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寫本自序
民國六十七年春天，三民書局主持人劉振強先生過港相訪，言及拙著《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為書商翻印，紙張印刷皆極粗劣，慨然欲為重排問世。因感其盛意，允為再蒐集資料，慎重改寫，以期不負士林期望。惟當時未立即著手，待翌年二月長久撰寫的《史學方法論》一書付梓，始傾力進行，迄於今年三月，凡歷時二年，改寫工作完成，字數由十萬言增至三十萬言，持論亦有不盡同於舊著者，因名曰《新寫本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新寫本在蒐集西方正統史家及非正統史家論及中國史學的言論，較舊著有顯著的增加。舊著僅收有湯普森(J. W. Thompson)、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奈芬司(Allan Nevins)、巴拉克勞甫(Geoffrey Barraclough)、魏吉瑞(A. G. Widgery)、卡耳(E. H. Carr)等六家的言論，新寫本則增加瑞查森(Alan Richardson)、艾爾頓(G. R. Elton)、盧克斯(John Lukacs)、浦朗穆(J. H. Plumb)、葛蘭特(Michael Grant)、馬爾威克(Arthur Marwick)、瓦爾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麥尼耳(W. H. McNeill)、傅爾(N. E. Fehl)、但斯(E. H. Dance)等十一家的言論。西方漢學家的言論，增加有限，是極為遺憾的。維運長時期醉心閱讀西方史家（包括正統史家及非正統史家）討論史學之書，其點滴涉及中國史學者，即箚記別紙，積久遂多。西方漢學家的作品，則涉獵不勤，倉猝蒐讀，難及萬一。這是最為汗顏無地的。去歲八月出席在臺北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維運曾以〈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為題，在大會宣讀，李恩涵兄即席建言，謂西方史家所知中國史學，悉由西方漢學家而來，不妨寫一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史學的專書。其言甚具卓識，謹記於此，以待來者。
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認識，仍未至精深。成見的存在，文字的隔閡，是雙重障礙。破除成見，非一朝一夕之功；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讓西方史家寢饋其中，而藉見其精蘊，無異是一種苛求。以致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之作，最佳者多為論某家的史學，或專論某一史學上的問題，以材料有限容易控制之故；通論中國史學者，則每浮泛粗略，偏頗之論，叢出不已。拙著之作，蓋激於此。惟為之分析，與之衡論，是消極的。應積極地重建詳贍的中國史學史。中國長久發展的科學史，已由西方學者所重建，英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書，近期內難為國人之作所代替。但是重建中國史學史，主要應是中國史家的責任。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瀚廣大的中國史學史資料中，築起壯觀的史學樓閣，對中國史家而言，現在應是其時了！
維運初寫與改寫此著，前後相差十五年之久。初寫在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之間，以不及一年時間，匆匆寫成十萬言，於五十五年獲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資助，梓行問世。學林以其書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遂不棄之，而師友的啟發、鼓勵與批評，所賜者尤多。今謹不憚繁言，縷述於後：
在師長輩中，首先須感謝的，是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浦立本(E. G. Pulleyblank)師。民國五十一年初秋至五十三年仲夏，維運讀書劍大，浦師為指導教授，在英國劍橋或牛津大學的指導教授，是有無上威權的，每週面對面的一次指導，勢在必行，學子視之為畏途。浦師規定我每週一下午四至五時到他研究室見面，一小時的時間，長如永晝，所討論者多為中西史學的異同問題，浦師就問題發問，且步步緊迫，至我瞠目無以應為止。談至興高采烈時，則被延至其家，邊飲邊談，浦師酒量甚佳，師母亦善飲，我則力敵之而立於不敗之地。浦師每說我喝酒後活潑多了，英文也流暢多了！喝酒之益有如此。我之得知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成見，以及中西史學異同方面的一些問題，鮮非浦師之賜。
劍大鄭德坤師於看到拙著後，對我的鼓勵最多，多次通信中，皆提及其內容，尤許其「態度誠懇，詞氣謙和，與諸氣浮心粗，妄自尊大者，實有天淵之別」。實則此為維運所應努力的目標，曷敢云已臻於此？
臺灣大學的師長對我的教誨，是罄竹難書的。姚從吾、沈剛伯、張致遠、劉壽民諸師，開啟我西方史學的知識，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勞貞一諸師，奠立我中國史學的基礎。拙著問世後，他們微笑嘉勉，只取其長而置其短。為弟子護短，似是中外的通病。為弟子者，應逆知其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然，施施以驕於人，只取敗辱！
旅法三十年的左景權先生，對拙著是最為偏愛的。六、七年的書信往返，他對拙著提出最有價值的修正意見，如認為拙著過分側重英文論著，而未能兼顧其他；過分注重形式（章節過分分明），而未能神明變化，皆是卓越之見。惟維運以語文程度限制，以及疏懶成性，兩者皆未能遵示修正（拙文〈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稍打破形式，謹附於後），慚愧萬千！景權先生於1978年出版《司馬遷與中國史學》(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書，用法文寫成，議論精闢，能道時人所不能道（維運不通法文，曾請人將其中數節，譯成英文，讀之歎服不已。惟拙著中未曾稱引，恐失其原意故），西人視之，則不啻洪水猛獸，先生來信感慨言之。先生刻正用法文寫《希羅多德與司馬遷》(H'erodote et Sseu¬ma T'sien)一書，書成後，則擬以餘力用中文寫作，謹拭目以待之。
