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之軟與國家之硬
——許暉的《身體的媚術》
《身體的媚術》有一個副標題：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許暉在封底的文字中如此解釋：“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表現為‘沒有自己的身體’，即身體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呼吸和悲喜的‘肉體’，而是被附加了人身依附、政治權謀和哲學理念的社會化了的身體。簡單來說，身體不是屬己的，而是屬他的。”這裡的“他”指向權力，或曰掌握權力的國家。許暉書中寫到的所有“身體事件”，都表現出身體與國家之間的糾纏錯結。
顯然，在這場 “軟”與“硬”的歷史悠久的對話中，身體永遠處於下風，而國家始終高高在上，面目威嚴。
御用文人與聖誕異象
關於國家的威嚴與強硬，《詩經·小雅·北山》中有句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句話並非出自帝王之口，它是第三人稱。如果是第一人稱，就意味著自上而下的要求和宣諭，比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說的“朕即國家”。第三人稱與之相反，它表達著自下而上的認同與維護。於是，透過《北山》這兩句詩，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的身影。
在《身體的媚術》中，許暉考證了御用文人的源頭——王的禦者。禦者白天為王前驅，晚上還要在馬圈裡刷馬，“伴隨著馬的擾動，禦者不免哀歎自己的身世……禦者在馬圈裡哀鳴的時間久了，言為心聲，歌以詠志，遂誕生了‘馬圈文學’，純粹幹體力活兒的禦者慢慢就轉變成了專事歌詠的‘御用文人’。”
許暉以辛辣的筆觸，將御用文人與自宮者等同而視。自宮者揮刀切去了男根，御用文人閹割掉了自己的精神，身體動作雖然不同，本質卻如一：他們都是“自願的取媚者”。取媚者付出高昂代價，收穫了豐盛的回報。自宮者進入幽深後宮，為帝王管理他的三千佳麗；御用文人走上前臺，為帝王高唱讚歌。
漢儒無疑是御用文人的模範。在漢武帝劉徹的全力支持下，漢儒發起大規模的文本闡釋運動，為先秦殘留文本注入嶄新的內容。在朱大可看來，這種文本闡釋運動“是一種更機智的湮滅和焚燒”，比秦始皇的“焚書”厲害得多，它“用君王的歷史法則的陰險火焰，去塗抹（修改、編撰和取消）歷史本文中的事實與真理……闡釋大師們秉命而生，說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們的姿態、聲音和語句，成為他們之後兩千年中所有臨摹者的範本。”（朱大可《中國神話的識讀革命》）
許暉的敘述，首先指向那一系列範本和摹本的開端。在歷代官修史書的堂皇話語中，帝王、聖賢的誕生神話突兀現身，以《本紀》《世家》《載記》之名，放射著令人迷惑的巨大輝光。許暉把它們摘出來，放在了《身體的媚術》一書的開篇，名為《異象：聖誕》。這種安排本身，就是對範本的戲仿，而許暉不加一句評論，僅僅將它們羅列並嚴格對譯成現代語言的刻意的莊重，使《異象：聖誕》成為一個喬裝打扮的反面的摹本，為整本書奠定了批判和嘲諷的基調。
官修史書熱衷聖誕神話，目的無非是通過增加帝王的魅力，確認帝王的權威，強調帝王統治的合法性。在帝王遼闊的國土上，無數身體俯首稱臣，跪伏於最前排的，就是這些口吐蓮花、筆走龍蛇的知識份子們。他們通過捏造聖誕神話，將帝王塑造成為道德完美、權力無邊的救世主，以此領受帝王的恩賜。而在通向國都的大道上，更多祈求進入國家心臟的身體蜂擁而至。這些已經或者即將被國家徵用的身體，從此淪為權力的工具和媒介。
透過充斥國家歷史的聖誕異象，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柔若無骨的身姿，聽到了他們謹慎悅耳的聲音，讀到了他們閃爍其詞的錦繡文章。他們，有些是自願的，有些是不自願的。自願者“身國合一”，內心充滿歡樂，不自願者將精神從肉體中分裂出來，面帶微笑，內心痛苦。但是，不管自願還是不自願，當他們投身於歌頌國家的唱詩班，誰都難逃“身體媚術”的指責。
“媚”與“臣”
所謂“媚術”，當即獻媚逢迎之術，或與中國古代的房*術絲縷相關。左民安先生解釋，在甲骨文中，“媚”是一個跪著的女人，頭部用一隻大眼睛表示，眼睛上部是兩彎長眉，表示好看。“媚”字的本義是“美好”，由此引申出“喜歡”與“討好”兩層意思。
後宮是身體媚術的起源之地，彙聚了天下女人之美，衣香鬢影，蕩心娛目。然而，作為身體美學的淵藪，後宮同時也是一座小型的戰場。許暉說：“後宮的鐵律是爭寵、妒忌和因此導致的壽夭。”在《後宮：身體美學的第一次淪亡》和《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兩篇，許暉極為詳細地描寫了後宮的帝王爭奪戰，以及由此導致的經久不息的身體改造運動。“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和起源于後宮的“三寸金蓮”，堪稱後宮身體媚術之極，而劉邦寵姬戚夫人慘絕人寰的遭際則成為後宮之戰最血腥的場面——它用身體醜學取代了身體美學。“自此之後，在後宮的範疇之內，為了鍛造對天下一人的媚術，對身體美學的戕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後宮，徹底完成了它的語義轉換。”
