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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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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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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瘟疫是極權,極權也是瘟疫!
  # 卡繆面對疾病與極權的反抗姿態,細緻描繪了人類的反抗精神。
  #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
  # 吳錫德、洪明道 專文導讀推薦。
  # 「我想通過瘟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將這種解釋拓展至普遍存在的概念。」——卡繆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 卡繆 —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吳錫德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映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
  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洪明道

  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世界上瘟疫和戰爭不斷頻繁發生,但是在瘟疫和戰爭面前,人們還是一樣不知所措。⋯⋯
  還沒有人真正接受瘟疫的事實。大多數人在意的只是生活習慣受到擾亂,或是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因此惱火、氣憤,這些情緒是不足以拿來對抗瘟疫的。例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怪罪當局。——《瘟疫》

  這世界上的惡幾乎都來自於無知,愚昧的善意可能和惡意造成同樣大的損害。世上的好人多於壞人,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此。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為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瘟疫》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被徵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身亡,幼小的卡繆被母親帶回娘家撫養。中學以後卡繆開始半工半讀,做過很多工作,雖然生活辛苦,但阿爾及利亞臨地中海的陽光普照溫暖氣候,對卡繆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刻的鼓舞,後來更成為他「南方思想」體系的象徵,相對於德國思想家所產生的北方思想。

  卡繆大學畢業後先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於是卡繆前往巴黎的報刊任職。在阿爾及利亞時卡繆便開始創作戲劇、小說與散文,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之後開始在法國與國際獲得推崇,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讚其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卡繆在一九六〇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卡繆的作品多樣,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異鄉人》、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其他小說作品有:《墮落》、《快樂的死》、《放逐與王國》,與遺作《第一人》,以及戲劇《戒嚴》、改編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戲劇《附魔者》等。

譯者簡介

嚴慧瑩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正義者》、《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血清素》、《屈服》、《無愛繁殖》、《情色度假村》、《誰殺了韋勒貝克》、《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如果麥子不死》、《灰色的靈魂》、《落日的召喚》、《地獄之門》、《野性的變奏》、《我,們》、《獨子》、《ROM@》、《調查》、《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記憶》等書。
 
 

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刪去所有形容詞——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

I
II
III
IV
V
 
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導讀

刪去所有形容詞 —— 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當我翻開此一版本的《瘟疫》,我們還照常逛街、買賣、旅行;當我闔上時,已經進入全國三級防疫警戒,救護車的鳴笛聲在夜裡越來越大聲,然後漸漸遠去。

  新聞上充斥著淪陷、激增、延燒等字眼,隱喻在這種時候似乎是不必要的了。在《瘟疫》中讓書寫者有所共鳴的角色,或許是公務員葛朗。葛朗是為文字所苦的寫作者,讓人懷疑他是否就是敘述者。在疫情期間,葛朗因投入防疫而停止了創作,歷經瘟疫後,才又重新當起一個書寫者。「這次我刪掉了所有的形容詞」,他說。值此時刻,我也盡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評述。

  歷史中的疫病敘事
  二〇一五年以希伯來文出版的《人類大命運》,在歐美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後,二〇一七年在台灣也引發不少討論。這本書從〈啟示錄〉的四騎士開始,講述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作者哈拉瑞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有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了」。《人類大命運》以四騎士消退為前提展開論述,重新思考人類世、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

  不久後的二〇一九年,出現在武漢的病毒才正要引起一場大流行。這意味著《人類大命運》前提失效,我們應該否定他所展開的論述嗎?姑且不論對未來的預測如何,哈拉瑞對歷史和敘事之間的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卡繆的《瘟疫》在文學史中的特出之處。

  回顧人類和疫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瘟疫的描繪產生了轉變。《瘟疫》(La Peste)在中國或台灣的某些版本譯為鼠疫,Peste一詞兼具鼠疫、瘟疫的意思。這種桿菌在中世紀造成大量傷亡,不過當時人類不知有細菌,更別說病毒了。這個疫病被認為和空氣、神明或惡魔有關,在繪畫中被擬人成拿著鐮刀的死神。這個時期,醫學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人們卻發現了隔離的效用,這項措施至今仍然十分好用。

