業的聰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這些人認為，國企雖然是失敗的經濟實驗的遺物，但它仍然主導著國民經濟，控制著自然資源、公用事業和許多其他重要的部門。國企的實力和影響力——尤其是其與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讓其夥伴和競爭對手不得不停下腳步。

儘管國內外許多人都積極敦促中國進行大規模且系統性的民營化舉措，從而大幅縮減國有部門，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得到了加強而非削弱。在中國，許多人都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優勢而非劣勢。國有企業一直在履行私營企業無法承擔的許多關鍵職能。例如，國家利用國有企業來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平衡被視為貪婪的私營企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利用它們來應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此同時，國有企業被指責在履行這些職能的同時，也存在著經濟效率相對低下、過度擴張和政治利己主義的問題。

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就中國是否應該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西方未能達成共識。歐美世界就這一問題辯論了多年，一直爭論不休。從戰略角度來看，有些人認為，雖然中國尚未成為“自由市場”，但是通過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西方能夠對中國展現出一種歡迎的姿態，希望中國向更加自由和繁榮的正確方向邁進。西方需要推動中國實現經濟自由化，強化全球範圍內的競爭。

在中國內外，那些認為中國應當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說服力的觀點。這些觀點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數戰略經濟部門（如銀行、電信、交通和能源，這些部門的國有化在許多其他市場經濟體裡也是常態）中擁有主導權外，中國絕大多數其他行業都充滿競爭，數百家企業參與其中且利潤微薄。第二，中國的民營化是漸進式的。徹底的民營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應該承認中國在市場自由化方面的發展。第三，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可能會阻礙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中國促進了西方財富的增長，而中國的出口行業也由於自由貿易而欣欣向榮。換言之，自由貿易使社會6變得更好，而保護主義則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出於政治考量。這不僅荒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歧視性。西方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而願意承認俄羅斯具有市場經濟地位，這不能不說是雙重標準。

在那些支持和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觀點背後，不難發現相似的邏輯——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話來說，中國將變得“更像我們”。親中派認為，更自由的中國政策將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則認為，更強硬的中國政策將迫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事實上，中國一直都被視為一個後社會主義的轉型經濟體，或處於轉型期的半市場經濟體。

在加入WTO近20年後，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已經從資本短缺狀態轉變為資本剩餘狀態，其資本力量已在全球範圍內崛起。儘管對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繼續對國家資本的性質提出質疑。例如，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試圖說服11個太平洋國家加入“新一代”的貿易協定，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如果當時TPP成功締結，這將是自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破裂以來最為重要的貿易倡議，因為它將把最大經濟體中的兩員（美國和日本）捆綁在一起，組成一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40%的陣營。TPP排除了中國，但卻包括了越南，這是一個刻意的舉動。事實上，TPP是美國對亞洲的“貿易再平衡”。外界預計，中國可能會被迫進行經濟改革，以便在晚些時候加入TPP。和之前一樣，西方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人們可以預測，只要中國的經濟制度不效仿西方，這樣的博弈將來還會繼續下去。

因此，對於學術界而言，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這一問題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學者和決策者的共識是，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7分歧在於這一轉型將會有多徹底。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而計畫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弱。但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概念上的問題：其一，中國國內外的學者和決策者理解市場經濟的方式一樣嗎？其二，中國的市場是否正在變得與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類似？如果將這兩個問題放入 “大分流”的爭論中，我們就能進一步質問：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上，中國和西方最終是否會殊途同歸？

從經驗上講，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相當肯定的：中國不會變成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種市場經濟體。例如，儘管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體轉變，但國家一直強調，國有企業應當在國家經濟結構中佔據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會上通過了近20年來最重要的經濟改革檔，國有企業的這一地位再次在檔中得到印證。領導層堅持強調市場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支柱”和“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來：什麼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答案，我們將繼續誤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