在朋友群中，須感謝者，更僕難終。臺大歷史系同班同學周廣美女士，最能細心閱讀拙著，所提意見，極為珍貴。她認為拙著所涉及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寫成一本書，或一篇長文。維運記取其言，而改寫後的情況，未見大有改善。細密詳贍，是拙著所未及的。
李方中、傅秀實、易君博、閻沁恆、張存武、文崇一、林伯羽、呂士朋、何佑森、陳捷先、孫同勛、張朋園、王爾敏、王樹槐、王璽、劉鳳翰、顧立三、張奕善、毛漢光、郎德渝諸兄，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談天雕龍，益我最多，羽觴交錯之際，亦莊亦諧亦頌亦諷之論出，能消清愁，能滌神智。沁恆、朋園、爾敏、立三、漢光諸兄論及拙著的長信，以語多溢美，謹珍存之，自我欣賞，發表則所不敢，其建議已逐一採納，在此不復贅述。
學生中，許逖朝夕為拙著鼓吹，不但寫專文評介（《東方雜誌》復刊第二卷第六期載其〈一本為外國人寫的而中國人必須讀的書〉一文，即評介拙著），且廣為口頭宣傳，岌岌不可終日；陳錦忠在未相識時，寫成〈比較史學初探〉一文（載於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以與拙著相商榷；邢義田始終表現出最大的興趣，通信中時相討論；黃俊傑不時提醒我注意西方史家的文化背景及其成見的由來；黃進興在資料的供應上，使我省了很多蒐集的辛勞；君蜜小姐一字一句的細讀，改正了不少的錯誤。其他熱心者紛紛，皆銘記於心，不敢忘。
在初寫與改寫的過程中，內子孫雅明的功勞，不能隱沒。猶憶初寫時，適值新婚，住臺北市溫州街，竹籬茅舍，情調幽雅，寫至艱澀處，則良久不產一字，而客人適來，內子即於院中生火，煮酒烹茗，賓主盡歡而散。待客人去，難以捉摸的文思又來。有時寫至深夜，燈火熒熒，內子特備「宵夜」，案頭食之，味美無窮，真極寫作的雅事。改寫的兩年，講學香港，人地生疏，處囂塵之世，有若蟄居，家中情況則與十五年前大異，老大宗騏十四歲已身高六呎，老二宗蘭喜問故事，老三宗驥精力無盡無窮，家中寫作，已不可能。猶幸香港大學的研究室在半山，極清淨，每天早晨習慣七時至，十二時離去，其間甚少人事干擾，回家後則將改寫情形告內子，內子傾聽，唯唯諾諾，蓋日久而形成習慣如此。今改寫既竣，不能不長揖一謝。
拙著未能寫成英文本，誠為憾事。師友的期望，辜負至多。惟所考慮者，傾數年之力，頗懷疑自己能否寫出水平以上的英文作品，反不如致力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為愈。且國人對中國史學的藐視，有甚於西人者；西人之論，國人亦有諗知的必要。區區一再用中文寫作，蓋有不得已的苦衷，惟幸大雅亮察。
民國七十年五月
杜 維 運
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室
推薦序
原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書的杜維運師(1928-2012)，於1962至1964年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師從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1922-2013)，從事中國與西方的史學比較。在英國，他直接接觸到了西方史家及其著作，十分驚訝地發現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知之甚少，更讓人震撼的是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負面評價。杜師當時遠離故鄉來到歐洲，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懷，加上又是外文系出身，且同時是精通中國傳統史學的少數華人，因此有高度的使命感，想要將中國史學的性質及優點傳給世人，並糾正西方史家的偏見。於是杜師開始努力蒐集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所有評論，在回臺後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十萬字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且在1966年得到資助出版，發行後受到史學界很大的重視及歡迎。不久即有書商翻印，然而印刷拙劣，後遂應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之請，花了兩年時間，增訂改寫成三十萬字，由原來介紹討論的六位西方史家，又增加了十一位，於1981年出版。杜師在〈新寫本自序〉中說：「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翰廣大的中國史學史資料中，築起壯觀的史學樓閣，對中國史家而言，現在應是其時了。」
相隔四十年，我們重印這本書，具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首先是迄於今日，吾人對於中國史學的傳統及性質仍缺乏足夠了解，此書能幫助我們對於自己的史學傳統有相當深入的認識；第二，本書可以看到許多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看法的原文及其中譯。杜師在每章的註釋中大量引用原文，占有全書相當篇幅，因而在本書中能認識到許多西方史學名家，例如英國的艾爾頓(G. R. Elton, 1921-1994)、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卡耳(E. H. Carr, 1892-1982)、巴拉克勞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美國的奈芬司(Allan Nevins, 1890-1971)、巴容(Jacques Barzun, 1907-2012)、麥尼耳(William McNeill, 1917-2016)等人的敘事風格、史學認知及對中國史學的觀察及意見。閱讀本書不但可以欣賞到極佳的英文書寫，亦可增加吾人對於史學理論的了解；第三，則可視本書為二十世紀中西史學重要之原手史料，作為進一步研究當時中西史學思想的基礎。