起源于後宮的身體媚術，在帝王的朝堂上被發揚光大。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說：“非獨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士宦者，做官之人，帝王之臣，而“臣”字的本義乃是“奴隸”，在甲骨文中，也是用一隻大眼睛來表示，只不過這只眼睛是豎著的，表示它在俯首。包括御用文人在內的群臣跪伏於地，山呼萬歲，與後宮群芳美目流波爭相獻媚的場景遙相呼應，在“天下一人”的帝王看來，本質上並無區別。
“媚”與“臣”，在它們誕生之初，即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使它們擁有了彼此隱喻、替代的廣闊空間。翻閱史書，我們會發現，無論帝王還是他的臣子，都已習慣自如地運用這種隱喻。虞翻被孫權放逐到交州，喟然而歎：“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唐太宗李世民喜愛魏征，放聲大笑：“人言征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新唐書·魏征傳》）
帝王樂見臣子“嫵媚”，因此高明的帝王力圖掌握一種支配人體的高超技術，以“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福柯《規訓與懲罰》）這種統治技術與“三寸金蓮”上的裹腳布有著相似的功效。在《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一篇，許暉寫道：“金蓮僅僅是一雙腳，層層纏裹的結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連走路的功能都弱了，纏得比三寸還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動都要人抱著才行。”喪失行走功能的三寸金蓮，在滿足男性的性期待方面，實際上變得更“有用”，就像“舉動疏慢”的魏征，使李世民擁有了善於納諫的美名因而更加具有帝王魅力一樣有用。
無疑，魏征是幸運者，所謂“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已是專制統治下最理想的畫面。只是如此“明主賢臣”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大多數時候，如魏征這般不順主上之意、冒險進言者，下場都極慘，比如許暉寫到的伍子胥（被賜死）、屈原（被流放）、司馬遷（遭宮刑）……許暉懷著敬意“撫哭”這些國家的“流亡者”“叛徒”，以及為對抗強權而殘身、犧牲的先秦刺客，使之與蟻群般的取媚者劃清了界限。
一組對照
許暉重點關注的身體事件大略可以分為三類：放逐、殘損、消亡。顯而易見，這三類身體共用一個賓語，即身體，而主語都有兩個：國家和身體的所有者。以國家為主語的身體事件是相對容易評判的，其內涵清晰明瞭：國家對這些身體不滿意，因此施以“規訓與懲罰”。當主語為身體自身時，身體事件的內涵便具有了多重性。
西元前99年秋天，漢將李陵在前有敵兵、後無援手的極端危險情況下，內心百感交集：當生死關頭國家棄臣于不顧時，臣該如何抉擇？是力戰而死，還是生降匈奴？李陵選擇了後者——這是一種嚴厲的自我放逐，李陵不出意料背上了叛臣的駡名。許暉寫下《生降：丈夫不能再辱》一文，以近40頁的篇幅，細考李陵事件的前因後果，為李陵辯護。此文是全書的華彩樂章，大開大合，痛徹肺腑，但儘管如此，許暉仍然將敘述儘量限定于追索歷史的真實面目，從現實人生的角度，剖析李陵驚心動魄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參照，許暉寫到了與李陵有過交集的蘇武。蘇武是一個堅如磐石的愛國者，他被匈奴流放於遙遠寒冷的北海牧羊，身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但始終不改對漢朝的忠貞。那麼，當蘇武與李陵在匈奴的土地上相對而視之時，兩人各自心緒如何？對身負勸降使命的李陵而言，與蘇武的相遇，無異於重溫當日抉擇之苦痛。雖然面對李陵的勸降，蘇武未加一句詈詞，但李陵終究無法避開自我的道德詰問。多年之後，面對漢廷的召喚，李陵拒絕回去，他的回答被許暉用作了此文的標題：“丈夫不能再辱。”這意味著，他認同了李陵抉擇：儘管痛苦縈懷，身負駡名，但人必須捍衛自己的尊嚴。
許暉說：“在背叛和守節的兩極，李陵和蘇武的形象對峙著，又互為補充，形成了中國史上兩種最為極端的人格症。況味難辨——只有這四個字才能形容盡兩人故事和兩種人格症中的複雜意味。”
張承志在評價李陵事件時說：“當他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張承志《杭蓋懷李陵》）雖然國家不義，叛變卻只能“也許”是正道，而且悲壯。
李陵事件的言說困境，蘊含著一種深刻的無奈。
