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費孝通的學術工作由實地的“社區研究”轉向探索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形態。他認為自己對“差序格局”和“鄉土中國”的論述,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講授“鄉村社會學”的講稿,嘗試回答“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它不是對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中提煉一些“理想型”概念,如“差序格局”“禮治秩序”“長老統治”等,以期構建長期影響、支配著中國鄉土社會的獨特運轉體系,並由此來理解具體的鄉土社會。
《鄉土重建》則以“差序格局”和“皇權與紳權”的關係為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原則,在此基礎上分析現實中國基層社會的問題與困境,探尋鄉土工業的新形式和以鄉土重建進行現代社會轉型的可能。這一系列的寫作代表了費孝通40年代後期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當代現實的整體性關照,是其學術生命階段最重要的思考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