本書的敘事鋪陳很有層次，先介紹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看法，緊接在下一章逐一反駁批判或說明；接著介紹西方非正統史家的看法，再進行討論；最後也是最精彩的，是介紹西方漢學家的見解，接著對其評論，其中或是認可，或是補充，或是修正。讀者可看出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史學認知是有區別的，用杜師自己的話來說，第一類正統史家沒有學術上的寬容，第二類非正統史家則雖有寬容，但對中國史學沒有足夠的基本知識，唯獨西方漢學家兩者兼具，因而最值得重視與參考。在本書，西方史學家分別指出中國史學的缺點，例如中國傳統史學未能發展出自我批判的方法與追求真相的歷史觀念；過分聚焦於某一時期的某一孤立事件，缺乏歷史解釋及綜合的藝術；天真地相信凡屬歷史記載，皆完全客觀，且朝廷修史官員所撰的內容過於官方化，使中國史學的發展程度相當於歐洲1450到1750年代的水準，而沒有進步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歐洲史學的突破；中國史學太受儒家道德觀念影響以及在傳記中缺乏個人色彩等等。杜師則指出中國史學重視直書無隱，不畏強禦，甚至為此身殉的例子；官修正史並不官僚化，反而富有獨立的精神，且中國在上古時代，史學上的紀實即已出現，中國的考據學亦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他以清初顧炎武及閻若璩的考據為例，主張西方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史學運動所到達的境界，中國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已悠然到達。他也認為清初戴名世(1653-1713)的史料批判，與西方的尼博爾(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及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創之新歷史考據方法「若合符節」。至於傳記中缺少個人要素，他則認為撰史的史家本身即有其強烈的個人要素。杜師對於西方史家看輕中國史學，認為這是極令人不能心服而氣平的。他認為中國史學博大，而西洋史學精深，各有優勝。「如論史學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綿延之久、範圍之闊，西方實遜於中國；若就晚近數世紀西方新興史學而言，其治史方法的爭奇鬥艷、其史學體例的五光十彩、其蒐集史料、批評史料的富有科學精神，其分析史實、解釋史實的獨擅精密系統，也非中國所能望及。中西史學在世界史學潮流裡，所代表的是兩股主流。」
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能會強烈感受到杜師對中國史學的辯護，甚至會覺得他對於中國史學的優點是否有選擇性地強調。對於杜師的辯護與說明，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杜師撰寫本書時的強烈家國情懷，百年來中國國運衰敗，促使杜師躍然興起，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維持尊嚴，旨在告訴世人他所找到中國傳統史學中最優秀的部分，以發潛德之幽光。在此環境下，加上對於一些史學概念認知上的不同，在某些方面特別肯定也是在意料之中。不過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辯護過程中，杜師所引用的證據皆確鑿無疑，都曾經是中國史學史中確實所發生的事件或現象。雖然這些證據可能只是比較突出的個案，並非中國史學之常態，且無逐漸凝聚為傳統中國史家研究撰寫時的普遍原則及評價標準，但西方史家所見所論之中國史學也並非全面。
我與杜師結緣甚久，早在1966年他從英國返臺，擔任臺大歷史系「史學方法論」下學期課程教授時即已開始受教，碩士班時我又選修了杜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畢業後我前往加拿大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攻讀博士學位，此時杜師在英國時的業師浦立本教授也在該校任教，因此杜師後來見到我就很客氣地說他跟我是同門師兄弟。我海歸後杜師已赴香港大學任教，我遂在臺灣大學歷史系中承乏「史學方法論」課程，與杜師一直有聯繫來往，並承他贈送不少中國大陸出版的學術書籍。他自香港退休後又回政治大學任教，直到屆齡退休移居加拿大。在他去世前一年，亦即2011年，由我居間接洽，承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王學典院長之邀，陪他返回闊別多年的故鄉，也是當年杜師兩度考上卻未就讀的學校，在那我們一起進行了史學方法的講座。杜師去世後臺大歷史系舉辦追思會，我整理了杜師的史學思想及成就，發表了〈孤詣摶成傳世史—試論杜維運師的歷史思維〉，後來刊登在中研院史語所出版的《古今論衡》。此次重印杜師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不但是他的成名著作，也為他後來的許多研究，像是《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中西古代史學比較》以及《趙翼傳》作了很好的基礎工作。總結杜師的學術貢獻，我曾經指出是他「將中國史學從人們對其蒙昩無知中拯救出來」(rescu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obscurity)，而這本書就是最重要的一本。
臺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古偉瀛 2019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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