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電子書) (電子書)

學者推薦
‧黃樹民‧梁其姿‧錢永祥

導 論
‧中國麻風防疫的初步成果‧後帝國論述下的防疫運動‧防疫歷史的再現

第一章 疾病隱喻與政治運動
‧麻風簡史‧社會主義衛生運動‧獨特的麻風防疫之路

第二章 進入社會主義的防疫建制
‧從宗教網絡到蘇聯模式‧薪火相傳、開枝散葉

第三章 聚落體制化與防疫實驗
‧人民公社與集體化運動‧集體化下的麻風防疫‧縱橫交錯的防疫網

第四章 新手醫師的階級、性別與情緒勞動
‧醫士、醫學生與新手醫師‧汙名下的情緒勞動‧記憶的性別與階級‧防疫工作再度轉型

第五章 文革動亂下的麻風防疫
‧政治狂潮與去專業化‧醫療下鄉的挑戰與生機‧科學主義與汙名政治‧文革的下場

第六章 新國際主義下的變與不變
‧進入全球麻風治理版圖‧新國際主義下的本土實作‧全球化轉型中的弱點與焦點

第七章 最後的衝刺及餘緒
‧國際影響下的翻身與嘗試‧教會重返巨變中國‧重樹道德模範‧麻風隱喻的變與不變

結 語 歷史再現與生物政治
‧回顧與展望：兩層倫理反思

跋：黑暗中的熒熒燭光
注 釋
書 目
重要名詞
重要人名

摘文出自本書〈跋：黑暗中的熒熒燭光〉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張愛玲〈燼餘錄〉（一九四四）

　　這本書本來不會出現的。

　　我原本計劃要寫的是本英文書，而且是以當前在中國的國際麻風援助為主，這是身為人類學者的我慣有的時代關注傾向。對於中國在一九五○至八○年代開展的麻風防治，我原本僅將之視為理解過去的必要歷史背景。然而，一位高齡九十的麻風醫生突然辭世，改變了我的決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得知葉幹運教授於兩天前過世。於公於私，這消息都令我震撼。該年五月初，我才收到葉教授的親筆回函，針對我寄給他的一篇我正在撰寫的期刊論文初稿，提供了名詞指正與文獻建議，還附上一張我去他府上拜訪時與他的合照。葉教授在信中對我的鼓勵與容忍，充分彰顯出自由主義者的精神：

　　承囑要我對稿件過目，我瀏覽了一遍，認為內容很豐富，分析很到位，你為此多方參閱資料，廣泛訪談專家，很是辛苦，完成此文，可喜可賀。由於文稿的論點與措詞代表了作者的觀點與思路，我只是過目，談不上批評指正。

　　自二○○八年首次拜訪葉教授以來，他對我從無知到一知半解到追根究柢的連續拜訪，總是耐心溫和以對，有問必答，甚至讓我閱覽他保存的許多文件與照片。聽聞他離世，我感到失去一位研究上的前輩，也驚覺我所訪問的麻風醫生年紀真的大了。而我企圖從歷史做到當前的漫長研究，卻不知何時才有個底。

　　我開始重新思考。歲月不留人，那段歷史混沌未明，我希望在還來得及之前，讓他們指正我的可能錯誤，讀到我的書。於是，我決定將研究重新斷代，並改變書寫語言。在這轉變研究與書寫方向的過程中，亦有其他受訪者相繼過世。而我則在他們老去的同時，勉力讓這本書逐漸成形。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卻要開始寫歷史。改變研究的範圍，並以中文書寫，其實是更艱難的挑戰，無異於展開一個新計畫。為了聚焦面對一段不易發掘的歷史，我又經歷了四年的困難摸索過程。研究諸多近期人物與在世者的歷史，面臨倫理、人情、專業、知識、材料、敘事差異等多方考量，使得我在過程中數度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莽撞而錯誤。

　　讓我得以堅持下去的最大支持，仍是來自於麻風醫生的鼓勵與他們的自由主義精神。我將期刊論文初稿寄給葉教授時，也同時寄給了江澄醫師請他指教。江醫師和另一位麻風醫生閱讀討論了我的文章初稿後，回覆我的第一封信讓我佇在電腦前思索良久：