  在如此理解的架構下,瘟疫被認為是無差別的,無論是什麼信仰、身分的人,瘟疫都有可能找上門。然而,隨著醫學知識的累積,西方世界的人們不再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科技再加上人類社會中原本就有的階級,讓瘟疫變得並非無差別的了。現今一些文本或評論斷言式的宣稱瘟疫是平等的,看起來是一廂情願的。卡繆在《瘟疫》中提到城中和貧民區的死亡率差別,而二〇二一年的武漢肺炎從萬華蔓延開來,同樣也是城市的邊陲。

  直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鼠疫仍維持著它的威力。南台灣的「大湖」在日治初期仍稱為「大湖街」,但因為發生鼠疫和後續的人口遷移,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被取消「街」的資格。卡繆的《瘟疫》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場景設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城市,彼時的人類經歷了西班牙流感 、兩次的世界大戰,微生物學早已透過顯微鏡進入人的視野,疫苗技術也發展到可大規模施用了。在《瘟疫》中,不只有隔離措施,也出現了血清、疫苗這兩項技術物。不過,書中寫到由於工業生產的限制,不可能為大眾普遍施打疫苗,預防注射僅在防疫工作隊員身上使用。我們無法憑藉小說中的敘事,而認為是血清結束了這場鼠疫。相反的,《瘟疫》的敘事方式是無法用簡化的因果推論來詮釋的。不過,隔離、血清、公共衛生系統這些技術物是《大疫年紀事》的時代所沒有或未臻完備的,在《瘟疫》中成為人們「工作」的一部分。
  
  回到字面上的第一層意義
  武漢肺炎爆發之際,《瘟疫》在歐美重登排行榜,不只在文學社群中討論增加,醫師們也在學術期刊上分享閱讀心得。這次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從前大不相同,大家暫時放下隱喻,以書中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反應,來對照現下疫病帶來的種種改變。

  儘管醫學、科技等條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人類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似乎相去不遠,這使得《瘟疫》當今閱讀起來有如預言。「瘟疫」這個詞彙不單指鼠疫,也包含了引起人類相似反應的其他疾病,例如愛滋、SARS。醫學史家Charles Rosenberg 從《瘟疫》中歸結出大流行時人類社會的三幕劇。先是緩慢察覺及接受疫病,接著開始尋求解釋、處理混亂,最後則是與大眾協商。流行病一方面凸顯潛在的社會結構和問題,一方面逼迫人們選擇哪些是真正在乎的事。

  在哪裡閱讀《瘟疫》影響著詮釋。美國醫師從中讀出政府的延遲反應如何影響疫情,如同書中人們起先對死老鼠的不在意。美國內部的種族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不過,卻也有醫師認為中國的積極作為可能減緩了這場大爆發。這讓我再次確認了一項事實:這是頂級的醫學期刊,而非優良的政治評論雜誌 。

  那麼,我們能在《瘟疫》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之道嗎?「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這是李厄在說服藍柏加入工作時,脫口而出的金句。或許讀者們和藍柏一樣,會想問正直是什麼?在此,法文原文為honnêteté,英譯為decency,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在書中,李厄的回答是「做好工作本分」。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應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版電影海報中,廣告語為「真實(日本)對虛構(哥吉拉)」,精準而耐人尋味。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 。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我們能看見《瘟疫》中每個角色的情感和經驗,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即使看起來最接近主角的李厄,也透露了他的迷惘。這樣的文本讓我們能和當下的敘事方式做比較,無論是對個人的過度吹捧,又或者極力貶低,相形之下顯得沒有說服力。

  隨著小說推進,會發現當中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看似宗教狂熱到荒誕地步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在疫期加入了防疫工作。罪犯寇達深知人們在封城期間的欲望仍存在著,他和聖人般的塔盧在夜晚一起出去浪溜嗹,還邀請他觀賞歌劇。

