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 (電子書)

編輯凡例

卷頭語：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二、1931年文政學部教授反專斷、爭取教授會權力事件
三、理、農之爭與學部分立
四、學生對臺北帝大學風的體驗

第一章　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羅宗洛接收時期（1945.10-1946.5）
前言　臺北帝大及文政學部梗概
第一節　羅宗洛與臺北帝大的接收
第二節　羅宗洛在臺大與長官公署的交涉
第三節　接收時期的臺大文學院
餘論

第二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陸志鴻校長時期（1946.8-1948.5）
序言
第一節　陸志鴻接掌臺大
第二節　二二八事變前的臺大文學院
第三節　二二八事變與林茂生遇害
第四節　錢歌川到任與文學院之轉折
第五節　文學院之「初建」
第六節　許壽裳來校任教及其被害
第七節　陸志鴻去職：兼論其功過得失

第三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莊長恭校長時期（1948.6-1948.12）
前言
第一節　莊長恭校長之挫折──臺大教授解聘事件
第二節　莊長恭校長之挫折──總務長任用及續招轉學生事件
結語

第四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傅斯年校長時期（1949.1-1950.12）
前言
第一節　傅斯年校長的上任
第二節　傅斯年對高等教育的著論與看法
第三節　傅斯年出長臺大的理念與實際
第四節　傅斯年與文學院陣容之重整
結語

第五章　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
前言
第一節　日據時代臺灣專業史學的初建與發展
第二節　光復初期日本史學的延續（1945-1948）
第三節　光復初期中國史學的引入、轉折與茁壯
第四節　日本史學傳承的消散
餘論：臺灣史學日本淵源延續與消退的原因

第六章　光復初期的民族情感與省籍衝突──從臺灣大學的接收改制做觀察
前言
第一節　主要人物簡介
第二節　光復初期民族情感之澎湃──以羅宗洛接收時期為例
第三節　文化衝突例一──臺大醫院罷診事件（1946.3.22-4.11）
第四節　文化衝突例二──二二八事變前後，林茂生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節　杜聰明、莊長恭與傅斯年
結論

附錄：傅斯年相關研究

傅孟真先生臺大七百日史料抄
一、楔子
二、傅孟真臺大校長任內大事紀要
三、布告文章等原始文獻摘錄

傅斯年與史料學派──實際運作之研究
前言
一、史語所成立時期的人事──傅斯年與顧頡剛的合與分
二、傅斯年與陳寅恪之合作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前言
一、傅斯年對夏鼐治學途徑的指導與影響
二、夏鼐入史語所後與傅斯年之互動──西北考察團期間
三、抗戰勝利後夏鼐與傅斯年的互動
四、夏鼐代理史語所所長期間的表現
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編後語

卷頭語

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摘錄）

　　臺大的歷史，包含日據時代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1928-1945）和光復後改制的國立臺灣大學（1945年迄今）兩部分，其傳統校風與精神自應兼及兩校合計八十餘年的歷史。

　　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所創立的大學，受到帝國及總督的管轄，有為殖民地服務的功能性目的。但另一方面，她既是帝國大學，因而也和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一樣，享有學術研究機構（非一般教育機關）得天獨厚的特殊性質，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獨立性與開放性。正如臺北帝大首任總長幣原坦（1870-1953，1928-1937在任）在帝大籌備期間所宣示的：「總督府設置臺北帝大的目的，在於利用臺灣地理人文條件，發展以臺灣為中心的華南及南洋研究。」其功能性目的與研究掛帥之雙重指標躍然紙上。

　　隨著時局的發展，臺北帝大由最初的文政、理農二學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1943年理、農二部分立，並增設工學部。戰時更曾增設熱帶醫學（1939）、南方人文及南方資源科學（1943）三研究所，其功能與實用性格不斷增強。在短短十七年的校史中，已有可供後人緬懷效法之處，爰舉數例於後。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創設大學雖起意於1922年田健治郎（1855-1930，1919 年10月至1923年9月在任）總督任內，但日本國內意見或認為臺灣設立大學尚非其時，或認為設立大學與統治臺灣之根本方針有違。縱使要設立大學，臺灣也只需設立以醫學部與農學部為主的實業大學即可。這些看法與見解，均因其後擔任總督的伊澤多喜男（1869-1949，1924年9月至1926年7月在任）之堅持而有重大轉變。伊澤就任後，先揭櫫他的治臺理念：「臺灣的政治並非為了日本內地人民的政治，而是為了臺灣人的政治。」因此在前幾任總督懸而未決的教育問題上，伊澤認為以籌設臺北帝大最為重要，決心不顧國內人士之意見，傾注心血以求其實現。伊澤總督委任其好友日本史專家、文學博士幣原坦負責籌備，先後在1925、1926兩年編列「帝國大學創設籌備費」及「大學新營費」，並派遣預聘之教授以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名義赴國外預作相關之留學、研究，積極籌辦新大學。在未來大學的規模與內涵上，伊澤總督也有一己之抱負與理想。他反對僅以發展實業大學為已足，力主在實業大學之外，同時發展臺灣相關文化，並以此為大學創設目標，故未來的臺北帝大必須包括人文學科在內。

　　1925年10月9日至11日，大學創立會議於總督辦公室舉行，伊澤總督首先說明文科與理科為學問之基本，故應從建立文、理學部著手。與會者不敢忤逆總督之言，均表示以本質而論總督所言固屬正確，但觀察臺灣現狀，若僅設文理學部，學生畢業後社會需求極少，建立大學的效果相對薄弱。後經全體與會人士反覆討論，最終確立臺北帝大文科以外加法科，理科以外加農科的綜合大學基礎結構。伊澤總督並特別強調設置法科非以「法律屋」（靠法律吃飯者）為目的，而是為培養有儒學道義為基礎之政治人物，因而臺北帝大政學科在法律科目外，需要與文科學生一樣必修東洋倫理學，同時兼選修其他文科科目，這與當時已成立之大學法科殊異其趣。

　　伊澤總督以其超人之識見、迥異常人的人文關懷，前瞻性地樹立早期臺北帝大之基調。在幣原坦籌備執行下，使原本口徑一致、偏向於實業大學導向的臺北帝大，扭轉成為不偏廢人文、社會科學，並重視基礎科學的大學理想精神。緬懷前賢，不勝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