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行為，無不可對人言耳。」

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年才成為宰相；
他，受封最高級諡號「文正」，北宋僅3人獲此殊榮；
他，同時也是與司馬遷並列的大史學家──

他是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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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與王安石
司馬光曾說：「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意思是說，假如自己及得上王安石的十分之一二，臣在受到任命的當時，就會立即接受。可見，司馬光對當時的王安石是何等推重。

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的政見分歧，司馬光與王安石可能會當一輩子的好朋友。

但也有例外，蘇軾的父親蘇洵，早已對王安石表示懷疑，說：　
「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內翰何為與之遊乎？」

我們無法設想司馬光當時的反應。蘇洵老先生的判斷，是否使他感到震驚？是否會因此想到彼此日後的反目？

曠世巨著《資治通鑑》
如果說英宗還有可稱道的地方，就是《資治通鑑》這部大書的編纂。此前，司馬光在〈進通志表〉中說：

「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

從司馬光的奏章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編這樣一部書的目的，實際上很明確，就是要為帝王編一部教科書。至於編輯方法以及體例，都有相當成熟的設計，又因為工作量太大，申請了兩個助手，皇帝很快答應。我們今天不得不說，要不是英宗，我們不可能讀到《資治通鑑》。

作者介紹

李金山，哲學系出身，現為傳記文學學會理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作品包括文學評論、散文、小說、傳記等，散見於各大報刊，著有《李鴻章：裱糊匠的慷慨與悲涼》、《重說司馬光》、《禹都滄桑》等。

第一章早年經歷
　砸缸救人
　父子多年

第二章　初仕、守孝
　華、蘇判官
　夏縣守孝

第三章　重返仕途
　滑州判官
　回到京城
　身為禮官

第四章　追隨恩師
　鄆州判官
　并州通判

第五章　東京夢華（上）
　求去虢州
　四個好友
　蘇轍試卷
　婦人裸戲
　談論財政
　再論繼嗣
　上疏帝后
　談論民兵
　談論國防
　成立書局

第六章　東京夢華（下）
　堅辭翰林
　押班問題
　農民可憐
　誘降多患
　皇帝作序
　謀殺案件
　不要賞賜
　邇英辯論
　堅辭樞副
　私信安石
　讓我離開

第七章　任職西安
　知永興軍

第八章　洛陽歲月
　退隱洛陽
　獨樂園主
　耆英雅集
　職業著書

第九章風範宰輔
　門下侍郎
　請開言路
　廢保甲法
　入為宰相
　廢免役法
　廢青苗法
　鞠躬盡瘁

參考文獻
　附錄一　司馬光年表
　附錄二　司馬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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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論
「文正公」司馬光：史學大師，百官楷模

　　後世通常尊稱司馬光為「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這是他去世後朝廷的封贈，「太師」是官職，「溫國公」是爵位，「文正」則是諡號。
　　諡號是來自官方的總評價，宋人費袞在他的作品《梁溪漫志》裡說：

　　「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之，而朝論迄不可。

　　意思是說，「文正」是文官諡號的最高級，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中，得到這個諡號的只有三位：司馬光、王曾和范仲淹。李昉、王旦本來的諡號是「文貞」，因為宋仁宗名趙禎，為避諱才改稱「文正」。夏文莊指夏竦，是宋仁宗的老師，宋仁宗要給他文正諡號，結果輿論反對，只好作罷。北宋的文正公只有三位，而北宋的宰相有七十二人，副宰相有兩百三十八人，加起來三百一十人！真的是百裡挑一。「文正」中的「文」主要指文化修養，意指學術成就高，或者文學造詣深。
　　歷史上素有「史界兩司馬」的說法，說的是中國史上最偉大的兩位史學家，一位是司馬遷，他的《史記》被魯迅讚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另一位就是司馬光，他主持編修的《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通鑑體編年通史，今天我們關於歷朝興衰治亂的許多知識與見解，都是拜司馬光之賜。
　　《資治通鑑》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是寫給帝王的歷史教科書，也被後來的史學家譽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空前傑作。宋末元初學者胡三省評價說：「《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學者王鳴盛這樣評價《資治通鑑》：「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清代的文正公曾國藩則評價：「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僅憑一部《資治通鑑》，司馬光就配得上「文」這個諡號。
　　然而，司馬光還不僅僅是史學家。據蘇軾所作〈行狀〉，計有《文集》八十卷（指《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前十五卷是詩歌）、《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一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補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
　　司馬光的治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學問要實用。蘇軾所作〈行狀〉中說：「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這一點我們從《資治通鑑》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花了十九年時間編纂這樣一部書，就是為治國理政提供借鑑。
　　前文說過，司馬光的諡號是「文正」，這是文官諡號的最高等級。其中的「正」，主要指輿論評價，意思是說本人恪盡職守、眾人交口稱讚。換句話說，「正」指的就是官員的好口碑。
　　司馬光任門下侍郎即副宰相，是在元豐八年（西元一〇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據史書記載，從出任門下侍郎算起，到元祐元年（西元一〇八六年）九月初一日去世，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但患病就占去了一半。司馬光決心要以身殉社稷，親自處理政務，不捨晝夜，賓客見他身體弱，就勸他說：「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司馬光卻說：「死生，命也。」
　　那麼，輿論評價怎麼樣呢？史書上說，司馬光去世的消息傳開，京師汴梁的老百姓紛紛停下手中的工作，趕去弔唁；甚至有人為購買祭品而賣掉自己的隨身衣物。司馬光的靈柩回夏縣安葬，哭送的人成千上萬，就連封州（治今廣東省封開縣東南）的父老，也不遠千里相繼前來祭奠。
　　朝廷派去護送靈柩的官員回奏說，老百姓哭得非常傷心，就像哀悼他們自己的親人一樣；全國各地趕去送葬的有好幾萬人。京師的老百姓把他的畫像刻版、印刷，家家都要請一幅，吃飯之前必先禱告；各地也紛紛託人前來京師求購，還有畫工因此致富。老百姓表達好感就是這樣直接，這就是司馬光在當時的輿論評價。
　　蘇軾曾談到司馬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的原因，概括為兩個字：「誠」和「一」。「誠」就是信，說一不二；「一」就是同，表裡如一。蘇軾又轉述司馬光的話：「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意思是說我沒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作所為，沒有不能對人說的──這就是司馬光的過人之處。
　　史官認為：《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而司馬光真的做到了。微小到肉眼不可見了，只有一個「誠」；即便在陰暗無人的地方，也要光明磊落，這就是「一」。「誠」和「一」表現在為官上，就是恪盡職守。
　　朱熹對於學者兼政治家的司馬光，評價說：「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智、仁、勇，又稱「三達德」，是儒家認為君子必須具備的三種德性。司馬光研究學問與治國理政相輔相成；換句話說，就是名副其實的「文正」。