相比之下，嶽飛的遭遇更像一則寓言。嶽飛背上有一枚刺青，“盡忠報國”。《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還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將不孝列為大亂的根源之一。因此，當岳母把“盡忠報國”四字刺刻于嶽飛背上時，已然違背了儒家的孝道，成為岳飛悲劇人生的鋪墊和隱喻。在《刺青：國家主義的刺青》一篇，許暉說：“這枚令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歡呼雀躍的刺青，從此就沉甸甸地壓在嶽飛的背上，在每一處歷史的拐角，痛徹肺腑地提示著他的使命。” 嶽飛的使命就是他的宿命——“報國”必須“盡忠”，而“盡忠”的極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許暉寫道：“永遠、永恆、永不退色、萬世不易是國家主義烏托邦的終極理想，它渴望把這枚刺青刺進每一個臣民的背上和心中。”通過岳母的行為，我們看到國家完成了這一壯舉，而嶽飛此後的政治生涯，正如他不惜毀傷身體一樣，成為“不斷越界的人生”。當他的越界行為終於超出帝王忍耐的限度時，他被國家徹底放棄。
岳飛面對一日接連而至的十二道金牌時，他的遭遇實際上與面臨著兩難抉擇的李陵有著某種深刻的相似性。李陵要回去，嶽飛要出去，從現實與公理的角度看，他們都是對的，但國家都予以拒絕。嶽飛能否不顧一切，揮師北上？不能，否則他就是國家的叛徒，像李陵一樣。嶽飛背上的四個大字，成了他一生的夢魘，把他牢牢圈在國家嚴厲目光的審視之下，最終把他推上了國家的祭壇。
苟活于“胡地玄冰”之中的李陵縱然痛苦、寂寞，終究做了一次身體的主人，而身披刺青“慷慨赴死”的嶽飛，不過是國家祭壇上眾多祭品中最顯眼的一道。
兩種改寫
身體事件的複雜之處，不僅在於事件本身，還在於傳播這些事件的角度和策略。伯夷、叔齊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伯夷、叔齊兩兄弟是古代隱士的代表，司馬遷將其高置於《史記》七十列傳之首。在他們之後，更多層出不窮的隱士被歷史記載下來——因隱而顯，道出了隱的秘密。假的隱士，我們可以拎出一大堆，比如高臥東山時刻準備複出的名士謝安，住在終南山裡翹首北望長安的盧藏用。伯夷、叔齊的隱，是“無道則隱”的真隱，他們以周朝不仁不孝得天下為恥，義不食周粟，采薇為食，最後餓死。
在《潔行：采薇的怨歌》一篇，許暉提出，伯夷、叔齊並非死於無食，而是死於不食，不食的原因是“他們的道德優越感出現了巨大的裂隙”——“野有婦人”指責他們說，你們不吃周粟，吃薇菜，可是薇菜不也姓周麼？
但是這個婦人的出現是可疑的，無論《史記·伯夷列傳》還是《莊子·讓王》，都沒有提到她，她的身影似乎最早出現在劉向的《列士傳》中，而劉向是西漢著名的儒學家，生活在司馬遷之後。我推測，這位發出嚴厲指控的婦人，很可能是漢人添加的。漢人之所以這麼做，正如張承志在《滿山周粟》中所說：“不食周粟的典故，潔則潔矣，卻使聰明的中國人對它感到顧忌。因為它和中國人的歷史，有那麼一股子彆扭。”周革殷命，從此開闢正統的譜系，而伯夷、叔齊竟以之為不義，漢儒如何能接受？
這個半途出現的婦人身後，依稀閃過御用文人的嫵媚面容和國家嚴峻的目光。她的尖銳指控，類同于國家的道德脅迫，讓兩位不合作者變成了被嘲諷的物件。因此，與其說伯夷、叔齊陷入了道德困境，還不如說他們陷入了儒家的改寫和闡釋。
屈原遭遇的是另一種改寫。
被昏昧國家放逐的屈原，懷抱“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的高潔之心，懷石自投汨羅，以決絕的一躍，完成了對國家的無情嘲諷。在《放逐：兩個人的端午》中，許暉說：“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只屈原和伍子胥，許暉考證，端午節起源于紀念伍子胥）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於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
但是，端午節終究還是進入了官方節日的譜系，因為國家意識形態改寫了端午節的內涵，“端午節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擔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
事實上，國家意識形態改寫的不只是端午節的內涵。在一年一度的浩大紀念活動中，叛國者（伍子胥）和流亡者（屈原）被推入幽暗的角落，一枚枚隱約的刺青在五月五日的人群中露出燦爛的笑容。
結語
《身體的媚術》是一本令人沉痛的書，閱讀的過程，如同在觀賞一部身體戕害大全，場面絢麗、荒誕而殘暴。即便本書的後半部命名為《愛情考古》，寫盡歷史上的妖嬈女子，卻依然充斥著陰謀、仇恨和死亡，仿佛是為前半部《身體的媚術》填漏補缺。我們如同進入了一個國家主義的“無物之陣”，幽閉黑暗，戕害無處不在，令人絕望。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身體媚術的歷史，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你可以在各種場合發現它的身影：官場、職場、風月場……一個新舊雜陳的“無物之陣”。
有學者認為，魯迅最終找到了反抗“無物之陣”的三種策略：用“真的聲音”彌合語言與真實的裂縫；用看對付被看；用權力對抗權力。作家的權力就是寫作，許暉的策略就是這本《身體的媚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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