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風暴中的九位大學校長 (電子書)

推薦序：碾為春泥的芬芳／王海光
引言
 
「全民聲討」的北京大學校長―陸平
政治掛帥時代的清華校長―蔣南翔
為文革祭旗的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
被貶出京城的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
未能善終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
死於學生之手的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
離「家」出走的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
狂風大浪中捍衛良知的校長―賀綠汀
兩落兩起的無錫輕工學院院長―陳德鈞
 
後記／汪春劼

引言

　　【一】

　　他們絕對「官」不逢時，作為大學校長，文革風暴降臨時，他們首當其衝，坐在火山口上。

　　由是他們中間多數都飽受肉體折磨與精神摧殘，幸運者熬過了漫漫長夜，看到了邪不壓正；不幸者則為黑暗徹底吞噬，未能等到正義必勝的那一刻。他們的經歷是一個民族災難的縮影。

　　災難也是財富，但要變成財富，必須對災難有全面的記載與認真的梳理。可遺憾的是，截今為止，筆者既未能見到他們這批當事人系統的文革回憶，也沒有看到任何有關他們這段人生歷程的深入描述。

　　白雲蒼狗。距文革的爆發已半個世紀。當年的高校掌門人絕大多數都去見了馬克思，剩下不多的也在耄耋之年，精力不濟。依靠當事人去重建記憶已完全不可行。

　　筆者不自量力，期圖穿越到歷史現場，描繪出一批大學校長在風暴中的多舛命運靈魂掙扎。

　　【二】

　　高等學府是文化大革命的搖籃，文革動亂起源於象牙之塔與知識聖殿，天之驕子是文革的急先鋒。作為一校之長，當文革初起時，他們表現各異：束手就擒不作為者有之、頂風作案鎮壓造反者有之、丟車保帥見風使舵者有之……；他們面對的大氣候雖相同，但小環境卻不一樣，同為高等學府的掌舵者，結局大相徑庭：有的「小烤」即軟著陸、有的「大烤」吃盡苦頭、有的「猛烤」命送西天……；即使撒手黃泉，施害者也有差別：地方決策者起主要作用的、造反學生負更大責任的、地方決策者與造反學生合力打造的……。僅從文革大學校長迥異的人生境遇就足見歷史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但這五光十色的歷史在不少作品中多的是臉譜化、程式化的描寫，有些人物成為罪惡的符號，而另一些人物則成為正義的化身，結果真相被人為地扭曲，以訛傳訛之作流行於網絡與平面媒體。

　　復旦大學吳中傑教授曾感歎：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有些當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許多苦頭的人，卻在各種場合慷慨發言，把這場恐怖風暴的責任，加到不該為它負責的人群身上。因為此時，原黨委的領導人都已復出，重新掌權矣。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出於各種各樣的因素，真實的文革在螢屏、網絡、報刊上難得一見。修復歷史的記憶、打撈歷史的真相困難重重，它需要史德、史才、史識，需要大智慧才能穿透文字的迷霧，重建消失的現場，挖掘出表像背後的深層密碼，而這些筆者並不具備。

　　【三】

　　文革爆發時，中國內地有大學四百三十四所，其中重點大學六十八所。拙著只寫了九位大學校長，他們是北京大學的陸平、清華大學的蔣南翔、南京大學的匡亞明、蘭州大學的江隆基、武漢大學的李達、西安交通大學的彭康、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上海音樂學院的賀綠汀、無錫輕工業學院（現江南大學）的陳德鈞。這九人在文革中都挨批挨打，其結局有差異。江隆基懸樑自盡，李達與彭康被迫害致死，馬思聰「叛逃國外」，其他的五位校長度盡劫波東山再起。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極左思潮主宰中國也經歷了思想改造、反右派、反右傾、四清等諸多環節。拙著在重點描述大學校長文革境遇個案的同時，也把鏡頭拉長，展示他們在高校施政時應對頻繁運動的騰挪和閃失、順從與抗爭。

　　為什麼受高等教育的天之驕子會粗暴地對待同學、老師、校長？為什麼會如此踐踏人性人權？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會起源於北大清華這些名牌學府？我們是「喝著狼奶長大的」，文革結束後造反派如此悲情控訴。讓歷史倍感沉重的是，造反派喝下的「狼奶」不少是校長們提供的，這些高等教育的領導者積極宣傳階級性鬪爭性，否定人性否定寬容，他們播下了跳蚤也收穫了跳蚤。這是中國高等教育恥辱的歷史，也是不該遺忘應當深刻反思的一段歷史。思考教育的過去與未來，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應該認真去做的一件正事。

　　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曾言：「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後看，就是向前進。」任何一個對現實、未來負責的人，都有義務廓清、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都有權利追尋悲劇的前因後果，為了悲劇不再重演，為了那些含恨而去的冤魂。