  正視人的各種面向,擔下責任,或許這就是《瘟疫》作為整體,給我們的對抗方法了。

  那些像瘟疫的事物
  雖然《瘟疫》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占了不少篇幅,敘事者卻點出沒有人真正相信上帝,卡繆可說是將宗教的神聖性從中剷除了。即便如此,我們應該都能同意《瘟疫》帶給我們的並非全然的虛無,存在本身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困境 。或許你可以將努力視為徒然,反正瘟疫會再來。但積極意義的詮釋是行得通,甚至更為有效,《瘟疫》鼓吹每個人的參與。若要用單一詞彙來簡略指稱,可以用「人本主義」來概括這背後的思想系統,卡繆在小說中也對人本主義者自嘲了一番 。

  不過,無論是《瘟疫》在法國出版時的一九四〇年代末,又或者是剛被引進台灣的一九六〇年代,文學評論家大都不是這麼直接的讀這本書,而是在書中尋找像瘟疫的事物。其中一種普遍的詮釋,將《瘟疫》視作對納粹占領時期法國的託寓(allegory)。

  小說全書圍繞著瘟疫進行,單就文本來說,我們可能很難找到相關的線索。卡繆卻留下了可以擴大解釋的裝置,那便是引自《大疫年紀事》的卷首語:「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將出版的時空背景納入考量,以瘟疫來比擬納粹的託寓便顯得合理,出版前不久,法國維琪政權才在一九四四年垮台。

  早期的台灣讀者可能比較熟悉志文版本的《瘟疫》,彼時的情形可說是一個卡繆各自表述。《文星》雜誌以他作為封面,試圖在反共官方立場下偷渡「反極權」。擁護官方的作家時而貶低卡繆或存在主義的反抗精神,時而聯想到民族偉大救星。在志文版本的譯序中,周行之說得保留,葉石濤的〈卡繆論〉 倒是直接了一些。葉石濤讀的《鼠疫》中,李厄被翻譯做相當本土的「劉醫師」,他認為《鼠疫》「在各方面和實際的政治和歷史有關聯。卡繆主張參加的文學,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需要參加於歷史和社會動態之中,消滅暴力和不正」。文末,葉石濤甚至寫道卡繆「反對專制政治的獨斷和壓迫,尊重民主主義的公開討論和人性的尊嚴」。

  其時的專制政治指的是什麼呢?可以是中國共產黨,也可以是蔣介石。有趣的是,冷戰時期的反共標語「同島一命」,如今變成對抗瘟疫的團結喊話 。若我們採用這種方式來閱讀的話,當今最大的專制體制又在哪裡呢?

  作為小說的《瘟疫》
  人類對小說的標準隨時間改變,閱讀這本半世紀多之前的小說,我不得不承認有時會㧎㧎(khê-khê)。書中有些對話接近獨白,人物突然滔滔說起自己的故事。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可能有些不自然,又或者人的說話方式因地域時代而有所不同。不過,卡繆藉由這些獨白,再加上日記、筆記,讓我們得以看見這些人物的自身探尋、在瘟疫肆虐時的情感,以及對處境的思考。

  以小說技術來說,這名外表具有魅力的寫作者 讓我感到驚訝。他在三十出頭便對人類社會有如此透徹的了解,能和我們當今的狀況對照。儘管這是一個無法不嚴肅的作品,他也在裡頭埋藏了一些趣味,使用前作《異鄉人》的細節。而在疫情處於尖峰的緊繃時刻,李厄和塔盧打破了嚴格的防疫新生活,兩人在月光下裸泳。這個段落的意義,直到看完全書後才會浮現。

  李厄、塔盧和藍柏相聚喝酒的段落讓我印象尤其深刻 。在這個段落裡,卡繆呈現了封城時期的枯燥、煩悶。藍柏原本想方設法要離開奧蘭市,透過足球員貢札列斯安排,希望突破封城回到巴黎。但因為封鎖範圍越來越大,計畫屢屢失敗,使他心情煩悶。

  李厄劈頭就說,幫藍柏安排偷渡的那些人不會赴約。對一個遭受挫折的人來說似乎不太體貼。塔盧則試圖安慰藍柏,不要把發生一次的視為定律嘛!  

