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新生
那天下午豔陽高照,我搭捷運經過石牌時,忽然有個強烈的念頭想去陽明大學走一趟。就像二十六歲的那年夏天,颱風過境後,我扛著一箱書從榮總的後山,穿過隧道來到醫學院報到時的忐忑心情一樣。當時整個陽明醫學院只完成一間實驗大樓和一棟學生的宿舍就開始招生了,所有的教室、實驗室、行政辦公室和老師宿舍都擠在這一棟實驗大樓裡面。
多年後我在眾多後來陸續新建的大樓中,終於尋找到那棟最早的實驗大樓,雖然門口那兩株高大的小葉欖仁樹是那麼的陌生,但是進了大樓後,所有的記憶都飛回來了。上了二樓的右手邊,就是我曾經擔任助教的大一生物實驗室了,左手邊是我和薛老師的肝癌研究計畫的實驗室。這時大一生物實驗課剛剛下課不久,三三兩兩穿著實驗白袍的大一新生們,從實驗室裡晃盪著走出來,笑顏裡抹不去的,是一種意氣風發的無敵青春和剛考上醫學院的驕傲。
那時候的我何嘗不是這樣的?我曾經在這樣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的空間裡做著實驗、著書、寫著小說和電影劇本,像個不安而躁進常常發燒生病的遊魂,在這裡穿來梭去的,享受著做科學實驗的知性滿足,也享受著文學和電影創作時的感性快樂。
那一年,也就是在這間生物實驗室裡,我接到了媽媽從剛剛搬進去的中華宿舍裡打來的電話,那是家裡剛剛接好電話線的第一通電話。媽媽通知我說,我的小說〈封殺〉得到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的首獎。我掛了電話後直覺得這件事情並不真實,會不會弄錯了?我並不覺得自己的小說有得獎的實力,更何況是首獎?而且所有的幸運不可能全都降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可是我的心情忽然由驚喜懷疑轉成了激動。我一個人默默的走到了實驗外面的長廊,黃昏的彤雲讓我好想大哭一場。我忍不住對著黃昏的天空大喊著:「爸爸,我替你報仇了!」
至今,我依舊無法非常真確的理解當下那一刻的激動到底從何而來?每思及此仍然觸目驚心。對於一輩子都失意落魄的爸爸,做為大兒子的我,到底有多沉重的負擔?而那竟然會是我勤於寫作的驅動力嗎?
大量創作往往來自於內在深度的焦慮和不安。那年五月我正式從龍崗的救護車連退伍,住在父母親臨時租賃在永和的房子。暫時回到原來實習的五股國中報到,一方面試著申請陽明醫學院生物科「只有一個機會」的助教缺。在這樣身心都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下,我陸續完成了幾篇小說〈山在虛無縹緲間〉、〈老奶奶的婚禮〉和〈封殺〉。當我聽到救火車呼嘯而過時,仍然會想到軍中的演習,想到進入自衛戰鬥位置,派出對空監視哨。那一刻唯有埋頭寫作能讓我維持著身心的起碼平衡。
當時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駱學良先生,一口氣簽下了一堆年輕作家,除了我之外,還有吳念真、朱天文、朱天心、蕭颯、李赫、蔣曉雲、丁亞民及後來才加入的三毛、李昂等。這是有固定薪水的寫作合約,我何其幸運遇到這麼一個對文學格外珍惜的長輩和年代,而這本書裡所有的小說也都是在這樣的幸運又幸福的情況下一一完成的。
因為服了兩年兵役的關係,讓我這個在象牙塔裡長大的大學生,接觸到了完全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他們沒有機會讀更多的書,甚至於還有當乩童的文盲,也有混黑道的。在這樣龍蛇雜處的男人世界裡,我和他們稱兄道弟,也試著抽菸喝酒,聽著他們訴說不可思議的故事,他們的故事給了我莫大的衝擊和靈感,於是我寫出了像〈冬薑〉和〈封殺〉那樣的鄉土小說。到了醫學院工作後我繼續寫著〈藍哥的鷹勾鼻〉、〈揚帆,蝦米一號!〉和〈血染天堂路〉,後兩篇也是為電影劇本而寫,那時候我已經參與了電影劇本的寫作了。
《封殺》是我繼《蛹之生》和《試管蜘蛛》之後的第三本小說集。《蛹之生》有年輕寫作者剛練習起步的清純樸實和生澀,《試管蜘蛛》有年輕寫作者力圖擺脫前一本書的寫作風格,大膽嘗試改變的實驗精神。那麼到了《封殺》的寫作階段就有點像脫胎換骨了。我從一個暢銷作家成了得獎作家,那年我一口氣得了三個文學獎,成了媒體形容的三冠王。
在醫學院工作兩年後,我順利申請到助教獎學金去紐約留學。我在出國前夕將第三本小說《封殺》集結出版,當時還用了另一個書名「血染天堂路」,因為要配合電影的上片。我前進的腳步永遠是那麼的慌張匆忙,並不曾好好善待這本對我而言是充滿在創作上及生命裡有著「新生」意義的小說集,書籍出版後也沒有得到預期非常熱烈的反應。從美國返回台灣後,我積極投入了台灣電影的生產行列,《封殺》這本小說集也就成了我當時暫別文壇的「句號」了。
雖然在創作上我很習慣推翻過去的自己,封殺自己,但是許多年後,當我又重新閱讀這本年輕時的舊作時,才赫然發現在這本小說集的許多篇小說裡,我不斷在小說中架構描繪著不同父子之間的複雜情結,渴慕、矛盾、敵意或疏離。原來我想用創作去割斷那條和父親之間牢不可斷的臍帶,結果證明是徒勞的。我始終沒有離開這個主題。
藉著第四次重新改版發行的機會,除了在各方面都重新賦與這本書新的生命外,也為它好好挑了一個很有個性的封面,是陳庭詩先生的版畫作品《新生》。一個大紅色代表圓滿的「句號」,裡面藏著一條緊緊牢牢的臍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