　　【四】

　　二十世紀五○年代開始就強調鬪爭，宣傳不可調和，由是當社會被撕裂時，各派力量都對對立面毫不手軟，上演了一幕幕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悲劇。先是造反派衝擊校領導，工作組介入，校領導下臺受辱；不久工作組因鎮壓學生造反，被趕走；造反派追究工作組的後臺，衝擊黨政機關被當槍使，最終也被工宣隊軍宣隊收拾。

　　筆者還原當時各派力量博弈的過程，反省參與爆炸時代政治妥協的缺失，呼喚的是國民能從民族悲劇中學會政治理性的建設。可喜的是，一些優秀學者對此已有深刻的認知。如董國強先生對文革初期打倒校長匡亞明的反思極有見地：

　　造反學生在高壓狀態下的犬儒主義傾向，以及後來在自在狀態下的暴民主義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們的人格缺損？匡亞明固執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確」的化身，絲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見，這是否意味著在他身上「民主」觀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長製作風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蘇省委對於籌建溧陽分校以及南大黨委的其他各項工作負有領導責任，但是當工作中出現問題的時候，省委主要負責人不是勇於承擔責任，而是見風使舵，大玩「丟車保帥」的把戲，其「黨性」和「人格」難道沒有令人質疑的地方嗎？……

　　當基本的政治倫理喪失以後，政治就變成了一場危險的賭博遊戲。如果一個社會容忍了對少數人權利的踐踏，那麼其他社會成員權利的喪失，就只是時間問題。

　　【五】

　　傳記著作有著廣大的讀者群，但好的傳記在國內還少見―少見的原因就在於，傳記作者不能客觀全面，不能獨立寫作，不能進入現場。

　　著名作家沃爾特‧以撒森（Walter Isaacson）寫下的《史蒂夫‧約伯斯傳》贏得廣泛讚譽，反響極好，他為何能成功，只要看看作者的創作過程，就能找到答案：

　　在過去兩年與約伯斯面對面交流四十多次、對約伯斯一百多位家庭成員、朋友、競爭對手和同事進行採訪。我知道我必須採訪很多人，這些人要麼被他炒過魷魚，要麼被他傷害過、遺棄過，抑或被他以其他方式激怒過，我以為我跟這些人交談會讓約伯斯不舒服。的確，當我的一些採訪對象的言論傳到約伯斯耳中時，他表現得有些憤怒。但幾個月後，他開始鼓勵人們跟我交流，這其中甚至包括他的敵人和前女友。他也沒有對任何事情作出限制。他的妻子勞倫希望我寫作時不受約束或控制，也沒有要求提前看到書的內容。事實上，她還鼓勵我坦率地描述約伯斯的全部：他的優點以及他的缺點。

　　真實的約伯斯形象能呈現給世人，有作者的嘔心瀝血精耕細作，但也少不了傳主夫婦的開誠佈公光明坦蕩。遺憾的是，這樣的創作態度，這樣的開明傳主在中國都還是極度欠缺。

　　楊奎松師曾這樣評價唐德剛的著作：「他把別人講過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邏輯、史觀重新梳理、組織，使整個筆調煥然一新，令人大開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細看他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新東西，不具爆炸性，他的優勢在於他自己對歷史的解讀。他善於議論，善於把一個平常故事講出道理來。」

　　唐先生的風格是筆者所認同的。拙著所寫的九位校長都不完美，他們的權力含金量有天壤之別，他們的人生有成功有挫折有高峰有低潮，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領導者，他們在時代的夾縫中留下深深的印記。筆者以同理心來觀察九位校長的人生起伏，凸顯極左思潮對人性的扭曲對社會的危害。

　　【六】

　　撰寫拙著時，本人適逢知天命之年。不才雖然經歷了文革十年，可年幼的我體悟的荒誕場景僅是有限的幾個畫面：父親一介農民，卻擁有官方供給的專政工具紅纓棍、明月高照時身為紅小兵連長的我同小夥伴一起在地主屋前高喊口號、小學門前圍觀掛牌批鬪者、一位挑著貨擔在鄉下用針線換雞毛鴨毛的小貨郎被我等紅小兵纏住不放，因為他搞投機倒把，挖社會主義牆腳……

　　眾所周知，文革題材還沒有脫敏，動筆時在下也曾躊躇再三，可聽到一著名大學學生說，他的老師授課時大提文革的優點時，筆者決定犯難而上了。

　　得益於互聯網，得益於前輩學者的成果，得益於宋永毅先生所主持的大型資料庫，筆者可以粗線條地鉤沉出九位校長文革的境遇，這些境遇足見那段歲月的瘋狂和沉重、可笑與可悲。但筆者學養有限，加之一手資料的不開放1，拙著完全是一塊引玉之磚，這絕非謙詞。

　　文革初起時，在任的大學校長有四百三十四位，遺憾的是，他們中的百分之九十多在文革中的經歷還是模糊不清―等到這一切都清晰時，文革高校史研究才算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我期待著在眾多文革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四百三十四位校長的文革際遇都「造影成像」，但筆者對此很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