  藍柏卻回應,不,你們還沒明白,瘟疫的定律就是會一直重來。他一面說,一面用留聲機播放藍調名曲〈聖詹姆斯醫院〉(St. James Infirmary)。這首歌起源不明,有不同版本的歌詞,但都描述著心愛的人死去。在美國南方的爵士喪禮中,〈聖詹姆斯醫院〉是演奏的曲目之一。這首歌在小說前些段落的酒吧裡也曾出現過。接下來,請讓我直接引用書中的段落。

  唱片放到一半的時候,遠處響起兩道槍聲。

  「不是狗就是有人逃跑。」塔盧說。

  過了一會兒,唱片放完了,一輛救護車的笛聲愈來愈清晰、大聲,從旅館房間窗戶下經過,聲音又漸漸變小,終至消失。

  「這張唱片挺感傷,」藍柏說:「今天我已經聽了十遍了。」

  「您這麼喜歡?」

  「不是,是因為我只有這一張。」

  藍柏提醒了他們一項薛西弗斯式的事實,瘟疫似乎永無盡頭。在這樣的時刻,三個人無言相對,音樂和窗外的聲響顯得格外清晰。音樂停止後,藍柏重啟對話,將音樂的重複和瘟疫連結在一起。無論李厄、塔盧或是藍柏,他們都即將要面臨最艱難的時刻。

  在接下來的段落,卡繆描述大量死亡的情景。過多死亡帶來的麻木,以及為了避免疾病傳播,人們放棄追思儀式,只能有效率的進行掩埋。藍柏在前些段落播放的〈聖詹姆斯醫院〉,像是給死者們的輓歌,替無名者演奏的Sí-soo-mih(西索米)。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
 
洪明道(作家)

譯者後記

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這本《瘟疫》中文譯本於二○二一年中問世,距離卡繆原著出版的一九四七年,之間相隔了七十多年,相似的場景,同樣的恐懼,只不過這一次,封閉的不僅僅是一座奧蘭城,而是整個世界。

  七十多年來研究《瘟疫》的評論者,經常提到這是本寓言式的小說,因為的確鼠疫幾乎絕跡,期間在亞洲肆虐的SARS和在非洲蔓延的伊波拉病毒儘管引起恐慌與傷亡,終究局限在某些地域,卡繆筆下的小小奧蘭城,可以被視為一個縮影、一則寓言。然而,二○二○年開始擴散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將這本小說的寓言變成了寫實,虛構變成了事實。李厄醫生就在你我身邊,記錄著我們周遭發生的疫情與疫情威脅下的人性。面對這場當代最大、最全面的人類衛生慘劇,《瘟疫》成了我們所有人的紀事。

  《瘟疫》這本小說屬於卡繆的反抗系列創作(小說《瘟疫》、劇本《正義者》、哲學論述《反抗者》),主旨自然是描繪闡釋反抗的內涵與過程。因鼠疫封城的奧蘭市裡,有彼此戒備的恐懼小市民,有想盡辦法要逃出城的投機分子,有趁機發災難財的守衛或商人,有遲遲不肯正視問題的當局和某些醫師專家,這都是人性;但是卡繆看到的更是傾力救人的李厄醫生、自己兒子染疫但堅持一切按照規矩來的法官奧東、埋首研究血清的老醫生卡斯鐵、擔任卑微但不可或缺的疫情統計工作的小職員葛朗、途經奧蘭但被迫留下的記者藍柏……每個人都盡一己之力抵抗疫情,集合眾人之力反抗病菌,這,也都是人性。經由《瘟疫》,卡繆由「荒謬」提升到了「團結」,由「個人掙扎」到了「集體命運」,由「追求小我」到了「完成大我」,再次展現了他如此心愛、樂觀、韌性的「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有關「南方思想」請見《反抗者》)。

  關於《瘟疫》這本書,七十多年來全世界專家學者的評論分析不知凡幾,我有幸作為它的中文翻譯者,只想分享一下翻譯期間的一些心得感想:

  二○二○年翻譯這本書的期間,正值歐洲疫情爆發,歷經巴黎連續三次封城,從春天封到冬天,國內城與城之間斷絕通路,國與國之間封鎖邊境,往來世界另一個洲更是不可能。每天的生活變得簡單而枯燥,出門要填一張外出事由單,不能超過X時間,不能離開家超過X距離,人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都被迫產生改變(真的不再需要時鐘、計算時差,像小說中的老人用兩鍋豆子算吃飯時間綽綽有餘)。這段時間內,每天在書房裡與《瘟疫》相對,翻譯到「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這一句,心中一震。的確,下個月去義大利的旅遊計畫早已安排好、幾場展覽表演票早已訂好、暑假回台灣的機位早已買好……人如此自以為是地托大,以為可以預先安排、訂定計畫,以為可以掌握現在籌畫未來,殊不知小小一個病毒就全盤打亂推翻,真令人難以置信!

  疫情蔓延,居民的恐慌、物資的短缺、醫療的崩壞慢慢展開,卡繆描述的情況一一實現在現實世界裡。書中的小人物栩栩如生,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生命故事,各自的考量,卻自願集合在李厄醫生身旁,貢獻微小之力共同抗疫,每個人守住工作本分,無關造神,也絲毫沒有英雄主義色彩,這就驗證李厄鉅力萬鈞的那句話:「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面對死亡,儘管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但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運,是集體的課題。而這集體的反抗、相知、互助,才是人性感人之處。封城期間,每晚八點鐘巴黎市民打開窗戶,為醫療人員的辛勞和勇氣拍手鼓掌,我每天準時在窗戶前拍手,聽著一整條街掌聲回音轟轟,心裡也想到李厄、葛朗、藍柏、寇達……

  在每天公布的染疫和死亡人數冷冰冰的數字下,扣人心弦的其實是許多怵目驚心的影像。在翻譯《瘟疫》中諸多段落:舞台上扮演瀕死情境的主角真的疫病發作死在台上,觀眾爭先恐後奔逃出劇院。夜裡一列列奇怪的無人電車,載著棺材沿著海邊峭壁駛向火葬場。足球場改建的隔離營區……眼前走馬燈浮現電視新聞畫面傳播的周遭世界真實發生的影像:空無一人如死城的巴黎市區、紐約中央公園搭起的臨時醫療帳篷、因染疫漂流海上的豪華郵輪、中國武漢上千張病床的方艙醫院、巴西聖保羅緊急挖掘的幾千個墓穴、印度燒屍體的熊熊火堆……虛構成真,感今懷昔,只覺得進入一個黑洞,一陣昏眩,直到翻譯到李厄這句話時方才看到曙光:「李厄醫生決定撰寫這篇在此到達尾聲的紀事,為了不當一個沉默者,為了替這些瘟疫患者做見證,為了至少讓他們遭受到的不公和暴力留下一個回憶註記,也單純為了告訴人們在這場災難中學到的東西:那就是,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比應受蔑視的多。」

  二○二一年七月中文譯本在台灣上市時,世界各地連同台灣都還疫情險峻,因此這本書不僅是寓言與寫實,更應是警惕與檢討。誠如書中一句:「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我們沒有絕望的權利,更沒有習慣於絕望的本錢,而應時時刻刻保持卡繆《反抗者》的中心思想,那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我雖然只是一個譯者,一個語言的橋梁,但衷心希望看不懂法文但能藉由我的翻譯看到卡繆這本書的人,能感受到他傳達的力量。身在亞熱帶的台灣讀者能領略他的「南方思想」,面對疫情團結一心無所畏懼,緬懷逝者關懷傷者,並繼續對生命充滿希望。
 
嚴慧瑩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0777093
  • 規格:普通級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檔案格式:EPUB流動版型
  • 建議閱讀裝置:手機、平板
  • TTS語音朗讀功能:無
  • 檔案大小:0.9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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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涉及個人衛生,並經消費者拆封之商品,如:內衣褲、刮鬍刀…等。
7.藝文展覽票券、藝文表演票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