　　以您等的經歷及自身處境，寫就應屬不易。……感到該文對於某些事情評價，主要是褒？是貶？總是讓人搞不清。

　　於是，我寫了一封長信回覆，詳細說明我做研究的方法、態度、觀點與目的。數日後，又接到江醫師的回信，我心中的大石頭瞬間卸下，令我既感慨亦感動：

　　因我等的年齡、所持角色立場及學術領域不同，加上身處情境之中或形成扭曲的人格。有些研究觀點的差異或看法的不同，是很自然的事。只有這樣，才能有所突破與創新。……我完全理解並同意您在信中所表述的一切，……。大可百無禁忌，不可拘泥我等陳腐之氣。

　　長年來，我訪問過的知識分子型麻風醫生，大多和葉幹運醫師與江澄醫師一樣，對知識觀點的不同立場多所尊重。對於我與他們迥異的政治經驗、成長環境與世代背景，向來包容。如同葉、江兩位和其他許多醫師對我的容忍與協助，種種的善意與體會，終究成為我敢於撰寫這段未曾面世歷史的動力。

　　當然，為我的動力加柴添火的，還有諸多我銘記在心的麻風患者和救助者的善意與協助。雖然，此書以麻風醫生為主，關於患者與救助者的著墨因而有限。但是，他們對我得以認識大千世界與底層歷史，十分重要。他們讓我理解到，即使只是旁觀他人之苦，或苦中作樂，都需要勇氣、耐力與信心。

　　我並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然而，在長年的研究過程中，我經常遇見基督宗教的善心人士與患者。他們讓我看見一種我們可能擁有的共同信念，那便是對普世人性的信仰。我總是誠實地跟受訪者說，我沒有宗教信仰，而且充滿了理性的懷疑。雖然至今我仍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我的眼光常會被表現人性的信仰之心吸引過去。

　　這個跋也是我對譚建平神父的承諾，雖然他大概已經無法看到我的承諾成為白紙黑字。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我拜訪香港明愛中心（Maryknoll Center）的美國籍譚神父，請教他和澳門的陸毅神父自一九八○年代末開始在中國從事麻風扶助的經歷。我們密集地聊了五個小時。譚神父當時已七十八歲了，說得一口道地的廣東話，但我的粵語能力幾近為零，我們只能以英語交談。我翻閱神父的相簿，看到他年輕時在加州家裡農場留影的照片，看起來很有「貓王」的樣子。我問他：「你退休後要回美國嗎？」神父的表情有點驚恐，他被我的問題嚇到了：「不回去，死了也要在中國！」他心中的中國，便是華人所在之地。

　　之後，我們未曾再見。二○一六年九月，我聽聞譚神父被送回美國療養。我請問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杜神父：「可是譚神父跟我說他不要回美國？」杜神父有點傷感地說：「沒辦法。譚神父老了，有阿茲海默，得有人照顧。……他也不會知道了。」

　　我來不及了，我想。九年前拜訪譚神父時，我告訴他我想寫本關於中國麻風病的書。離開前，神父對我說：「建議你寫完後，在後記寫你從麻風學到了什麼。」我回說：「好，我會的。」

　　我不僅從麻風患者身上學到生命的韌性，也從醫師與救助者身上學到可貴的人性。在漫長的研究與書寫過程中，我發展出了一種信仰，我不知道它與宗教是否相似。我將自己當成一座橋梁，練習彎腰、承擔與跨越，因緣際會扮演起連結過去與現在、隱微與清晰、底層與公眾之間的研究書寫者角色。我有幸被人接納、聽其述說、見識歷史、體驗生活。既然幸運如我，無論有再多困難，我都得負重盡責地把這本書寫出來。

　　我以自身串起對歷史的理解，將人類學研究歷史中人及其情緒的方法帶進來。透過跑田野，漸次體會麻風患者與醫師的艱辛，贏得醫師的信任與真心話，傾聽其成為麻風醫生的故事，感受病人的委屈。我以田野工作者的身心靈與他們的喜怒哀樂交流，輔以人類學進出田野的主客觀交錯與換位實作，理解並構築這些情緒，以撰寫一場防疫運動。這不僅是個關於知識、政策與統計的研究，更是以人為主的情緒與勞動網絡探究。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