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 (電子書)

楊絳先生函
替天才立傳，為歷史補光──一部翔實雅致的錢鍾書傳記／楊佳嫻
春山版自序
引言
第一章    幼年，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九
第二章    父親錢基博（1887-1957）
第三章    清華才子，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
第四章    青年講師，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
第五章    牛津，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
第六章    巴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
第七章    西南聯大，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
第八章    藍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
第九章    上海，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
第十章    上海：勝利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
第十一章    　北京，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
第十二章    　出國訪問，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
第十三章    　錢鍾書熱，一九八〇至一九九四
第十四章    　泰岱鴻毛，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八
結語
附錄一 《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後記
附錄二 《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周策縱教授序
附錄三　《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林博文先生序
附錄四　讀英譯《管錐編》──紐約讀書筆記之二
附錄五　回憶「魔鬼夜訪」過的錢鍾書先生
附錄六　錢鍾書訪哥大側記
附錄七　錢鍾書訪哈佛，一九七九
錢鍾書年表
主要參考書目
索引

引言

　　我接觸錢鍾書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臺北建國中學讀書的時候，某日放學回家，一位同學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書，打開一看，是錢鍾書寫的《寫在人生邊上》。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囫圇吞棗，很快把它讀完。現在想起來，在當時我未必能夠懂得欣賞作者的睿智與文采。譬如，該書第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雋永、意義深長的散文，借魔鬼夜訪錢氏和作者的一段對白，針砭時弊，隱寓嘲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當推〈讀《伊索寓言》〉。也許是故事最迎合十幾歲大孩子的心理，我讀完後，還把全文抄錄在日記本裡，當時就認為作者才氣很高，文字俏皮。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權，國民黨退處臺灣，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敗的原因（原因當然有千百種），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打敗國民黨的不僅僅是解放軍，知識分子也有份。這個結論正與十九世紀英國學者笠頓（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筆之力甚於劍）的說法不謀而合。因為國民黨有這樣的想法，所以所有留在大陸的作家的作品在臺灣都被視為禁書，即使沈從文、錢鍾書等人毫無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從此我們在臺灣就看不到錢鍾書的作品了。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中期，我去美國讀書，某日在紐約華埠友方書店看到一冊香港盜印的錢著《寫在人生邊上》，如見故人，很是高興，就買了下來。後來也陸續看到錢著的其他盜印本，如《人．獸．鬼》、《圍城》及《談藝錄》等，也一本一本地買來細讀，對錢鍾書的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萬萬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訪問，我在紐約拜見了這位心儀已久的江南才子──錢鍾書先生。確切的時間為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懇德堂（Kent Hall）四樓會議室。在夏志清先生為他安排的座談會上，我就坐在錢先生對面。這個座談會是很精采的。錢先生講得一口流利而帶有英國口音的英語。事前沒有準備（也無從準備起），可是他口才很好，有問必答，絕無冷場，妙語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後對人說：「錢鍾書表演了兩小時，滿堂熱烈鼓掌。」那年錢先生遊美在東西兩岸學術界風靡一時。錢先生在〈論文人〉（收入《寫在人生邊上》）一文中說，「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現在錢鍾書在我們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觀。

　　錢先生遊美返大陸後，我們經常通信，我屢獲錢先生贈書，後來幾乎成了「錢迷」。那時我就有給他寫一本傳記的念頭，可是沒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對朋友說，「我要為錢鍾書立傳」，這話當初說了好幾年，一直沒有動筆。光陰荏苒，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來變化很大，錢鍾書從一個被冷落的人而變成「印第安人」（紅人）──一個熱門人物。他的作品如《圍城》等書不僅在大陸再版，且在臺灣出版，有關錢鍾書的書充斥坊間。過去二十年我讀遍了海內外所有有關錢鍾書的著作──從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論文到大陸出版的張文江和孔慶茂的《錢鍾書傳》，以及艾朗諾（Ronald Egan）的英譯《管錐編》。我深深覺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論文太偏重於學術研究，而大陸出版的錢鍾書傳記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諱，就不能暢所欲言。胡適說得好：「傳記文學寫得好，必須能夠沒有忌諱，忌諱太多了，顧慮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

　　錢鍾書晚年纏綿病榻，於一九九八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勝悲懷，更使我追念這位中國「當代第一博學鴻儒」。為了實踐二十年前許下的私願，我決心為錢先生寫一部「可靠的生動的傳記」。艾希邦（Didier Eribon）為傅柯（Michel Foucault）作傳時一開頭就說：「寫傅柯傳是不好寫的。」因傅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寫錢鍾書傳也一樣不好下筆。錢鍾書出版的書照西洋標準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銳，尤好諷世，所以有些話雖然他說得貌似平淡無奇，但卻發人深省。即使他寫的散文隨筆，也都是雋永意縱，涉筆成趣，差不多每一則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錢鍾書傳不是那麼好寫的。

　　寫錢鍾書傳的另一困難處是，錢先生從不談他自己。像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一樣，為了保護他的privacy（私人生活），關於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沒有像他父親錢基博一樣有自傳留下來，也沒有像胡適一樣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傳》，故除了其夫人楊絳女士寫的〈記錢鍾書與《圍城》〉外，要找錢氏早年的傳記資料很困難。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名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讀歷史，少讀傳記。他說傳記大多虛實參半─不是誇大，就是失實（過猶不及）。狄斯雷利所言，或許稍微偏頗，但可做為傳記作者（biographer）的一個警戒。所以我寫這部傳記是本著兩個原則：取材嚴謹，行文簡潔。文中所述均有根據，然既非學術論文，就不一一注明來歷，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則省略之。大體上這部傳記，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

　　雖然這部傳記不是討論錢鍾書創作或學術成就的專著，但錢鍾書是一位學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論述錢鍾書生平時不討論錢氏作品及其學術成就；這部算是學術性的傳記，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當我細讀錢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時常有幾個問題繫在我心頭。錢鍾書像伏爾泰（Voltaire）一樣，留下一部為人傳誦的小說（《圍城》），他是否願後世以小說家稱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錐編》，但他是否以此為滿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發揮？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裡，錢鍾書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錢鍾書？他是一個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還是一個伏爾泰？這些問題是我關心的，將在這部傳記裡嘗試提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